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道菌群与心血管疾病:从机制到治疗靶点的叙事性综述

《Nutrients》:The Impact of Prescription Barriers to Special Low Protein Foods and Protein Substitutes on PKU Care: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Survey of Metabolic Dietitian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2日 来源:Nutrients 5.8

编辑推荐:

  肠道菌群日益被认为是心血管健康的重要调节因素,其在饮食、代谢、免疫学和宿主生理之间展现出复杂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和功能变化可能通过涉及微生物代谢产物、肠道屏障功能障碍、炎症和代谢失调等机制,参与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心力衰竭、血栓

  
肠道菌群日益被认为是心血管健康的重要调节因素,其在饮食、代谢、免疫学和宿主生理之间展现出复杂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和功能变化可能通过涉及微生物代谢产物、肠道屏障功能障碍、炎症和代谢失调等机制,参与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心力衰竭、血栓形成及其他心血管表型的发病机制。在此背景下,本叙述性综述的关键问题是:肠道微生物组及其代谢功能的调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心血管疾病预防和治疗中具有临床意义的方法,而目前可用的微生物组靶向策略中,哪些具有充分的机制和临床证据以支持其转化为心血管实践?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回顾了将肠道微生物组与主要心血管表型(如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心力衰竭、血栓形成和心房颤动)联系起来的证据,特别关注微生物代谢产物、肠道屏障功能障碍、炎症和代谢失调可能影响心血管风险的机制。随后,我们综述了当前和新兴的微生物组调节策略,包括饮食干预、益生元、益生菌、合生元、后生元、粪菌移植以及针对微生物代谢途径(如三甲胺(TMA)/三甲胺N-氧化物(TMAO)产生)的靶向抑制。我们还探讨了心血管药物与肠道微生物组之间的双向相互作用,以及这些相互作用在心血管预防和治疗精准方法发展中的作用。最后,我们概述了当前证据的主要局限性,并强调了未来机制性、转化性和临床研究的目标。

主体内容总结

1. 引言

1.1 心血管疾病:日益增长的全球健康挑战
心血管疾病(CVD)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原因,占所有死亡人数的近三分之一。尽管在高收入国家,年龄标准化心血管死亡率有所下降,但由于人口老龄化以及肥胖、2型糖尿病、高血压和代谢综合征患病率的上升,CVD的绝对负担仍在增加。此外,即使在危险因素得到良好治疗的情况下,仍有大量患者经历心血管事件,这强调了残余心血管风险的重要性以及寻找其他可调节疾病决定因素的必要性。在此框架下,肠道微生物组已被认为是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关键调节因素,将心血管风险的定义扩展到宿主遗传学和常规环境效应之外。
1.2 菌群失调作为新兴的心血管危险因素
多种机制可以解释肠道菌群失调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联系,包括微生物代谢产物生成的变异、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免疫激活和全身性炎症。三甲胺N-氧化物(TMAO)是研究最充分的微生物代谢产物之一。肠道微生物将膳食中的胆碱、磷脂酰胆碱和L-肉碱转化为三甲胺,后者在肝脏被氧化为TMAO。升高的TMAO水平与加速的动脉粥样硬化、内皮功能障碍、血小板反应性增加、不利的心脏重构以及更高的重大不良心血管事件风险相关。相比之下,短链脂肪酸(SCFAs)如乙酸盐、丙酸盐和丁酸盐,主要由膳食纤维的细菌发酵产生,可能具有有益的心脏代谢效应。肠道菌群失调还可通过影响胆汁酸代谢、破坏肠道上皮屏障导致代谢性内毒素血症等机制参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2. 肠–心轴:菌群失调与心血管疾病关联的机制

