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Conflict at Pungnaptoseong
编辑推荐:
本研究通过首尔风纳土城(Pungnaptoseong)案例,探讨了位于市中心的埋藏文化遗产(buried cultural heritage)的可持续管理问题。近期文化遗产研究已将文化遗产重新定义为可持续城市发展的资源,但该讨论主要集中在可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的遗
本研究通过首尔风纳土城(Pungnaptoseong)案例,探讨了位于市中心的埋藏文化遗产(buried cultural heritage)的可持续管理问题。近期文化遗产研究已将文化遗产重新定义为可持续城市发展的资源,但该讨论主要集中在可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的遗产上。相比之下,针对未暴露于地表的埋藏文化遗产的保护冲突尚未得到充分关注。风纳土城是一处大型土筑城郭,被确认为百济(Baekje)汉城时期的王都,但其物理不可见性相当显著:百济居住面埋藏于地下,且已完成试掘和全面发掘的区域仅占城郭内部总面积的约12%。此外,该遗址毗邻首尔开发程度最高的江南(Gangnam)和蚕室(Jamsil)地区,并具有长期保护规制成本集中于当地居民的结构特殊性。本研究试图通过基于文献的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各类可比案例,探索解决风纳土城问题的路径。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案例显示,城市埋藏文化遗产的冲突较少取决于是否进行保护,而更多取决于保护决策的时间、方式以及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对象。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为风纳土城提出了一项分区差异化策略。在保护区(preservation zone),研究强调了战略性收购、博物馆建设以及分层阐释策略——即在可行的情况下,将幸存墙体结构的受控暴露与景观、模型及数字可视化相结合——以应对埋藏遗产的不可见性问题。在居民持续居住的管理区(management zone),研究提出了以商业关联保护为前提的政策假设,即基于原地保护(in situ preservation),将规制负担转化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位于城市中心的文化遗产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开发压力,保护与发展常被视为零和博弈关系。近期文化遗产研究已超越这种对立,将文化遗产重新定义为可持续城市发展的资源,然而这一讨论主要集中于可见的历史遗迹、历史景观及可作为旅游资源的遗产。相比之下,对于未暴露于地表的城市埋藏文化遗产(urban buried cultural heritage),如何在保护公共利益与居民财产权之间的碰撞中实现可持续管理,尚缺乏充分讨论。
首尔的风纳土城(Pungnaptoseong)是一个极端呈现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风纳土城是朝鲜半岛最大规模的土筑城郭,被确认为百济(Baekje)汉城时期的王都,作为城市埋藏遗产,它具有三个结构性特征:第一,物理不可见性,即遗址大部分仍埋藏于地下,百济居住面位于数米深的汉江冲积层之下,截至2022年草案计划,完成试掘和全面发掘的面积仅占城郭内部总面积855,555 m2的12.05%;第二,高开发压力下的区位条件,该遗址毗邻首尔最大的商业中心江南和蚕室地区,面临高强度的开发预期和房地产升值压力;第三,保护成本的集中化,超过25年的保护规制虽旨在保护遗产的公共价值,但其经济成本主要表现为对当地居民财产权和居住权的限制。
因此,居民逐渐将遗产视为资产贬值和开发受限的原因,而非本地资产,保护政策引发了长期冲突。风纳土城问题的核心并非简单的认知差异,而是更接近决策结构与经济成本分配的问题。可持续的城市遗产管理只有在保护价值与居民物质利益相协调时才能发挥作用,而非通过单方面改变居民认知来实现。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文献的定性比较案例研究(literature-base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case study)方法,选取五个国际案例作为比较对象:意大利罗马地铁C线(Rome Metro Line C)、韩国首尔公平洞(Gongpyeong-dong)、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与墨西哥城(Tenochtitlan and Mexico City)、土耳其锡德(Side)以及韩国水原华城(Suwon Hwaseong)。案例选择遵循四项共同条件:考古或文化遗产位于当代城市空间内或与之直接互动;遗产保护或管理与一项或多项当代城市功能产生调适需求;国家或地方政府等公共主体的行政或制度干预过程可通过文献追溯;存在充足的文献证据用于分析。研究依据五项共同分析项目进行跨案例比较:冲突生成因素、决策结构、保护模式、成本时间与收益的分配、以及政策结果。分析分四个阶段进行:首先审查各案例文献材料;其次按五项分析项目组织信息;再次进行跨案例比较;最后将比较启示应用于风纳土城的政策方向探讨。
三、研究结果
4.1 罗马地铁C线(Rome Metro Line C)
在贯穿罗马市中心和主要旅游区的C线地铁建设中,由于施工前未进行充分的预防性考古调查,施工过程中反复发现埋藏文化遗产,共进行了45次设计变更,其中约20%归因于考古原因。意大利国家反腐败局指出,缺乏预防性考古调查导致实施阶段的设计方案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并在合同执行后造成实质性修改。考古发现成为影响工程进度的因素之一,部分成本和时间负担由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承担。然而,圣乔瓦尼车站(San Giovanni station)被评估为将考古成果重新融入城市空间的成功案例,通过在车站内展示出土文物和调查结果,使市民在日常通行中即可接触考古发现,实现了发展与保护的互补重构。
