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旦大学地震风险制度性准备:基于学者视角的灾害风险削减系统分析

《Progress in Disaster Science》:Understanding preparedness: Academics' perceptions of institutional preparedness for earthquake risk in Jordanian universiti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2日 来源:Progress in Disaster Science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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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准备状态:约旦大学学者对地震风险制度性准备的认知 摘要:地震是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之一,给位于地震风险区域的社区和机构带来持续挑战。尽管地震危险性评估的进步增进了对地震风险的理解,但地震事件仍不断暴露出制度性准备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在人口和基础设施集中的环境

  
理解准备状态:约旦大学学者对地震风险制度性准备的认知 摘要:地震是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之一,给位于地震风险区域的社区和机构带来持续挑战。尽管地震危险性评估的进步增进了对地震风险的理解,但地震事件仍不断暴露出制度性准备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在人口和基础设施集中的环境中。在中东地区,由于复杂的构造环境和活跃的断层系统,包括死海转换带(Dead Sea Transform),地震风险尤为令人担忧。2023年土耳其-叙利亚地震进一步证明了该区域重大地震事件的潜在严重后果,强化了前瞻性准备和减灾的重要性。约旦同样因其位于死海转换带断层系统沿线而面临地震风险。最近的震记录显示该国不同地区持续存在地震活动,而此前的评估已强调约旦地震危险性的持续性特征。尽管许多记录到的地震震级相对较低,但地震活动的反复性以及更高强度事件的可能性表明,地震风险仍是全国性的持续关切。约旦先前的研究也强调了意识、沟通、信任、自我效能感和培训在塑造备灾中的重要性。这些条件表明,准备不应仅被理解为技术性或结构性问题,也应被视为一个制度性和人文过程——组织通过这一过程发展预测、响应并从灾害中恢复的能力。大学是检验制度性准备的特别重要场所。它们容纳密集人群,运营复杂的物理和组织基础设施,并履行重要的教育和知识生产职能。约旦的高等教育规模庞大,2024-2025学年约有474,618名大学生和13,906名教职员工分布在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中。学生和教职工在大学校园内的集中意味着,一场大地震可能造成超出物理损害的后果,包括对教育和机构功能的严重干扰。因此,高等教育中的准备不仅涉及物理基础设施和应急安排,还包括制度规划、治理、教育、培训、意识和协调的准备实践。大学因此既是暴露于灾害风险的机构,也是通过其教育、知识生产和社区参与功能在减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为者。现有研究表明,准备涉及相互关联的结构性、制度性、教育性和人文维度。教育和培训可以通过演练、模拟和经验式学习等方法增强意识和响应能力。然而,这些维度常常被分开考察,导致对其如何作为协调的制度性准备过程相互作用的理解有限。这一局限性与学者的角色尤其相关。学者处于制度结构和教育过程的交汇点,可能影响准备如何在大学实践中被理解、传播和嵌入。他们的贡献可能超越正式教学,延伸到意识创造、知识传播、课程开发、内部能力建设以及机构专业知识的动员。然而,关于学者自身如何看待制度性准备以及哪些条件促进或限制其对准备过程的贡献,受到的关注有限。因此,考察学者的认知可能揭示准备是如何在制度层面嵌入的,以及组织安排和教育实践如何在塑造准备中相互作用。这一问题在约旦尤为重要。尽管此前研究已考察了该国的备灾和减灾工作,但关于学者如何认知约旦大学内地震风险的制度性准备以及他们认为哪些策略能够加强准备,实证关注仍然有限。这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实证空白,因为学者处于制度系统和教育实践之间,可能提供主要通过基础设施、学生或正式应急安排为中心的评价所无法捕捉到的关于准备条件的见解。理解他们的观点还可能揭示地震风险的存在与准备被规划、沟通和实施所依赖的制度过程之间的潜在差距。弥补这一空白需要一个综合的概念性理解。由韧性理论(resilience theory)启发的灾害风险削减(DRR)系统视角,为将准备视为涉及相互关联的制度性、教育性和人文维度的制度过程提供了一个总体取向。