2.1 肠道菌群在心血管稳态中的作用
人体胃肠道包含一个复杂且代谢活跃的微生物群落,与宿主形成动态共生关系。肠道菌群通过多种互补机制调节心血管稳态:参与非消化性膳食碳水化合物的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SCFAs),为结肠细胞提供能量并调节肠道屏障完整性、免疫耐受和宿主代谢;代谢胆汁酸、氨基酸和其他食物成分,影响胆固醇代谢、血糖平衡、血管功能和全身炎症反应;促进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的成熟;通过调节紧密连接蛋白和黏液产生维持肠道上皮屏障完整性。
2.2 菌群失调的定义、决定因素和功能后果
肠道菌群失调被定义为肠道微生物群落组成、多样性和功能能力改变的状态。当代微生物组研究日益强调功能性菌群失调的概念,即微生物代谢活性的变化可能比微生物组成的可观察变化更重要甚至更具决定性。饮食是微生物生态最强大的决定因素之一,西方饮食模式与微生物多样性降低和有益微生物代谢产物产生减少相关。此外,衰老、肥胖、2型糖尿病、慢性肾病、吸烟、饮酒、缺乏运动和心理压力等因素,以及抗生素、质子泵抑制剂、二甲双胍和心血管药物等药物,均可调节微生物群落。
2.3 肠道菌群失调与心血管疾病关联的主要机制
2.3.1 三甲胺N-氧化物(TMAO)
TMA–TMAO途径是研究最充分的连接肠道菌群与CVD的途径之一。肠道细菌将含有三甲胺基团的膳食底物转化为TMA,TMA进入门脉循环后主要在肝脏被含黄素单加氧酶3(FMO3)氧化产生TMAO。循环TMAO浓度反映膳食底物可用性、微生物代谢能力、肠道吸收和宿主FMO3活性的综合影响。实验研究表明TMAO可能调节胆固醇代谢、减少反向胆固醇转运、促进血管炎症和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发展,并可诱导血小板高反应性。然而,目前尚无临床试验证明药理学或微生物组导向的TMAO降低能改善心血管结局。
2.3.2 短链脂肪酸
膳食碳水化合物经肠道微生物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SCFAs),主要通过游离脂肪酸受体FFAR2和FFAR3介导的受体信号传导以及通过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实现的非受体依赖性表观遗传调控发挥功能。丁酸盐是结肠细胞通过β-氧化获取能量的主要来源,同时具有受体和表观遗传功能。SCFAs可能影响血管张力和血压,但其在人类中的心血管相关性尚不如实验文献所暗示的那样明确,其效应可能取决于特定SCFA、浓度、合成部位、受体表达和组织分布。
2.3.3 胆汁酸代谢和信号传导的改变
初级胆汁酸在肝脏中从胆固醇合成并释放到肠道,被肠道细菌修饰产生次级胆汁酸。胆汁酸通过法尼醇X受体(FXR)和G蛋白偶联胆汁酸受体1(TGR5)等受体发挥信号传导功能,影响脂质和葡萄糖代谢、能量消耗和炎症反应。然而,FXR激活不能先验地假定为具有心脏保护作用,因为同一受体途径可能根据激活部位和方式向任一方向改变心血管风险。人类前瞻性队列研究提示循环次级胆汁酸和胆汁酸受体遗传变异与后续心血管风险相关,但观察性设计不能排除反向因果关系和残余混杂。
2.3.4 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和代谢性内毒素血症
肠道屏障是微生物环境与体循环之间的基本界面。菌群失调可损害肠道屏障功能,导致肠道通透性增加,增加脂多糖(LPS)等细菌产物的全身暴露。LPS通过Toll样受体4(TLR4)激活先天免疫信号传导,下游NF-κB激活与内皮激活、氧化应激、胰岛素抵抗和血管炎症相关。然而,大部分机制证据来自急性、高剂量LPS攻击模型,与人类慢性低度内毒素血症的相关性尚未被充分证实。循环LPS的检测存在技术困难,其本身在人类CVD发病机制中的贡献仍不确定。
2.3.5 其他微生物代谢产物
吲哚代谢产物如吲哚-3-丙酸(IPA)可能通过调节miR-142-5p/ABCA1通路增强巨噬细胞胆固醇外流和反向胆固醇转运,具有潜在保护作用。苯乙酰谷氨酰胺(PAGln)可通过激活肾上腺素能G蛋白偶联受体增加血小板活化和血栓形成潜力。硫化氢(H2S)的生理浓度可能发挥血管保护作用,而过度暴露可能产生不良细胞效应。支链氨基酸(BCAAs)循环水平升高与CVD风险相关,但其循环浓度受饮食摄入、宿主分解代谢、胰岛素敏感性和线粒体代谢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应被解释为肠道微生物功能障碍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

2.4 心血管疾病谱中的肠道菌群失调

2.4.1 动脉粥样硬化
宏基因组研究显示症状性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与健康对照之间存在肠道微生物群落组成差异,如Collinsella富集而Roseburia和Eubacterium在对照组中富集。多种微生物相关过程与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相关,包括TMAO相关代谢、SCFA合成、胆汁酸代谢和其他微生物代谢产物。然而,人类队列间微生物观察的变异性挑战了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普遍微生物特征的识别。
2.4.2 高血压
宏基因组研究显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微生物多样性降低,Klebsiella和Streptococcus等机会性分类群在高血压组更普遍,而Roseburia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等SCFA产生菌在对照组更丰富。尽管实验研究为微生物代谢产物在血压调节中的作用提供了机制支持,但人类研究的证据仍不一致。
2.4.3 心力衰竭
心力衰竭患者常见菌群失调,宏基因组研究显示HF患者中参与TMA产生的微生物基因丰度增加,cntA/B基因丰度与循环TMAO浓度密切相关。较高的循环TMAO与更差的HF严重程度和结局相关,但肾功能损害作为TMAO循环水平的主要独立决定因素,在观察性设计中难以与HF严重程度完全区分。
2.4.4 心房颤动
心房颤动(AF)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发生变化,一项研究在阵发性、持续性和永久性AF中描述了一致的菌群失调模式。宏基因组比较显示AF患者富集了编码TMA生成途径酶的基因。然而,AF常伴有高血压、肥胖、糖尿病、心力衰竭、冠心病和慢性肾病,这些合并症均独立且显著地改变肠道微生物组成,现有研究似乎未能完全分离AF特异性微生物信号。
2.4.5 整合视角
在心血管疾病谱中可以观察到几个反复出现的肠道微生物组–宿主心血管生理相互作用。动脉粥样硬化与改变的微生物代谢途径相关,高血压与微生物多样性和SCFA产生能力变化相关,HF与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和改变的微生物代谢相关,AF与菌群失调和TMA产生途径富集相关。现有证据表明存在肠–心血管轴,但未提供整体疾病特异性微生物特征,也未证明微生物组扰动是独立因果性的。

