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ldren & Society》:Migrant Motherhood and Child Protection: The Ecuador–Genoa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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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母职常常伴随着双重污名,无论是在原籍国还是在移民接收国,迁移母亲往往被关联为未能充分履行养育职责。本文以意大利热那亚的拉丁裔迁移案例为研究对象,结合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动态与社会人口学因素对这一现象进行考察。在儿童保护服务体系中,对父母养育能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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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母职常常伴随着双重污名,无论是在原籍国还是在移民接收国,迁移母亲往往被关联为未能充分履行养育职责。本文以意大利热那亚的拉丁裔迁移案例为研究对象,结合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动态与社会人口学因素对这一现象进行考察。在儿童保护服务体系中,对父母养育能力不足的感知通常被归因于文化因素,而主流的“良好养育”模式则根植于当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这类群体拥有充裕的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而这些资本对于处于从属社会阶层的父母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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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意大利热那亚市出现了大量来自厄瓜多尔和秘鲁的女性移民,这一现象主要源于当地对家政与照护劳动力(domestic and care labour)的持续需求。这些迁移女性大多作为迁移链条的先锋独自抵达,随后才启动家庭团聚程序,将在原籍国“留守”(left behind)的子女接至意大利。这一迁移模式深刻反映了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对家庭组织形态的塑造作用,即家庭最初以跨国分离的方式运作,随后通过团聚实现重组。
既有文献表明,迁移母亲在原籍国和接收国均面临污名化:在原籍国,她们因“离开”子女而被指责为失职;在接收国,她们又被视为未能充分满足子女教育需求的不称职母亲。这种双重污名(double stigmatisation)的根源在于,当代西方社会主流的“密集型母职”(intensive motherhood)模式所设定的养育标准,与当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紧密关联,而这些标准对于处于从属社会阶层的迁移父母而言几乎无法企及。更为关键的是,儿童保护体系在解释儿童困境时往往忽视贫困与不平等等结构性因素,转而强调父母尤其是母亲的个人缺陷与责任,从而使“保护”逐渐演变为“使儿童免受其父母伤害”。
本研究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以厄瓜多尔—热那亚迁移案例为切入点,探讨儿童保护服务中针对迁移母亲的话语建构,揭示结构性不平等如何通过制度性话语被再生产。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于2020年至2022年间在热那亚地区开展了一项质性研究,旨在考察儿童保护体系内关于外来父母养育行为的话语建构。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策略(snowball sampling strategy)招募了20名在日托或寄宿式教育机构中工作的教育工作者作为访谈对象,其中男性8名、女性12名,年龄分布为:40–50岁9人、30–40岁8人、20–30岁3人。由于研究期间正值新冠疫情防控期,访谈均以远程方式进行。此外,研究还纳入了15份涉及外来家庭未成年人保护诉讼的法院卷宗进行文本分析。
在方法论层面,研究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作为核心分析框架,主要借鉴了Foucault和Van Dijk的理论贡献。该视角将语言视为建构现实的实践行为,认为话语不仅组织经验,更是排除其他意义解释方式的有力工具,从而揭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内在关联。
