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cience》:Distinct tumor microenvironment profiles characterize regressive versus progressive anal precan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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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门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的致癌过程具有高度异质性。因此,所有HSIL均接受消融治疗,导致过度治疗及相关负担,因为并非所有病变都会进展为癌症。这项探索性研究调查了HIV感染者中消退性(regressive)与进展性(progressive)HSIL之
肛门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的致癌过程具有高度异质性。因此,所有HSIL均接受消融治疗,导致过度治疗及相关负担,因为并非所有病变都会进展为癌症。这项探索性研究调查了HIV感染者中消退性(regressive)与进展性(progressive)HSIL之间肿瘤免疫微环境的差异,以期实现更具个体化的治疗策略。多重影像质谱流式(imaging mass cytometry)显示,与自发消退的HSIL及对照组相比,进展为癌症的HSIL及癌症样本中炎症反应更为显著。HLA-DR+巨噬细胞表型的密度在消退性HSIL中较高,而进展性HSIL则表现出CD163+和/或CD204+、HLA-DR?巨噬细胞表型的优势。免疫荧光验证证实了这一表型分布。此外,最接近进展的HSIL病变,以及低最低点CD4(nadir CD4)计数的个体中的HSIL,表现出更不利的巨噬细胞谱型。这些初步发现可能支持生物标志物或免疫治疗靶点的开发,从而实现对肛门HSIL更具个体化的治疗策略。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人乳头瘤病毒(HPV)诱导的肛门癌是HIV相关最常见的四种癌症之一,在感染HIV的男男性行为者(MSM)中,其发病率达每10万人年85例,较普通人群高80倍。肛门癌晚期诊断后死亡率高,尽管早期肛门癌生存率相对较好,但放化疗治疗可导致长期并发症并显著降低生活质量。肛门癌的前驱病变为肛门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在感染HIV的MSM中患病率超过30%。治疗HSIL可将肛门癌风险降低约57%。然而,在HIV感染者中,HSIL终生进展为癌症的概率约为10%,大多数HSIL并不会进展为癌症。事实上,约30%的HSIL在未经任何治疗的情况下于一年内自发消退。此外,HSIL治疗的成功率不尽如人意,复发率高达50%以上。因此,理解HSIL进展的机制,包括免疫系统的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HPV具有多种免疫逃逸策略以持续感染并促进前驱病变和癌症的发展,因此考虑组织免疫微环境至关重要。其中一个主要机制是病毒癌蛋白(尤其是E6和E7)的表达,这些蛋白破坏正常细胞调控通路并损害肿瘤抑制蛋白的功能,从而间接影响免疫监视。这些癌蛋白可下调感染细胞表面人白细胞抗原(HLA)分子的表达,降低这些细胞对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的可见性。此外,HPV干扰干扰素信号通路,削弱抗病毒免疫应答,抑制免疫细胞的募集和活化。病毒还通过调节细胞因子谱、促进调节性T细胞及其他抑制性免疫细胞(如免疫抑制性“M2样”巨噬细胞和髓源性抑制细胞)的积累,创造局部免疫抑制微环境,进一步削弱宿主产生有效免疫应答的能力。
对于HPV相关癌症和前驱病变,包括宫颈癌、头颈癌、外阴癌和阴茎癌,免疫微环境的组分已被提出作为疾病进展的生物标志物和治疗干预的靶点。目前,关于HPV驱动的肛门病变中肿瘤免疫微环境(TIME)的数据甚少,TIME在肛门HSIL向癌症进展中的潜在作用也缺乏研究。该研究旨在表征肛门HSIL和癌症中的TIME,重点关注区分进展为癌症的HSIL与自发消退的HSIL之间的差异。该研究不比较不同组织学AIN分级间的TIME,而是使用临床结局(进展为癌症与自发消退)作为分层依据,从而捕捉形态学分级未能完全反映的生物学异质性。该研究可能揭示癌症风险分层的新生物标志物,有潜力减少对所有HSIL患者进行治疗的必要,并确定更精准有效治疗策略的靶点。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采用两阶段研究设计。第一阶段为特征表征阶段,使用影像质谱流式(IMC)对26份活检样本进行广泛的免疫表型分析,包括9份进展性HSIL、10份消退性HSIL、3份肛门癌和1份正常组织活检,鉴定出34种不同的细胞表型,涵盖14种髓系、8种淋巴系、7种上皮和7种其他基质表型。同时对所有样本进行甲基化分析,发现进展性HSIL中甲基化水平持续较高,而消退性HSIL中较低(p = 0.002)。第二阶段为验证阶段,使用多光谱免疫荧光(IF)在更大队列(n = 54)中验证巨噬细胞分布的发现,并纳入62份横断面HSIL样本,将标志物表达与已知的肛门癌风险替代指标相关联。