3. 肠–心血管轴的治疗调节

3.1 饮食调节
饮食是肠道菌群组成和代谢活性最可及且最强大的因素之一。富含植物来源食物、膳食纤维、抗性淀粉、多酚和不饱和脂肪酸的饮食模式可能支持微生物多样性和潜在有益代谢产物的产生。地中海饮食的心脏保护作用可能部分通过肠道菌群相互作用介导。然而,饮食干预同时改变热量摄入、脂肪酸组成、纤维和多酚暴露、血糖负荷等无数独立影响心血管风险的膳食参数,心血管益处通常不能明确归因于肠道菌群的变化。食品基质和加工条件可能影响生物活性化合物的稳定性、释放、生物可及性和肠道可用性。
3.2 益生菌
益生菌是当以适当剂量给药时赋予宿主健康益处的活微生物。荟萃分析显示益生菌可能改变血压、体重、脂质浓度和血糖指标等特定心血管风险指标,但研究间存在显著异质性。益生菌效应高度依赖于菌株、剂量、配方、给药持续时间和宿主因素。目前证据不支持将益生菌作为心血管保护的统一治疗类别。
3.3 益生元
益生元是被宿主微生物选择性利用并赋予健康益处的底物。临床证据表明益生元可能影响血压,但效应程度和可重复性仍不确定。益生元反应取决于受体微生物群的特征,习惯性纤维摄入和基线微生物特征可能改变对补充剂的代谢反应。目前的研究多关注中间心脏代谢结局且干预期相对较短。
3.4 合生元
合生元是活微生物和宿主微生物特异性利用的底物的组合产品,分为互补性合生元和协同性合生元。合生元疗法具有配方特异性,不同产品可能含有不同的微生物菌株、底物、剂量和治疗持续时间,阳性结果不能必然推广到其他制剂。
3.5 后生元
后生元被定义为赋予宿主健康益处的无生命微生物和/或其组分的制剂。后生元的生物学特征可能受来源微生物、灭活技术、加工参数、配方、食品基质和储存条件的影响。心血管相关的临床证据仍远落后于一般实验文献,一种特定后生元制剂的效果不能自动假设适用于另一种制剂。
3.6 粪菌移植
粪菌移植(FMT)通过将筛选供体的复杂微生物群落转移到受体来调节微生物组。现有证据不支持FMT作为有效的心血管策略,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得出结论,可用证据不足以证明心脏代谢结局的一致临床有意义改善。供体和受体特征、微生物植入程度和持久性以及安全性问题是主要限制因素。
3.7 微生物酶抑制剂
靶向微生物酶的方法旨在调节特定的疾病相关微生物活性。微生物胆碱TMA裂解酶由cutC/cutD系统编码,已被探索为可能的治疗靶点。临床前研究显示选择性减少微生物TMA合成可降低循环TMAO水平并减轻实验小鼠的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症状。然而,转化证据仍然薄弱,大部分实验证据来自临床前模型,微生物代谢途径的冗余性和个体间差异构成重要限制。
3.8 治疗视角
饮食调整、益生菌、益生元、合生元、后生元、FMT和微生物酶抑制剂在微生物群特异性、可逆性、可扩展性、安全性和临床证据量方面存在差异。目前可用证据不支持微生物组导向疗法是可互换的治疗类别。未来临床试验应关注充分描述的疗法、微生物组和代谢组测量的标准化、临床意义明确的心血管结局以及应答者表型的识别。

4. 心血管药物与微生物组

心血管药物与肠道微生物组之间存在双向相互作用。微生物酶可直接修饰口服药物,微生物代谢产物可影响宿主药物代谢酶和转运体、改变肠道通透性和胆汁酸代谢。他汀类药物暴露可重塑肠道微生物组,而基线微生物组成可能调节降脂反应。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抑制剂与肠道微生物组的相互作用中,方向性问题非常突出,血管紧张素II对肠道通透性、炎症和微生物组成有直接影响,观察到的微生物组变化可能是药物–微生物组直接相互作用、降压和改善内脏灌注的间接效应或伴随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改变的结果。
相关新闻
生物通微信公众号
微信
新浪微博
  • 搜索
  • 国际
  • 国内
  • 人物
  • 产业
  • 热点
  • 科普

热点排行

    今日动态 | 人才市场 | 新技术专栏 | 中国科学人 | 云展台 | BioHot | 云讲堂直播 | 会展中心 | 特价专栏 | 技术快讯 | 免费试用

    版权所有 生物通

    Copyright© eBiotrad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信箱:

    粤ICP备0906349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