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波动的网络起源:来自企业层面的证据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The network origins of China’s economic fluctuations: Firm-level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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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年09月22日
来源: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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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研究中国的生产和供应链网络如何塑造产出增长波动。利用大规模的企业级供应链网络数据集和传统的投入产出表,我们发现更高的网络中心性与更大的产出波动相关,而更大的网络对称性与更低的波动率相关。生产率更高、更具出口导向性企业和行业往往波动更小。定量分析进一步表明,观
**摘要** 本文研究中国的生产和供应链网络如何塑造产出增长波动。利用大规模的企业级供应链网络数据集和传统的投入产出表,我们发现更高的网络中心性与更大的产出波动相关,而更大的网络对称性与更低的波动率相关。生产率更高、更具出口导向性企业和行业往往波动更小。定量分析进一步表明,观察到的网络异质性可以将微观层面的扰动放大为总体增长波动,即使微观冲击呈轻尾分布,也能产生非正态的总体结果。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保持快速经济增长,并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图1记录了1990年以来中国GDP增长动态。该图并非表明中国在国际比较中波动性独特,而是凸显了若干重大扰动和调整时期,包括全球金融危机、2007年后的增长放缓以及COVID-19冲击。这些事件促使我们关注冲击如何在中国生产网络中传导。1 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如图2所示。2 因此,通过中国国内供应链传导的冲击可能具有超出中国本身的影响。此外,作为背景证据,附录图A1显示其GDP增长存在偏离正态性的特征,表明总体增长分布特征对于理解宏观经济波动至关重要。3 后文的定量分析将考察生产网络异质性是否能以及如何从微观冲击产生非正态的总体结果。
在本文中,我们将产出增长波动与中国生产和供应链网络的结构联系起来,以研究这一网络传导机制。为此,我们构建了一个独特的中国大型企业级供应链网络数据集,以补充传统的投入产出表,使我们能够在三个聚合层面考察网络结构的作用。在企业层面,我们考察网络中心性更高的企业是否经历更大的产出波动。在行业层面,我们考察供应链网络结构更具非对称性的行业是否表现出更高的波动性。这些企业和行业层面的分析识别了脆弱性集中的领域。在国家层面,我们随后通过定量分析评估观察到的网络结构是否能以及如何将微观扰动放大为总体产出增长波动。
我们的分析聚焦于生产网络的两个关键特征:个体中心性和网络对称性。个体中心性衡量一家企业或行业在作为供应商、客户或中介方面占据重要位置的程度,而网络对称性衡量这些位置在企业或行业间分布的均匀程度。我们考察更具中心性的企业和行业是否更易受到产出波动的影响,以及更对称的供应链网络是否有助于抑制冲击的传导和放大。
为了衡量企业在生产和供应链网络中的中心性,我们引入了出度、入度、介数和PageRank等替代性度量。结果显示,在生产和供应链网络中更具中心性的企业受到更剧烈的冲击,因此产出波动更大。定量而言,若企业的中心性增加一个标准差,其产出波动将上升0.4%至1.4个标准差。
我们构建了两个替代性度量来量化供应链网络对称性——边对称性和节点对称性,前者以行业内企业中心性的方差表示,后者以行业内企业异质性(离散度θ)衡量。结果显示,企业间供应链网络更对称的行业波动性更小。定量而言,若网络对称性降低一个标准差,行业总体产出波动将上升约3个标准差。用帕累托分布更小形状参数衡量的细粒度力量倾向于增加行业波动性,尽管这种影响不显著。
上述基准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包括工具变量(IV)回归以获得一致估计、不同的变量设定以及替代性行业分类或子网络范围。
此外,我们发现生产率更高或更具出口导向性的企业或行业往往经历更小的波动,凸显了效率与贸易在减少波动方面的重要性。然而,规模更大或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企业往往遭受更强烈的波动。如果企业拥有较高比例的国有资本,或处于国家的绝对控制之下,则其产出波动往往更小。
这些简约式结果识别了脆弱性集中的领域,但它们本身并不能证明这种脆弱性在总量波动方面是否具有定量意义。为弥合企业和行业层面的证据与总体结果之间的鸿沟,我们进行了类似Carvalho和Tahbaz-Salehi(2019)的定量分析。结合中国季度GDP数据与投入产出表,我们考察观察到的生产网络结构是否能将微观扰动转化为总体产出增长波动。该分析表明,网络对称性程度对总体波动至关重要:更非对称的网络倾向于放大冲击,而更对称的网络则抑制其传播。因此,我们将定量结果解释为网络放大机制可行性的证据,而非对中国波动和衰退的历史分解。
