农民对冲突倾向邻里的感知——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研究

《Land Use Policy》:Farmers’ perceptions of conflict-prone neighborhoods – Insights from a choice experiment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2日 来源:Land Use Policy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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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对冲突倾向邻里的感知——来自一项离散选择实验(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 DCE)的洞察。住宅区和商业活动被视为最具冲突诱发性的邻里类型;农业区域通常得到更积极的评价;大规模邻近活动与更高的感知冲突可能性相关;农民的感知因农场规

  
农民对冲突倾向邻里的感知——来自一项离散选择实验(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 DCE)的洞察。住宅区和商业活动被视为最具冲突诱发性的邻里类型;农业区域通常得到更积极的评价;大规模邻近活动与更高的感知冲突可能性相关;农民的感知因农场规模、畜禽养殖和农场位置而变化;对住宅和商业邻居的负面感知在高度城市化地区更为强烈。
本研究聚焦于城市化与农村多功能转型背景下日益频繁的土地利用冲突问题,旨在从农民视角识别其认为最具冲突诱发潜力的邻里土地利用类型。研究人员在波兰Warmińsko-Mazurskie省(NUTS2)开展了一项基于离散选择实验(DCE)的陈述性偏好调查,样本为14个不同城市化水平市镇中的960个农场,共获得9600个选择观测值。研究发现,住宅区和商业活动被视为最冲突的邻居,而农业区域普遍获得更正面评价;邻里活动的规模/强度是比活动类型更关键的冲突决定因素。农民的感知因农场规模、畜禽养殖、农场位置(所在市镇城市化水平及是否位于自然保护区域)而异。研究强调了空间规划中划分农业与非农业用途边界、管控非农活动规模的重要性,并提出缓冲带、教育措施和基础设施投资等政策建议。

**研究背景与问题**:近年研究表明,城市扩张和农村多功能转型导致土地利用冲突频发,非农活动不断挤压农业空间。已有文献多集中于已实际发生的冲突,而较少关注潜在冲突,但识别潜在冲突有助于前瞻性预防和更有效的土地管理。空间数据虽能刻画冲突热点,却难以反映利益相关者在特定社会经济空间情境中的感知与预期;定性案例研究虽有深度,但缺乏可推广性。作为农村土地利用的关键塑造者,农民对邻里土地用途的偏好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因此,本研究采用DCE方法,系统量化农民对潜在冲突邻里的偏好,回答两个研究问题:何种邻里类型被农民视为最易引发冲突;这些偏好如何随农场特征(位置、规模、类型)及邻近自然保护区域的情况而变化。

**研究人员开展的研究与结论**:研究基于邻里、邻近性(proximity)和分区(zoning)等概念,设计了包含四个属性的DCE:邻里土地用途类型(农业、商业、住宅、自然)、规模/强度(小中大)、邻居位置(农场旁/田旁)以及支付(0/100/400 PLN/ha/年)。实验采用D-efficient分数设计,无“不选择”选项,以模拟现实规划中必须存在某种邻里的情境。数据通过计算机辅助个人访谈(CAPI)收集,并采用带抽样权重的二元logit模型估计平均边际效应(AME)。结果显示,住宅邻居使冲突概率平均增加27个百分点(pp),商业活动增加12pp,而大规模活动增加36pp,说明规模是最重要的冲突驱动因素。分样本分析显示,高城市化市镇中的农民对住宅邻居的负面感知更强(42pp vs. 低城市化地区的16pp);自然保护区域在低城市化地区被正面看待(降低9pp),但在高城市化地区反而增加8pp。小规模(<10 ha)和中规模(10-50 ha)农场对大规模活动更为敏感(36pp和40pp),大型农场(>50 ha)则对商业活动(23pp)和自然保护区域(9pp)持有更负面看法。畜禽养殖农场尤其反感住宅邻居(39pp,无畜禽农场为24pp),但对自然保护区域持正面态度(-5pp)。这些结果表明,农民感知的冲突潜力不仅取决于土地利用类型,还取决于活动强度、相对位置及农场自身特征。