从这一视角出发,大学可以被理解为组织系统,其中准备取决于制度安排、教育过程和诸如学者等行为者的能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准备不仅仅是孤立技术措施或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通过组织优先事项、教育实践、制度能力和人类参与的互动而涌现。相应地,本研究考察了约旦大学学者对地震风险制度性准备的认知,并识别了加强准备的策略。研究采用定性方法,通过对来自约旦公立和私立大学的25位学者的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数据。DRR系统视角提供了研究的总体概念取向,并为研究问题和半结构化访谈指南的开发提供了依据。然而,实证分析主要通过归纳主题方法进行,随后以DRR系统视角作为解释性透镜来理解涌现的发现及其对制度性准备的意义。本研究做出三项主要贡献。第一,它提供了来自大学学者视角的关于地震风险制度性准备的实证证据,填补了约旦一个未被充分探索的领域,并为高等教育备灾的更广泛文献做出了贡献。第二,它在概念上将制度系统、教育过程和学术能动性联系起来,并通过应用DRR系统视角将准备理解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制度过程而非孤立准备活动的集合,从而做出了概念贡献。第三,它为大学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践见解,识别了与课程整合、内部学术专业知识的调动以及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合作相关的策略,这些策略可能加强制度性准备并有助于建立更广泛的准备文化。综上所述,文献表明有必要不仅了解大学在地震风险方面的准备程度,还要了解处于制度系统和教育过程交汇点的学者如何认知准备,以及他们提出了哪些加强准备的策略。基于这一空白并在上述DRR系统视角的指导下,本研究解决了以下研究问题:(1)大学学者如何看待约旦大学地震风险制度性准备的现状?(2)大学学者提出哪些策略来加强地震风险的制度性准备?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2节回顾了高等教育备灾、教育作为减灾机制、制度性准备、学者的作用以及加强准备的路径等方面的文献,然后识别研究空白并提出指导本研究的DRR系统视角。第3节描述了研究方法,包括研究途径、抽样、数据收集、分析和伦理考量。第4节呈现并讨论了研究发现。第5节通过总结研究发现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局限性以及未来研究方向来结束全文。
论文解读:约旦大学地震风险制度性准备——基于学者视角的灾害风险削减系统分析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地震是全球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之一,尤其在人口与基础设施高度集中的地区,地震事件持续暴露出制度性准备的薄弱环节。中东地区因复杂的构造环境与活跃的断层系统(如死海转换带,Dead Sea Transform)而面临显著的地震风险,2023年土耳其-叙利亚地震更是凸显了该区域重大地震的潜在严重后果。约旦同样因位于死海转换带断层系统沿线而面临持续的地震威胁:2025年记录到106次本地地震,2024年监测到846次地震事件,且历史上曾发生1995年亚喀巴湾大地震(震级超过7级)。此外,2024年估计年均经济损失约为4450万美元,住宅部门负担最重。在此背景下,大学作为人口密集、基础设施复杂且兼具教育与知识生产功能的机构,其制度性准备至关重要。然而,现有研究多将结构性、制度性与教育性准备维度分开考察,缺乏对它们如何作为协调的制度过程相互作用的系统性理解。特别是,学者作为连接制度结构与教育实践的关键行动者,其对于制度性准备的认知及所识别的加强策略尚未得到充分实证关注。因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两个核心问题:(1)约旦大学学者如何看待当前地震风险制度性准备的状况?(2)学者们提出哪些策略来加强这种准备?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25位来自约旦公立与私立大学的学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数据。参与者包括9位女性和16位男性,涵盖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等学术职称,经验年限从1年到15年不等,分布于商业、工程、科学、建筑与设计、语言与传播、外语等6个学院的14个不同专业。招募通过大学电子邮件邀请进行,所有参与者均匿名处理。访谈以英语进行,每次持续30至45分钟,经参与者同意后进行录音。数据分析采用归纳主题分析法,遵循开放编码、类别分组和主题提炼的迭代过程。数据收集持续至主题饱和,即在第21至25次访谈中未再识别出新代码。研究还采用了持续比较法以确保分析严谨性。
