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太平洋之釜:追踪从广东到加利福尼亚的华人跨国移民食物体系

《American Antiquity》:Pots across the Pacific: Tracing Transnational Chinese Migrant Foodways from Guangdong to Californi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2日 来源:American Antiquity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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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迁徙不仅涉及人员的流动,也包括思想、资本与物质文化在不同时间与空间中的传播。在华人离散社群研究中,来自中国的器物等物质文化的延续,常被视为文化连续性的直接证据。本研究以广东侨乡村落与加利福尼亚华人移民聚落中发现的褐釉炻器(Chinese brown-gla

  
人口迁徙不仅涉及人员的流动,也包括思想、资本与物质文化在不同时间与空间中的传播。在华人离散社群研究中,来自中国的器物等物质文化的延续,常被视为文化连续性的直接证据。本研究以广东侨乡村落与加利福尼亚华人移民聚落中发现的褐釉炻器(Chinese brown-glazed stoneware, CBGS)为案例,对这一观点提出挑战。通过对两地陶器微植物遗存(microfossil residue)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同类陶器在不同地区的使用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在广东侨乡村落中,居民主要利用稻米、棕榈、竹类和芭蕉科等亚热带植物资源,这些资源多来自当地农业生产或自然采集;相比之下,同时期加利福尼亚的华人移民则更多使用稻米、粟类、玉米、小麦和燕麦等富含淀粉的谷物,反映出他们对当地生态环境和市场条件的积极适应。这种跨太平洋、多地点的比较研究表明,无论是在故乡还是海外,华人社群都在不断适应变化中的环境与物质条件。他们并非僵化地维持所谓的“传统”,而是在不稳定与机遇并存的处境中,通过利用当地资源来支持日常生活起居。总体而言,本研究挑战了“物质相似性必然意味着文化连续性”的考古学常见假设,展现出一种更加动态的迁移、适应与变迁图景。
**跨越太平洋的陶器:广东与加州华人移民食物体系的跨国追踪**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人口迁徙是人类经验的基本面向。现代迁徙不仅是人口在空间上的物理流动,更与人口结构变迁、农业策略转变、城市化以及性别角色和语言实践的变革交织在一起。考古学家早已认识到迁徙是文化变迁的重要驱动力,对移民社群与当地社群均产生多方面影响。移民与当地人的互动可能促进合作与文化融合,催生新的或混合的文化实践;也可能导致竞争、冲突乃至文化替代。当移民在多代人中保持与原乡的联系时,便形成离散社群,其身份认同根植于共享遗产,同时不断适应新的文化语境。

在移民考古研究中,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在考古记录中追溯和评估迁徙的文化影响。物质文化是追踪此类变迁的主要证据,其中陶器因其耐久性和普遍性,成为追踪人群存在及文化整合与变迁动态的最重要证据之一。然而,陶器虽能反映文化表达,却未必能直接指示特定的文化身份或烹饪实践。在某些情境下,移民可能保留熟悉的陶器形态,同时赋予其适应当地新环境的新功能。例如,仰韶文化移民在迁入四川东北部高地后,虽继续制作仰韶风格彩陶,却将器物改用于加工当地野生块根和草类植物,陶器风格的连续性掩盖了日常实践中重大的生计转变。反之,新物质文化形式的出现也未必意味着文化变迁,在北美殖民地,原住民常将欧洲和亚洲风格的瓷器用作制造本土风格饰品的原料,而非用于盛食或备餐,外来物质形式被纳入当地文化实践,反而强化了原住民身份认同。

本研究以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华人移民社群的跨国生活为对象,聚焦一类特定物质文化——广东褐釉炻器(Chinese brown-glazed stoneware, CBGS)。CBGS 产自中国广东,远销全球,是移民原乡和海外离散社群均常见到的耐用日用器具。其在离散遗址中的频繁出现,常被解读为文化连续性的证据,暗示华人移民几乎未加改变地维持了其烹饪与家庭传统。然而,此类解读通常仅依赖陶器类型学,而未考察这些器物的实际使用方式。本研究通过对中国移民原乡村落与加州离散遗址出土 CBGS 器物进行微植物遗存分析,揭示这些器物在太平洋两岸的多元化、情境化使用方式,从而挑战“物质相似性即文化连续性”的简单化假设。

