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Practice》: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Labor Management
编辑推荐:
关于考古劳动管理的批判性学术研究近年来蓬勃发展,揭示了考古工作中存在的系统性伤害、不平等与排斥模式。这些历史与当代分析记录了低工资、恶劣工作条件,以及将考古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分离的种种努力,导致那些从事所谓“非技术性”劳动的人员所获认可与报酬不断降低。相关研
关于考古劳动管理的批判性学术研究近年来蓬勃发展,揭示了考古工作中存在的系统性伤害、不平等与排斥模式。这些历史与当代分析记录了低工资、恶劣工作条件,以及将考古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分离的种种努力,导致那些从事所谓“非技术性”劳动的人员所获认可与报酬不断降低。相关研究与反思同时表明,此类剥削与边缘化尤其影响到那些具有显著、非支配性交叉身份(intersectional identities)的考古工作者。随着考古劳动问题日益明晰,本专题将关注点转向如何在各个部门与地域背景下改善考古学家的工作条件。研究人员认识到,该领域内的等级体系与权力结构使某些个人、群体和机构处于能够采取有效行动的位置,以确保所有考古劳动者获得更有尊严的工作;本专题作者们由此阐述了那些处于最理想改革位置的人员与机构可以实施的特定干预措施,从而为全体考古学家带来更好的劳动条件,并进而推动更优质的考古学研究。在此,研究人员概述了全球范围内关于考古劳动的丰富学术成果,以定位本专题所处语境,并为所收录文章提供导读路径图,旨在为推进考古劳动管理点燃火花。
**考古劳动管理研究进展:从批判性反思到干预路径——专题导论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近年来,关于考古劳动状态的批判性学术研究显著增长,系统揭示了考古工作中存在的结构性伤害、不平等与排斥模式。已有历史与当代分析记录了考古行业中的低工资、恶劣工作条件,以及将考古工作的智力部分与体力部分相分离的系统性努力,导致那些从事所谓“非技术性”劳动的人员所获认可与报酬持续被贬低。研究同时表明,此类剥削与边缘化尤其深刻影响着具有交叉性身份(intersectional identities)——即同时承载多种边缘化社会标签——的考古工作者。尽管问题日益清晰,但如何在实际操作层面改善不同部门与地理环境中考古学家的劳动条件,仍缺乏系统性回应。本专题即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识别领域中使某些个人、群体和机构能够采取有效行动的位置与权力结构,明确由谁、在何处、以何种方式推进变革,从而确保所有考古劳动者获得更有尊严的工作,并最终导向更高质量的考古学研究。
**二、研究内容与总体思路**
研究人员(指本特刊导论作者艾莉森·米克尔,Allison Mickel)以自身职业生涯为切入点——从事考古工作15年后才首次接受正式管理培训,而此前自19岁起便已开始督导他人工作——揭示出考古学领域普遍存在的管理能力缺位问题。研究人员的核心论断是:使一个人成为优秀考古学家的技能,并不必然使其成为优秀管理者;田野学校与大学课程培养的是识别土壤变化、操作全站仪、分析器物、撰写报告等专业技术能力,而非指导他人工作、确定合理报酬、维护劳动者权利、解决冲突、授权反馈、支持领导力发展等管理素养。本专题汇集来自五大洲、涵盖学术、专业、博物馆、私营与公共部门的研究者,旨在将围绕改善考古劳动条件的热情能量转化为由战略位置最佳者实施的切实行动。
**三、主要研究方法**
本专题采用多方法融合的研究路径,主要包括:第一,历史档案与文献分析,如夏洛特·威廉姆斯(Charlotte Williams)审视墨西哥科阿韦拉和危地马拉彼德拉斯内格拉斯发掘项目的档案记录,追溯田野人员给养决策与考古数据生产之间的关联;第二,民族志田野调查,如蔡文超与董建辉(Wenchao Cai and Jianhui Dong)在中国澄城遗址开展民族志研究,刻画当地雇佣劳工的不同参与路径;第三,个人经验反思与实践总结,多位作者基于自身管理或组织经验提出干预框架;第四,跨国比较研究,覆盖西班牙、津巴布韦、中国、秘鲁、墨西哥、美国等不同政治经济语境中的考古劳动组织模式。样本来源包括各国考古项目、文化资源管理(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CRM)机构、博物馆及游戏产业等多样化场景。
**四、研究结果**
**(一)历史与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考古劳动**
哈伊梅·阿尔曼萨-桑切斯(Jaime Almansa-Sánchez)及合作者在《西班牙考古劳动监管的推进:与砖墙对抗40年》中,回顾了西班牙考古劳动组织的发展史,指出当代西班牙职业考古诞生于Y2K新自由主义、经济泡沫与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熔炉之中。文章重点阐述了PEPA(Plataforma Estatal de Profesionales de Arqueologica,西班牙国家考古专业人员平台)对国内政策的影响,该平台成功推动了规范工资与劳动条件的集体谈判协议,并为跨国组织提供了希望案例。
**(二)后殖民语境中的劳动实践**
在《殖民主义阴影下:(后)殖民津巴布韦的考古劳动实践》中,Genius Tevera与Tawanda Mukwende梳理了殖民时期津巴布韦的本地雇佣历史,指出同样的等级与排斥模式在当代实践中持续复制。他们聚焦当地雇佣工人所贡献的专业知识长期未获承认与补偿的问题,提出去殖民化考古劳动管理的具体路径,包括更扁平化的权力决策结构、有意识的能力建设与公平薪酬。