三、研究结果
3.1 感知层面:制度性准备的认知现状
3.1.1 学术界普遍缺乏意识与准备
参与者普遍认为,无论是学生还是学者群体,对地震准备的意识和实际准备水平都非常有限。具体表现为缺乏培训、演练和明确的响应指南。例如,有参与者指出“从未听说过任何演练发生过”(参与者1),“甚至基本的指示如去哪里或做什么都没有传达给我们”(参与者7)。这表明准备并未制度化,而是基本缺席于日常大学实践,反映了意识与可操作准备之间的系统性脱节。少数参与者提到特定部门存在有限的准备实践或非正式安全程序,但这些孤立做法并未转化为全校范围的综合能力。
3.1.2 地震准备被视为边缘化制度优先事项
学者们普遍认为,地震准备并非约旦大学的优先事项。描述中包括缺乏正式规划、安全规程缺失以及机构层面对地震风险的最小介入。例如,“在我的所有教龄中,从未见过地震演练或任何培训……这不是优先事项”(参与者19),“总是专注于学术工作,而不是安全或应急准备”(参与者11)。少数参与者认为,地震因其感知的低频性而未被优先考虑。这表明,制度性准备不仅受资源约束影响,更受组织对风险相关性和紧迫性的判断所驱动。
3.1.3 学科差异导致的准备意识不均衡
研究发现,工程与科学学院的学者表现出更高的准备意识和参与度,而其他学科则明显不足。例如,工程学院参与者提到“工程系经常开会讨论地震安全指南”(参与者16),而人文学科参与者则表示“我们部门很少讨论任何与灾害相关的话题”(参与者9)。这表明准备知识集中于特定技术学科,限制了其在全校范围内的传播与整合,形成了一种结构性不均。
3.2 策略层面:加强地震准备的提议
3.2.1 将备灾纳入大学课程
参与者强烈建议将地震准备作为必修内容嵌入所有学科的课程中。例如,“应将其作为课程材料传授给学生”(参与者15),“不仅是工程师,每个学生都应学习”(参与者6)。该策略与现有文献中课程整合作为核心减灾机制的论述一致,但本研究发现,即使存在非正式的个别教学实践,标准化、全校范围的学习目标仍缺失,因此课程整合需伴随制度化的支持与协调才能发挥作用。
3.2.2 调动学术专业知识与内部能力
参与者强调利用大学内部已有的专业知识,特别是风险管理及相关领域的学者,通过内部知识分享、培训和模拟活动来加强准备。例如,“大学里已有专家,但他们的知识未被有效利用”(参与者18),“可以制定地震准备计划并为所有学生提供培训”(参与者21)。这表明,挑战不在于缺乏专业知识,而在于缺乏系统性地识别、协调和制度化这些内部资源的机制。
3.2.3 加强制度内外的协作
参与者呼吁大学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如约旦地震观测站、国家安全与危机管理中心)建立持续合作,以获取培训、信息共享和准备规划的支持。例如,“需要与外部专家建立更多联系,而不仅是内部努力”(参与者13)。研究表明,外部协作最有价值时是与内部制度能力相连接,而非替代它;大学应作为准备网络中的积极参与者,将外部资源与内部学术知识和教育过程相结合。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发现揭示了制度性准备在大学中的碎片化状态:准备意识与实际行动脱节,地震风险被边缘化为低优先级事项,准备知识集中于特定学科而未实现全校整合。学者提出的三大策略——课程整合、内部专家调动与外部协作——直接回应了这些缺陷,且彼此互补而非独立。从灾害风险削减(DRR)系统视角来看,准备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系统、教育过程与学术能动性三者之间的协调与对齐,而非任何单一干预措施的孤立实施。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通过展示制度性准备如何被嵌入或碎片化于大学系统中,推进了减灾与高等教育准备的文献。首先,研究证明制度性准备不仅受结构性措施和正式政策的影响,还受组织如何解读和优先化地震风险的影响——制度优先化是将风险认知转化为准备行动的关键机制。其次,大学不应被视为同质的准备环境;准备知识可能集中于特定学科领域,从而限制其全校范围内的传播与整合。第三,学者应被定位为制度行动者和内部能力资源,但其贡献只有在制度机制识别、协调并调动其专业知识时才得以实现。最后,本研究扩展了DRR系统视角,提出高等教育中的制度性准备并非多个准备组件的简单并存,而是这些组件之间的对齐与整合程度。研究为大学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践启示:准备应嵌入大学系统而非作为偶尔活动;应跨学科整合入教育过程而非局限于技术院系;应调动内部学术专业知识;并与外部合作伙伴建立持续联系。研究的局限性包括便利抽样可能带来的自选偏差和学科不平衡,以及以非母语英语进行访谈可能限制表达的细微含义。未来研究可采用混合方法设计,纳入更大规模和更具代表性的样本,并考察其他中东国家的准备状况以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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