三、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运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影像质谱流式(IMC)用于高参数空间免疫表型分析;多光谱免疫荧光(IF)用于大样本验证;DNA甲基化分析(基于ASCL1和ZNF582标志物的qMSP检测)用于风险评估;细胞邻域富集分析用于研究细胞间空间相互作用;纵向线性回归模型用于分析进展时间线上的免疫细胞动态变化。样本来源包括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Amsterdam UMC)病理档案及荷兰六家医院的既往研究队列剩余材料,以及英国和德国的伦理批准样本。
四、研究结果
影像质谱流式鉴定出34种细胞表型及巨噬细胞极化转变。 通过IMC分析,研究人员鉴定出34种不同的细胞表型。进展性HSIL和癌症样本中免疫细胞总密度似乎较高,但未达统计学显著,主要体现在树突状细胞和单核细胞中。消退性和进展性HSIL均被巨噬细胞强烈浸润,但巨噬细胞表型存在差异。消退性HSIL中HLA-DR+巨噬细胞群密度较高(p = 0.111、p = 0.247、p = 0.430),提示免疫刺激特征;而进展性HSIL则显示较高的基质巨噬细胞密度,包括免疫抑制性CD163+巨噬细胞(p = 0.217)、CD204+巨噬细胞(p = 0.353)和CD163+CD204+巨噬细胞(p = 0.270)。T细胞区室在消退性和进展性HSIL之间较为可比,但T细胞活化标志物(PD1、Ki67、颗粒酶B)在消退性HSIL中表达更频繁。邻域分析显示,进展性HSIL中巨噬细胞之间、巨噬细胞与单核细胞之间以及与T细胞(尤其调节性T细胞)的相互作用增强;而消退性HSIL则以T细胞与树突状细胞之间以及涉及HLA-DR+巨噬细胞表型的相互作用增加为特征。
免疫荧光验证巨噬细胞失衡并提示时间动态。 在54份样本的验证队列中,进展性HSIL和鳞状细胞癌(SCC)显示总体上更高的巨噬细胞计数(p < 0.020)。进展性HSIL和SCC中CD163+巨噬细胞比例显著更高(p < 0.020),SCC中CD204+HLA-DR+巨噬细胞比例显著低于消退性HSIL和对照组(p < 0.020)。M2样/M1样巨噬细胞比例在SCC中高于消退性HSIL(p = 0.046)。在SCC和进展性HSIL的基质区室中,CD163+巨噬细胞和未定义巨噬细胞常以上皮周围串珠状模式分布。纵向分析显示,随着进展为癌症的临近,基质CD68+CD163+巨噬细胞(p = 0.041)以及上皮CD163+(p = 0.016)、CD204+(p = 0.048)和未定义巨噬细胞(p = 0.016)的密度增加,而CD68+CD204+HLA-DR+巨噬细胞比例在临近癌症进展时下降(p = 0.008)。总体而言,随着病变临近癌症进展,存在向M2样表型的转变(p = 0.012)。
高风险横断面HSIL重现进展性特征。 在62份横断面HSIL样本中,最低点CD4细胞计数低于200 cells/μL的参与者具有更高的基质CD163+巨噬细胞计数(p = 0.021)和上皮未定义巨噬细胞计数(p = 0.038),重现了进展性HSIL的特征。AIN2和AIN3的未定义巨噬细胞计数高于对照组(p = 0.014和p = 0.0159)。HPV16+HSIL-AIN3表现出更高的基质和上皮未定义巨噬细胞密度,与HPV16?HSIL-AIN2相比。高低甲基化HSIL之间未见差异,提示观察到的模式反映内在免疫功能障碍而非病变严重程度。
五、讨论与结论
该研究是首个按临床结局(进展为浸润癌与自发消退)分层表征肛门HSIL肿瘤免疫微环境的研究。研究发现进展性肛门HSIL和SCC中CD163+巨噬细胞更多而CD204+HLA-DR+巨噬细胞相对较少,提示局部组织免疫微环境中巨噬细胞免疫功能失衡。纵向分析进一步支持这一关联,显示最终进展为癌症的HSIL中CD163+巨噬细胞随时间增加。研究还发现,低最低点CD4细胞计数患者中CD163+和未定义巨噬细胞增加,与已确立的肛门癌风险因素一致。研究人员提出,进展性病变中M2样巨噬细胞优先定位于上皮-基质界面并与FOXP3+T细胞共定位,与M2极化巨噬细胞分泌CCL22和TGF-β募集维持Treg、Treg产生IL-10和IL-4进一步稳定M2极化的自我强化免疫抑制微环境一致。消退性病变则显示M1样巨噬细胞与CD8+T细胞之间更频繁的相互作用,提示更有效的局部效应应答。DNA甲基化是HPV驱动癌变中的早期累积事件,在癌前阶段已经建立;而免疫重塑在恶性转化前的狭窄时间窗口内加剧,表明表观遗传和免疫微环境变化在肛门癌变过程中遵循不同的动力学。
研究局限性包括:消退性和进展性HSIL样本数量较少(因其罕见性),IMC队列发现为初步性和假设生成性的,需在更大系列中独立验证;队列以HIV感染者为主,研究结果主要适用于该人群,对HIV阴性个体的推广需谨慎;依赖档案标本导致临床元数据不完整。尽管该研究无法建立机制因果关系,但空间和表型数据的多个特征提示了癌症进展过程中巨噬细胞极化的合理驱动因素。CD163+巨噬细胞浸润程度有望作为进展生物标志物,但需在更大规模前瞻性研究中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