**二、研究内容与结论**

为超越涵化范式的局限,本研究采用跨国比较框架,将广东开平县仓东村(Cangdong Village)与加州两个同时期华人离散聚落——圣贝纳迪诺华埠(San Bernardino Chinatown,1878–1941)和苏米特营(Summit Camp,1865–1869)——出土的 CBGS 陶片进行微植物遗存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原乡与海外社群的器物使用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仓东村 CBGS 器物的微植物组合以亚热带植物为主,包括稻米、棕榈、竹类和芭蕉科植物;而加州离散遗址的 CBGS 器物则富含多种谷物,包括稻米、粟类、玉米、小麦和燕麦。此外,苏米特营样品中还存在硅藻(diatom)遗存,表明器物曾用于储存当地淡水或水生资源。这些发现表明,同类器物在不同环境中被灵活地重新赋予功能,CBGS 并非僵化地承载着固定的中国饮食传统,而是移民在适应新环境、应对不确定性的过程中积极利用的物质工具。

该研究得出两项主要结论。第一,揭示了食物本土化在华人迁徙中的重要性。早期民族志记述常强调华人饮食实践的封闭性,将华人移民描绘为仅依赖中国商店和进口商品的文化孤立群体。然而,微植物证据表明,移民积极接触新的农业景观和当地食品市场,将玉米、小麦、燕麦、粟类等在原乡罕见或缺失的谷物纳入日常饮食,在维持中华饮食某些方面的同时,吸纳了新食材和新的食物方式。第二,该研究超越了涵化模型在离散社群研究中的局限。CBGS 虽产自中国,却并未携带固定的文化脚本——在原乡它可能用于储存稻米、绿叶蔬菜或制备草药;在加州,同一类器物被重新用于加工当地旱地谷物、烹煮麦粥或汤羹,以及利用当地水生资源沏茶做饭。物质文化的延续并不必然反映文化实践的延续,日常器物实为移民协商适应、记忆与新的生活方式之灵活物质工具。

**三、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对来自三个遗址共计24件 CBGS 陶片(仓东村13件、圣贝纳迪诺华埠7件、苏米特营4件)进行了微植物遗存分析。样品选择依据其保存潜力和可见使用痕迹,优先选取具有表面残留物(如可能的食物结壳或炭化沉积)以及多孔、粗糙、无釉内表面的陶片。方法流程包括:在陶器内表面残留物中提取微体植物化石(淀粉粒、植硅体、硅藻),在 Dartmouth College 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按既定实验方案进行实验室处理,并使用 Zeiss Axioscope 5 显微镜在400倍放大下进行鉴定。植硅体和淀粉的鉴定基于王(Wang)的现代参考标本库(含1,100余个标本)。为评估埋藏后或 curation 过程造成污染的潜在可能性,另分析了4个对照样品(取自陶器外表面附着沉积物或与食物无关的器物),对照样品中未发现残留样品中观察到的诊断性微植物化石,表明污染可能性较低。仓东村样品出自 A 区 A1 探方(Contexts 105、107、108),年代为1875–1927年;圣贝纳迪诺样品出自两处茅厕堆积(Cut 1056 和 Cut 1058);苏米特营样品出自 Paul Chace 和 William Evans 在1960年代的地表采集。

**四、研究结果**

*相似陶器,不同的植物*

仓东村的微植物组合以植硅体和草酸钙晶体为主,未发现淀粉粒,推测与器物原有功能或酸性土壤造成的保存条件不佳有关。植硅体数据显示这些器物曾储存稻米(Oryza sativa),同时组合以亚热带典型植物的叶部植硅体为主,包括棕榈科(Arecaceae)叶片、芦苇(Phragmites)叶片、竹亚科(Bambusoideae)叶片、芭蕉科(Musa sp.)叶片以及莎草科(Cyperaceae)圆锥花序的植硅体。草酸钙晶体呈八面体形状,常来源于植物叶片和块根,尤其多见于菠菜叶和芋头,也可能在酿酒(如黄酒)发酵过程中形成沉淀。