三、研究结果
3.1 家庭碎片化与结构性困境的呈现
访谈资料显示,教育工作者普遍将拉丁裔家庭描述为碎片化的单亲结构,母亲是唯一照料者,家庭网络匮乏且缺乏支持。叙述中频繁提及父母面临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和苛刻的工作条件,这些因素显著压缩了可用于照料子女的时间和精力。受访者描述了疲劳、挫折和长期不在家等状态对子女教育需求满足的负面影响,包括无法辅导作业、无法建立规律作息等。
3.2 结构性因素的背景化与个人化归因
尽管教育工作者的叙述明确记录了不利条件的存在,包括对移民身份的直接提及,但这些因素并未被解释为影响养育行为的因果性结构变量。相反,失败和困难被解读为个人能力不足的征兆,即父母缺乏有效协调子女照护与教育需求的能力。研究指出,这种表面矛盾揭示了一个重要面向:社会与物质条件虽被看见,却未被纳入影响养育方式的解释框架。
3.3 “技能”话语与道德评判
访谈中频繁出现的“技能”(skills)范畴表面上指向“知道如何”为人父母,但研究分析表明,其背后的重点实为“愿意去做”。这种话语转向将讨论引入道德层面,通过引入“努力”主题,将养育行为建构为一种需要意志力支撑的家庭导向心态。受访者将某些母亲描述为“缺乏组织能力”“优先考虑自身便利”,甚至将其解读为“自私”和“自恋”倾向的体现。例如,有受访者指出“这些父母无法承担任何涉及生活努力的责任”,另有受访者认为“她们优先考虑的是自私,家庭观念缺失”。
3.4 “文化遗弃”的本质化建构
部分受访者将拉丁裔母亲描述为存在“遗弃文化”,认为她们在文化上倾向于情感分离,并以工作作为“社会托词”。研究指出,这种表述将一种因迁移这一偶然事件而被迫采取的策略本质化了。事实上,在本研究案例中,儿童并非被“遗弃”或托付他人照料,而是依据《意大利民法典》第330–333条被少年法庭裁定中止或限制父母责任,这在法律上不同于正式的遗弃宣告。研究进一步揭示,这种本质化建构与西方中产阶级核心家庭模式及以欧裔美国文化为基础的依恋观念密切相关,后者强调母子二元关系的中心性。
3.5 母职的神话化与去语境化
访谈资料显示,教育工作者的话语中存在将母职神话化的倾向,将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凝固在一种“内在性”和“动物性”的层面,认为文化结构可能“窒息”这种本能的母性。有受访者表示:“母亲给出的答案也应该是普遍的……是否存在一种强大的文化基底足以窒息本能的、母性的、近乎动物性的层面,我无法断言。”研究指出,这种话语将母职建构为一种超越历史与社会条件的抽象实体,剥离了物质约束、复杂性与过程性维度。
3.6 反思性视角的浮现
研究也发现部分受访者展现出更具反思性的视角,承认专业文化本身存在缺陷。这些受访者承认自身在编码、理解和监测过于简单化、线性化和刻板化的分析范畴方面存在困难。有受访者指出:“当外来家庭问题更复杂时,相互理解就变得更加困难。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在谈论同一件事,因为有时我们并不理解对方,只是假设我们共享相同的理解。”研究区分了两种应对策略:一种主张获取更多关于不同文化的知识,但这一路径本身暗含了本质主义的差异观;另一种则承认相互理解存在鸿沟并暂停判断,后者蕴含了质疑习以为常之事的启发式潜力。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论指出,厄瓜多尔女性在热那亚的养育方式既非自然的也非文化的,而是跨国家庭组织模式(transnational family organisational model)的组成部分,该模式回应了地方与全球层面多重经济与社会因素的要求。
研究识别出支撑教育工作者认知与解释过程的两大关键要素。第一,教育工作者界定“好母亲”的模型实质上指向一种原型而非真实个体,其核心特征涉及牺牲精神以及将子女需求置于一切价值之上的本能自然倾向。这种“好母亲”形象具有近乎神话的色彩,将亲子关系封闭在一种脱离时间、历史、事件与语境的完美和谐状态中。研究援引“母性之爱”修辞的相关论述,指出这一意识形态以不可避免、本能且自然的状态呈现,实则履行着社会控制的功能,调节着劳动力市场准入、公共空间参与及个人满足感的获取。
第二,研究者揭示了话语框架中系统性地抹除了行动者所处的条件。大量关于移民与工作关系的文献表明,女性工作状况以从属性整合模式为特征,且涉及性别、阶级、族裔等多重劣势轴线的交叉。家政工作在工作—家庭协调方面面临特殊挑战,并带来额外的心理与组织负担。然而在本案例中,这些结构性条件在儿童保护话语中遭到忽视,导致迁移母职的特殊性被置于与这些女性生活现实基本无关的评价范畴中进行分析。
最终,研究强调,儿童保护领域中的养育话语基于一套社会建构的假设与范畴,这些假设被当作自然规范强加于现实之上。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视角解构这一“自然”模型,有助于揭示其如何再生产而非挑战现存的不平等。正如研究者所引述的:“文化霸权同样通过定义主导文化群体能够成功满足的期望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