**(三)当地劳工的结构性约束**
蔡文超与董建辉在《迈向更具包容性的田野:中国考古中的劳动、知识与结构性约束》中,首先提供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国家层面视角,继而基于澄城遗址的民族志研究,刻画当地受雇劳工的不同参与路径。少数工人能够进入遗产部门的专业岗位,但多数人面临季节性、非正式性、不稳定性和项目制工作的脆弱性。作者主张充分承认地方专业知识对考古知识生产的核心地位,并建立更稳定的职业路径。
**(四)人际关系的重塑**
Henry Tantaléan及同事在《从工人到同伴:直面秘鲁考古中新自由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中,介绍北部海岸奇卡马考古项目(PRACH)的策略,该项目拒绝复制秘鲁考古中常见的竞争与提取性关系,而是依托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传统,在项目所有成员之间培育集体主义与合作精神,证明结构性条件可以在人际层面被有意识地改变。
**(五)社区协作与知识重构**
Amanda Brock Morales与Kimberly Munro在《超越探方:通过中部安第斯高地的仪式、关系与社区考古学反思考古劳动》中,描述如何与社区成员协作制定工作日程与节奏,使发掘与当地农业生计和仪式节律互补而非竞争。他们借鉴当地历史与文化根基的劳动力组织模式,如Cosma地区的faena制度,并将景观中神圣的、祖传的活力视为考古发掘的施动性参与者,表明重组劳动同时意味着重组知识生产的规则与过程。
**(六)数字公平与数据主权**
Julieta Flores-Mu?oz与Patricia Murrieta-Flores在《对抗沉默:纳瓦学术劳动、数字脆弱性与考古主权政治——墨西哥韦拉克鲁斯MONARO项目》中,首次在本专题聚焦数字技术与数据结构对考古劳动规范的改造作用,强调数字公平与数据主权对项目劳动实践及认识论转型的重要性。该项目中,口头历史的采集、转录、翻译、注释、存储与分享均由纳瓦社区协作完成,并以纳瓦对知识分享的控制为核心。Joshua Wells及同事在《考古数据劳动是否可持续?唯有通过伦理与政策改革及原住民数据主权》中进一步指出,数字转向使支撑考古研究的许多劳动隐形化,数据劳动持续且不断扩大,尤其在人工智能时代,现行体系不可持续,需转向强调问责、安全、细致与人的作用的文化与政策。
**(七)技术、无障碍与日常给养**
Gabriella Armstrong在《无人机系统与无障碍考古学》中,展示无人机系统(Unmanned Aerial Systems, UAS)如何拓展田野工作的可及性,尤其惠及具有可见与不可见残障的考古学家。她指出UAS使用所需的准备与规划同样应应用于健康与安全考量,设备脆弱性要求缓和其所处的粗糙环境,并呼吁将通用设计原则更充分地纳入田野工作。Charlotte Williams的《每日给养:追踪考古工人饮食的漫长历程与未来滋养之路》是少数严肃处理田野饮食问题的研究之一,她通过档案揭示项目主管如何管理团队生存必需品,证明给养选择与考古数据生产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并呼吁对自身研究过程中的饮食文化给予更批判性的关注。
**(八)职业实践与领导力转型**
Phyllis Johnson在《以人为本:在CRM中创造健康工作环境》中,基于其主管奥古斯塔纳大学考古实验室的经验,提出落实“以人为本协议”的具体建议,包括员工安全、工作与生活平衡、专业发展机会和以身作则的领导方式。她证明这些干预不但未损害生产力,反而使实验室产出在其任职期间有所提升。Suanna Selby Crowley在《导师制作为职业基础设施:在考古实践中建设可持续路径》中,基于自2020年以来指导约75人的经验,主张导师制不应被视为资深同事的非正式恩惠,而应被当作与职业认证或继续教育同等重要的“职业基础设施”,并提出“赞助”(sponsorship)与“网络编织”(network weaving)等创新组织方式。Terry Peterkin Brock在《在考古学中建立有意识的领导与管理方法》中,建议考古学家更多借鉴商业领域的管理、销售与营销文献,并分享了其博物馆将敏捷项目管理框架Scrum应用于项目的实例。
**(九)跨行业劳动反思**
Emma Yasui在《有趣的劳动仍是劳动:游戏产业中的考古咨询》中,为有志于在桌游或电子游戏行业担任文化顾问的考古学家提供经验性指导。她以“好的、坏的和丑的”为结构,既肯定了将职业与热情结合的快感与游戏开发者的开放心态,也警示了行业的不稳定性与接触有害刻板印象的个人成本。其核心忠告“有趣的劳动仍是劳动”与“付费给工人”形成呼应,构成对全行业薪酬正义的提醒。
**五、讨论与结论**
本专题的讨论部分强调,改变考古劳动状况需要多种路径协同推进:有原则的领导力(如Brock、Crowley和Johnson所倡导)、田野环境中更协作、更扁平化、更分散的社会结构(如Brock Morales与Munro、Tantaléan等、Tevera与Mukwende所实践),以及自下而上的集体组织(如Almansa-Sánchez等所阐述)。研究结论指出,阿尔特舒尔和克莱因(Altschul and Klein)以及阿蒙森-迈耶等(Amundsen-Meyer et al.)的近期研究表明,美国和加拿大均无法毕业足够的、具备充分资质的考古学家以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至少在这些语境中存在对更多考古学家的需求。然而,这一预测并不适用于所有部门:美国学术考古学在多年承受人文学科削减压力后,正感受联邦研究主题与资助限制的影响。作为一门学科,考古学必须应对这种紧张与机遇并存的矛盾。研究结论主张,为在变动与矛盾的领域中航行,考古学界必须协同且有意图地行动,推进考古劳动期望、实践、组织、团结与管理——本专题即为开始聚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