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健中的赋权再思考:一种动态连续体

《Nursing Inquiry》:Rethinking Empowerment in Healthcare: A Dynamic Continuum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2日 来源:Nursing Inquiry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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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权(Empowerment)在医疗保健文献、政策与实践中被广泛使用,但其含义常常不一致,并日益被界定为与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责任和依从性相关联的个体结局。然而,此类界定存在将赋权过度简化、并强化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与家长

  
赋权(Empowerment)在医疗保健文献、政策与实践中被广泛使用,但其含义常常不一致,并日益被界定为与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责任和依从性相关联的个体结局。然而,此类界定存在将赋权过度简化、并强化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与家长式(paternalistic)假设的风险,这些假设将责任置于个体身上,却忽视了更广泛的关系性、系统性及情境性影响因素。研究人员基于对晚期肝病患者、照护者及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研究结果,提出赋权并非一种固定状态或可由专业人员提供的事物,而是一个存在于连续体上、且常与失能(disempowerment)共存的关系性动态过程。赋权并非需要达成的结局,而是通过患者、照护者及专业人员之间的日常行动、关系、抵抗与对限制的应对而得以实践。本文提出将赋权重新概念化为关系性、情境性与共同创造(co-produced)的过程,这对于摒弃将赋权视为专业干预或个人成就的观念具有启示意义。
**医疗保健中的赋权再思考:从个体责任到关系性动态过程**

**1 研究背景与现存问题**

赋权(Empowerment)自20世纪后期进入医疗保健领域以来,已成为政策、实践与学术研究中的高频词汇。然而,其含义始终缺乏一致性:部分学者将其视为可测量的结局(McAllister et al. 2012; Pekonen et al. 2020),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其为过程(P. Beresford and Croft 1993; Freire 2018)。健康政策倾向于结局导向,将赋权描述为通过信息、工具和服务即可实现的目标。这种个体化、责任化的赋权框架与医疗体系中的家长式传统形成了微妙共谋:专业人员被鼓励去“赋予”患者权力,仿佛赋权可由一方传递给另一方;若患者未能表现出“被赋权”的行为,则往往被视为个人失败。这种简化视角忽视了决定健康的结构性因素、关系性情境以及患者和照护者已有的能动性。针对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基于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研究,提出赋权的重新概念化,旨在反映医疗实践中的真实复杂性。

**2 研究内容与核心结论**

研究以晚期肝病患者、照护者及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为对象,揭示赋权并非固定状态或专业干预的结果,而是动态、关系性、情境化的过程,且常常与失能(disempowerment)并存。赋权通过日常行动、关系互动、抵抗及对约束的应对而实践,涉及个体与集体层面。研究人员提出三个概念转变:从赋权作为结局转向动态过程;从赋权被授予转向赋权被实践;从赋权与失能对立转向共存。这一重构对护理及多学科实践具有直接启示

**3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对英国晚期肝病患者、照护者及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并通过公共参与(Public Involvement)活动融入患者与公众观点。研究获得西苏格兰研究伦理委员会(REC)4(IRAS项目ID:331914,REC参考号:23/WS/0150)及伯恩茅斯大学(伦理ID:52129)的伦理批准。数据已在伯恩茅斯在线研究数据存储库公开。

**4 研究结果**

**4.1 引言:为何需要重新思考赋权** 研究指出,赋权在医疗保健中常被简化为个体责任,与依从性挂钩,忽视了系统性、关系性因素以及患者已有的能动性。

**4.2 赋权的历史与概念根源** 赋权源于20世纪60年代黑人公民权利运动和70年代女权运动,强调集体行动与结构挑战,而非单纯个体适应。进入健康领域后,赋权虽旨在对抗家长式实践,却意外强化了“专业人员更懂”的假设,并催生了“健康主义”的道德评判。世界银行(2007)和Rodwell(1996)的定义均隐含“被赋予”意味,而Gibson(1991)则主张专业人员无法赋予赋权,因人们自行赋能。权力结构始终是赋权争论的核心。

**4.3 赋权作为结局与作为过程** 结局导向的赋权将独立自我管理等同于成功,忽略疾病、残疾及社会不平等对个体能力的约束,且可能强化能力主义(ableist)假设。相比之下,过程导向的赋权承认日常行动与关系互动,无法用单一指标测量。

**4.4 赋权如何伪装成依从** 所谓“赋权患者”常被塑造为遵从专业建议、有效自我管理的形象。但实际上,拒绝治疗或不依从可能是患者行使自主权的表现。非依从可被视为自我决定的一种形式,改变医疗服务提供者或提出正式投诉同样是赋权行为。

**4.5 赋权与责任:负担向个体转移** 当代政策强调患者“承担责任”以减轻医疗系统负担,但该框架忽视了患者已在承担管理责任的事实,并且未纳入社会经济、住房、教育、服务可及性等决定性因素。这种简化掩盖了系统与关系层面的真实约束。

**4.6 “赋权患者”的神话** 尽管文献承认赋权不能“施加”于患者,但专业主导的干预框架仍将赋权视为需要专业帮助才能达到的状态。这忽略了社区和个体已有的自我赋能能力,构成一种认识论不公(epistemic injustice)。

**4.7 经验性赋权概念化** 通过对肝病领域的公共参与活动和深度访谈,研究发现赋权涵盖控制、知情决策(informed decision-making)、选择、权利与积极参与。赋权由关系塑造,可能包含倡导、抵抗与挑战现有结构。赋权不等同于依从、被动或孤立承担的个体责任。专业人员同样通过质量改进、专业网络、持续教育等自我赋能。

**4.8 对护理和医疗实践的意义** 专业人员应放弃“赋予”权力的想法,转而成为支持者、盟友与倡导者。日常微小行动——如自我介绍、共情沟通、坦诚开放——对患者的尊严感和控制感有深远影响。促进赋权的条件包括服务可及性、共情沟通、同伴支持和专业网络,但赋权也可能在不利条件中被激发,失能情境未必只会导致失能。

**4.9 赋权与失能的共存过程** 赋权与失能并非对立,而常共存于同一照护结构。例如,罗伯特(化名)在住院期间获得优质照护感到赋权,但出院时信息不足又使其失能;这种矛盾体验促使他主动寻求信息、加入同伴支持并最终改变生活。赋权因此常在系统的“不因之而却超越之”中产生。

**4.10 避免责备、倦怠与道德困扰** 将赋权视为可完全达成的结局,会带来对失败个体的责备。实际中,患者和专业人员每天都在面对失能情境,但他们通过小规模行动、倡导与集体支持持续实践赋权。承认赋权与失权的连续并存,有助于减轻道德困扰(moral distress)和职业倦怠。

**5 讨论总结与结论**

本文批判了医疗保健中主流的个体化、结局化赋权框架,提出赋权是动态、关系性、情境化且常与失权共存的过程。赋权不能由专业人员赋予,而是通过日常互动、集体行动与系统改进得以促进。重要的是放弃对个体赋权失败的责备,转向改善系统、过程与服务可及性。研究结论强调:赋权并非专业干预,也非已获得的状态,而是一种受情境、约束和集体行动影响的波动性关系力量。在实践中,这意味着重视每一次微小互动——沟通方式可以赋予个体控制感、尊严与自主性;也意味着重视集体行动——无论是患者同伴支持还是专业人员网络,赋权通过合作得以增强。最终,赋权是共享责任而非个体负担,支持我们聚焦于可控之事、贡献所能,并接受不可控之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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