相比之下,圣贝纳迪诺华埠和苏米特营的 CBGS 陶片则显示出明显不同的微植物组合,包含更广泛的谷类作物。除稻米外,还有小麦属(Triticum sp. cf. wheat)颖片产生的树枝状植硅体、玉米(Zea mays)穗轴和叶片产生的波顶 rondel 和 I 型 cross 植硅体、黍亚科(Panicoideae)颖片中产生的 interdigitate 型植硅体,以及菊科(Asteraceae)血小板状植硅体。这些植硅体鉴定结果进一步得到淀粉粒的印证,包括小麦族(Triticeae cf. wheat)、稻米、玉米和燕麦属(Avena sp. cf. oat)。值得注意的是,离散遗址组合中未发现仓东村所见的亚热带叶部植物植硅体,这既反映了两地生态环境的差异,也表明器物功能在使用中发生了转变——离散语境下 CBGS 器物更多用于储存和制备谷物类食物。此外,苏米特营样品中发现的 Gomphonema 属硅藻为内华达山脉本地淡水藻类,表明部分炻器曾用于储存来自附近溪流或湖泊的淡水或水生资源。这些残留物数据显示出器物使用的鲜明对比:仓东村的 CBGS 与叶类物质相关联,可能涉及蔬菜、草药或其他植物性制备品,反映亚热带农业生活;离散器物则更常与谷物相关联,反映对新环境和市场条件的适应。

*十九世纪广东脆弱的农业生活*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移民原乡的农业实践发生重大变迁,最显著的变化是农业商业化。自十八世纪起,大量耕地从稻田转为经济作物,如甘蔗、茶叶、桑树(养蚕)和养鱼池塘,甘蔗种植规模尤为可观。商业化虽然创造了新的经济机会,却也挤占了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导致对进口稻米的依赖日益加深。到十九世纪中叶,人口密度上升和耕地有限导致了周期性的稻米短缺,此情况在仓东村所在的开平县尤为严重。开平多丘陵岩石地形,仅能生产有限的谷物,仅够部分当地消费。虽然低海拔河谷和三角洲地区可通过稻-麦或稻-稻双熟制提高产量,但该策略因气候和地形限制在开平等山地地区不可行。因此,部分家庭可能转而种植甘薯等替代性块根作物以补充口粮。仓东村13件 CBGS 器物中有6件(46%)含谷物种子植硅体,比例低于加州离散遗址(72.3%),表明仓东村谷物获取相对受限。史志资料印证了这一模式,《台山县志》(光绪、宣统时期,1875–1911年)记载了自然灾害和农业失败造成的反复米荒,描述“田被水淹”“稻禾被毁”“收成不佳”“米价飞涨”“饥荒”等情形。1893年《新宁县志》更道出了短缺的结构性本质:“田瘠而工拙,每岁所入,仅足半年之食,其余悉仰给于外洋之米。偶有船只梗阻,则炊烟立断。” 尽管谷物获取受限,仓东村居民却广泛利用了当地植物资源。竹叶在该微植物组合中出现频率最高,被广泛用于包裹糯米粽,也入药治疗虫咬和皮肤刺激;莎草科植物根茎(中药称“香附”)在华南广泛用于助消化和活血化瘀的草药疗法。这些微植物遗存的出现表明仓东村的 CBGS 器物不仅用于储存食物,也用于加工和制备当地草药,反映了村民的生态知识和灵活利用可得资源维持日常生活的实践。此外,一件仓东村带流罐(CVP-Pot 4)内表面有浅色炭化痕迹,结合微炭屑和受热变色植硅体的发现,推测其曾用于煮水、沏茶或制备草药;而北美离散遗址中类似形态的带流釉罐通常与酱油、油或醋等调味品相关联,同一器物形态在不同文化与环境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功能。

*适应之谷:离散食物体系中的谷物多样性*

圣贝纳迪诺华埠的 CBGS 器物中发现了多种谷物的微植物证据,包括稻米、小麦(Triticum cf. wheat)、粟和玉米。这些谷物中的多数也见于加州其他华人离散聚落,尤其是圣何塞市场街华埠。其中稻米最为普遍,7件分析陶片中4件含稻米植硅体或淀粉粒。华埠居民消费的稻米主要从中国和夏威夷进口,在社区晚期可能越来越多地来自当地农场。二十世纪初的报纸报道了华农在萨克拉门托谷及周边地区建立成功的水稻农场,租用数百英亩土地供应区域稻米需求。这表明稻米在华人移民社群中仍具文化核心地位,并可能通过跨太平洋贸易和国内农业网络变得日益可及。小麦、玉米和粟的存在则反映了移民通过当地市场多样化饮食以适应新经济生态的积极策略。这三种谷物虽并非完全不为华南移民所知,但在四邑地区的饮食中远不如稻米和块根类主食常见。小麦在广东只有零星种植,且因当地温暖湿润、少霜少雪的气候,当地所产面粉常被认为品质不佳且有“微毒”;清代文献记载粤人并不大量食用小麦。相比之下,十九世纪中叶的加州拥有美国最大的小麦产业之一,产量有盈余可供本土消费和出口。这种本地丰富性很可能促使华人移民将小麦更全面地纳入饮食,使其从原乡的边缘食物转变为离散社群的主食。粟和玉米也经历了类似的适应轨迹:粟虽为华北主要主食,在华南原乡却基本缺席,史载当地人甚至常“不能辨黍与稷”;玉米在广东几乎无烹饪意义,但在加州自西班牙殖民时期即有种植。CBGS 器物中玉米穗轴和叶片植硅体及淀粉粒的存在,表明华人移民将玉米(可能磨成粉或整粒)纳入餐食以适应可获得的当地谷物。