4.2 公平洞(Gongpyeong-dong),首尔
在首尔钟路区公平洞地区的城市环境改善项目中,通过事前埋藏文化遗产调查发现了大规模遗迹,确认了从朝鲜王朝早期至日本殖民时期的108处建筑基址和道路遗迹以及千余件遗物。经专家评审,公平洞1、2、4区域被指定为以保护为前提的处理对象。首尔市政府通过与开发商协商,提出以在地下室保存并展览发掘遗迹为条件,给予容积率奖励200个百分点(从999%提升至1199%),这一被称为“公平洞规则”的措施成为行政主导政策判断与私人开发商接受相结合的调整模式的典型案例。该案例表明,当文化保护在城市发展规划过程中被纳入考量而非仅在开发决策之后才被处理时,存在制度性调适的可能性。
4.3 特诺奇蒂特兰与墨西哥城(Tenochtitlan and Mexico City)
墨西哥城是在阿兹特克帝国首都特诺奇蒂特兰之上形成的城市。1978年,工人在市中心作业时发现了科约尔绍基巨石(Coyolxauhqui monolith),随后国家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开展了考古抢救工作,这一发现促成了大神庙项目(Proyecto Templo Mayor)的建立,开始了系统的考古发掘、保护和研究。此后建立了大神庙博物馆(Museo del Templo Mayor),并于1991年设立了城市考古计划(Programa de Arqueología Urbana)。与此同时,墨西哥城历史中心从1950年代起就已制度化地实施了强调历史保护的城市政策。该案例表明,保护与增长控制政策可能伴随更广泛的空间不均衡后果,同时考古遗产的可视化也涉及优先呈现哪个历史时期和文化记忆的选择问题。
4.4 锡德(Side),土耳其
锡德是土耳其南部的一座古代港口城市,罗马和拜占庭时期的大型遗迹与19世纪末克里特移民形成的塞利米耶村(Selimiye)重叠共存。1968年国家主导的旅游与保护规划确立了以考古保护为首要原则的方向,并将古代遗迹和村庄作为旅游资源利用。1970年代后的保护区划定和严格保护规制将锡德置于严格的制度框架内,但此类保护政策被认为未能充分涵盖居民的定居现实和日常城市功能,导致制度框架与实际城市运营之间的差距扩大,非法建设和非正式实践蔓延。该案例表明,考古遗产管理在保护、旅游发展和居民生计重叠的条件下,如何重组城市空间的等级和使用模式。
4.5 水原华城(Suwon Hwaseong)
水原华城不仅是长约5.7公里的防御设施,城内还布置了临时宫殿、官署、市场和民宅等各种城市基础设施,是一座集行政、商业和日常生活功能于一体的规划城市。1963年被指定为史迹第3号后受到文化财产保护区的各种规制,2003年起启动的华城修复整备项目所编制的第1种地区单位计划也长期处于筹备状态,限制了城内的发展活动。随着新城开发扩张,旧城区经历了人口减少和商业萎缩,城内出现空心化现象。居民在长期规制下承受着日常生活不便和财产权限制,不满情绪不断累积。然而,冲突并未停留在对立状态,而是逐步转向调适阶段:在居民倡议下开展了以艺术活动和社区恢复为中心的自发城市再生,地方政府投入城市再生基金支持居住环境改善。文化遗产在此过程中被重新诠释为社区活动和城市认同的媒介,而非单纯的规制对象。
4.6 小结
五个案例的比较表明,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化为保护与发展的简单对立。冲突的特征取决于保护要求在何种阶段进入城市发展或管理过程、参与决策的行为主体、所采取的保护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本、时间和收益的分配方式。比较案例为审视风纳土城提供了基础:不应将其视为统一的保护与发展冲突,而应视为一个在不同区域中考古价值、规制负担、城市功能和制度调适条件各有差异的空间差异化问题。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首先建立了分析框架,阐明城市埋藏遗产与其他类型城市遗产在分配效应上的差异。研究将城市遗产沿两个轴线区分为四种类型:遗产的可见性和规制作用于土地的节点。城市埋藏遗产与历史街区等类型的区别在于:由于遗产大部分埋藏于地下,受规制的地块未必获得直接可见的便利效益;规制直接作用于地块的地下使用和开发潜力,且关于调查持续时间与成本的不确定性可能长期存在。
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了分配性框架的三个维度:第一,分散的效益与集中的成本——埋藏遗产保护产生的学术知识、集体认同和未来选择权属于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其影响范围远超遗址所在地,而成本则集中在特定地块的所有者和居民身上;第二,社会约束与特殊牺牲——当长期保护规制实质性地限制了特定地块的使用和开发潜力,而邻近地区经历更强的开发机遇,且由此产生的负担长期集中于有限群体时,所产生的差异可能引发分配关切,削弱保护的社会合法性;第三,规制的资本化——规划规制可为某些地块带来意外收益,而对另一些地块造成开发机会损失,风纳洞所在的条件使得这种平衡可能不利于产生直接的可见现场便利效益。
研究最终为风纳土城提出了分区差异化策略。在保护区(preservation zone),强调战略性收购、博物馆建设以及结合受控暴露、景观、模型和数字可视化的分层阐释策略,以应对埋藏遗产的不可见性。在居民持续居住的管理区(management zone),提出以商业关联保护为前提的政策假设,基于原地保护(in situ preservation)将规制负担转化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研究结论指出,城市埋藏文化遗产冲突的解决不仅取决于是否进行保护,更取决于保护决策的时间、方式和成本收益的分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