**关键方法与技术**:样本来自波兰Warmińsko-Mazurskie省,该省平均农场面积23.88 ha,约56%面积受到环境保护(包括Natura 2000)。研究人员先按城市化水平(低、中、高)分层选出14个市镇,再随机抽取960个农场。调查采用CAPI方法,每位受访者完成10个选择集。实验设计使用坐标交换算法(coordinate exchange algorithm, CEA)生成D-efficient选择集,属性包括类型、规模/强度、位置和支付。计量分析采用带调查权重的二元logit模型,并计算平均边际效应(AME)以跨子样本比较,同时以多项logit(MNL)模型作为稳健性检验。

**研究结果**:

**4.1 最差邻里的决定因素(Determinants of the worst neighborhood)**:全样本模型显示,住宅和商业活动显著提高邻里被选为“最差”的概率,而农业为参考类别;自然保护活动与农业无显著差异。规模/强度的影响最大,大规模活动使概率增加近36pp,中规模增加10pp。邻居位于田旁(而非农舍旁)会增加2.3pp的冲突概率;支付水平虽有统计显著影响,但效应很小(-0.0002pp/PLN),表明经济补偿仅能部分缓解感知冲突。

**4.2 农场位置和特征对最差邻里选择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farm lo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n the choice of the worst neighborhood)**:
- **4.2.1 最差邻里与农场位置(Worst neighborhood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farm)**:高城市化市镇的农民对住宅邻居的负面感知(42pp)远强于低城市化地区(16pp)。低城市化地区自然保护区域被视为正面(-9pp),而高城市化地区则为负面(8pp)。中等城市化(城乡结合)地区对大规模活动的负面感知最强(43pp),表明转型区域土地利用竞争尤为激烈。对于拥有自然保护地内农田的农场,自然邻居降低5pp冲突概率,而其他农场无显著效应;保护区农场对大规模活动更敏感(40pp vs. 35pp)。
- **4.2.2 最差邻里与农场特征(Worst neighborhood and farm characteristics)**:小(<10 ha)和中(10–50 ha)型农场对大规模活动更敏感(36pp和40pp),大型农场(>50 ha)为21pp。商业活动对大型农场负面效应更强(23pp vs. 中小型9–13pp),自然保护区域也仅在大农场中呈负面(9pp)。畜禽养殖农场对住宅邻居的负面感知(39pp)显著高于无畜禽农场(24pp),且对自然邻居持正面态度(-5pp),可能反映养殖场对居民投诉的担忧。

**总结讨论与结论**:讨论部分指出,负面感知是潜在冲突的关键触发因素,尤其当非农活动规模较大且出现在高城市化或城乡结合地带时。研究结果呼应了“邻近冲突”和“邻避效应(NIMBY)”等概念,并强调单纯依靠分区法规不足以缓解紧张,需将缓冲带要求与非农用途的实际规模挂钩。研究还提到,波兰缺乏专门的气味法规,可能增强畜牧农场主对周围居民投诉的担忧。政策上,短期内应强化空间规划实施、更新地方规划(MPZP)并完善缓冲带;中期可通过面向非农居民的农业教育、社区调解措施增进相互理解;长期需投资于农场专用道路、噪声/气味屏障等基础设施,以减少城乡交界处的摩擦。研究结论部分可翻译为:**住宅区和商业用地通常被视为最易引发冲突的邻居,而农业区域获得更为正面的评价。邻近性,尤其是邻里活动的大规模,与邻居被感知为冲突诱发者的概率更高相关,且无论具体邻居类型如何。对住宅和商业邻居特别负面的感知,指向了城市化及近郊化压力带来的持续紧张,尤其是在高度城市化的市镇中。农场规模、畜禽生产等特征以及位置特定属性,对于塑造农民对其周边邻里环境的感知至关重要。住宅邻居尤其被小规模农民、畜禽养殖农民以及高度城市化市镇的农民视为问题。自然保护区域的评估也在各子群体间存在差异:在高度城市化市镇和大型农场中,这些区域被看待得较为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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