苏米特营 CBGS 陶片的微植物遗存虽然样本量较小,但为铁路华工的适应策略提供了额外洞见。在如此偏远的营地,中国食品和其他货物通过金山庄等商号管理的跨国供应网络运达,再转运至各商店(许多由铁路公司经营)。此前的大植物遗存研究确认了该遗址稻米消费,但本研究的微植物分析新鉴定出小麦、玉米和燕麦的遗存,这些在此前未被记录。非稻谷物的纳入可能同时反映了经济和后勤考量:1865年卡拉维拉斯县一家中国商店的销售单据显示,一袋米售价6美元,而一袋面粉仅1.50美元。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中,华工很可能转向更便宜和更容易获得的谷物来补充日常餐食中的稻米。

与圣贝纳迪诺华埠的 CBGS 陶片未发现硅藻、表明主要用于储存干货不同,苏米特营的残留物中富含内华达山脉本地淡水硅藻(Gomphonema),提示了几种可能的器物使用场景。其一,华工可能使用这些器物从附近溪流湖泊取水储存以供饮用或泡茶;Alfred Hart 的历史照片《挑茶者》(Tea Carrier)显示一名华工用扁担挑着悬挂的陶瓷容器(很可能即 CBGS 器物),此类器物可能从最初运输中国食品的包装容器被重新利用。其二,器物也可能用于储存当地水生食物——历史记载华工曾将鲶鱼引入附近湖泊以维持鲜鱼供应,若器物用于清洗、储存或处理鱼类,硅藻可能在过程中沉积。DS-Pot 3 是一件粗质中型罐,内表面可见炭化染色,其残留物组合包含硅藻、糊化淀粉粒和一颗可能来自小麦的小麦族淀粉粒,表明该器物曾被用于加热或烹煮食物,很可能是粥或汤。这种功能灵活性展现了铁路华工如何积极参与周围环境、重新利用熟悉的物质形态来应对陌生地域。

**五、讨论与结论**

通过追踪一种特定陶器类别——中国褐釉炻器——在广东仓东村原乡与加州离散聚落中的多元用途,本研究揭示了移民应对新环境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讨论部分指出,早期民族志记述常强调华人饮食实践的封闭性,但微植物证据表明移民积极接触新的农业景观和当地食品市场,此饮食灵活性与动物考古学研究观察到的模式一致,即离散社群中的移民在进口中国食品的同时也利用当地肉类、鱼类和野生动物。研究还超越了涵化模型的局限——过去因缺乏华人原乡的比较数据,形成了简化的二元对立:离散语境中的中国器物被视作文化连续性的信号,而当地西式器物则被当作同化的证据。本研究展示了一种替代性图景:CBGS 虽在中国制造,却并未携有固定的文化脚本——在广东,它们可能用于储存稻米、绿叶蔬菜或制备草药;在加州,同一器物被重新用于加工当地旱地谷物、烹煮麦粥或汤,以及利用当地水生资源。这些器物既是移民营造“异乡故土”感的媒介,也是他们在城乡环境中应对陌生社会与环境条件的灵活工具。总体而言,该研究对迁徙研究做出贡献:物质文化本身不能直接等同于文化身份的表征,物质文化的延续并不必然反映文化实践的延续。迁徙不仅是人口流动的过程,也是由移民能动性及其遭遇的文化、经济和生态条件共同塑造的变迁驱动力。研究人员希望此项研究能鼓励更多跨国、多学科研究,以更深入理解迁徙中的文化变迁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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