本研究贡献于关注生产和供应链网络在中国经济中相关性的文献。? Liu(2019)发现市场不完善效应通过向后的需求联系累积,导致某些行业成为市场不完善效应的汇集点,从而为政府提供补贴这些上游行业的激励,并通过中国和韩国的经验进一步证实了此类干预政策的积极效果。Chor等(2021)将中国企业级数据与投入产出表进行匹配,记录了1992年至2014年间进口上游性急剧上升、出口定位稳定以及中国境内生产环节快速扩张的现象。Chen等(2022)考察了中国的国内生产网络,发现中国省际贸易增长迅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进口中间品,导致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增加,沿海较富裕省份专注于研发和营销活动,内陆省份则专注于生产活动。? 然而,本文利用独特的中国企业大规模微观供应链网络数据补充行业投入产出表,探讨中国经济稳定性如何由企业级和行业级的生产及供应链网络结构及其动态塑造。我们用两个指标刻画生产和供应链网络——网络边对称性和个体(企业和行业)中心性,两者相互作用共同产生中国经济波动。? 据我们所知,我们是第一个从这一新角度,利用新颖方法和独特数据考察中国增长波动性背后机制的研究。
我们的工作与新兴的引入网络联系研究大型经济衰退的文献相关联。Acemoglu等(2017)刻画了微观冲击的分布特征与经济中投入产出联系如何共同塑造大型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和深度。Baqaee和Farhi(2019)将Hulten(1978)的基础定理扩展到一阶以外,以捕捉生产网络的非线性,? 这可以放大负向冲击并衰减正向冲击,从而将对称的轻尾微观冲击转化为大型经济衰退。Miranda-Pinto等(2023)利用跨国行政企业级数据研究商业周期不对称性的网络起源。?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经济衰退置于产出增长波动的更广泛框架中。我们并不将衰退视为孤立事件,而是将其解释为微观冲击通过同一传导过程产生总体波动的负向极端实现。在生产和供应链网络的情境下,这一视角使我们能够考察网络中心性和网络非对称性如何不仅塑造产出增长的正常波动,还影响经济对大型不利扰动的暴露程度。?
本研究还与大量关于经济波动细粒度和网络起源的文献密切相关且建立于其上。该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和见解包括Lucas(1977)的"多元化论证",1? Hulten(1978)的定理,以及Long和Plosser(1983)的多部门商业周期模型。11 Gabaix(2011)挑战了Lucas(1977)和Hulten(1978),认为如果(细粒度的)企业规模分布尾部足够厚,则对超大型企业的冲击不会与对小型企业的冲击相互抵消,从而产生总体波动。Acemoglu等(2012)秉承Long和Plosser(1983)的精神,表明投入产出联系在将微观经济冲击传导为总体经济波动中具有重要作用。Carvalho和Gabaix(2013)利用Hulten定理分解了总体波动的部门来源,并考察了战后美国经济部门构成的变化是否能解释大缓和及其逆转。Acemoglu等(2017)认为即使特发性冲击呈轻尾分布,厚尾的Domar权重也会导致总体产出的非正态行为。Baqaee和Farhi(2019)发现生产结构中固有的非线性可以将即使是对称的细尾部门冲击内生化地转化为罕见灾难,这意味着经济可能在没有厚尾冲击或厚尾Domar权重的情况下仍然面临总体尾部风险。12 本文通过突出总体和个体(企业和行业)层面的波动传导机制来补充文献,并证明在个体(企业和行业)中心性和规模的实证厚尾分布下,这两个层面的机制本质上一致。换言之,经济波动由个体(企业和行业)中心性与总体网络(边)对称性的相互作用所塑造。我们还遵循Baqaee和Farhi(2019)的精神,在两个层面考察一阶和高阶联系的影响,特别是在实证方面。最后,我们的研究也与Battiston等(2012)和Acemoglu等(2015)等研究金融网络结构如何影响其稳定性的工作相关。Battiston等(2012)表明,当短期贷款人的挤兑和抛售放大交易对手损失时,个体风险多元化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可能是模棱两可的。他们主要通过一个代理人向其提供贷款或从谁那里借款的交易对手数量来衡量多元化,并使用违约代理人比例来捕捉信贷网络所暴露的系统性风险程度。Acemoglu等(2015)认为多元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呈现出一种相变形式:密集的联系在小冲击下增强稳定性,但在大冲击下可能助长金融传染和系统性崩溃。他们主要使用完整的负债矩阵,通过负债分布的均匀程度来评估多元化,特别是通过环形与完全网络、γ-凸组合以及谐波距离和瓶颈等相关结构指标进行评估。金融网络的稳定性通过冲击后的预期社会剩余来衡量,在基准设定中等价于银行违约的数量。然而,本文关注的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和供应链网络,其中使用了两种网络对称性度量,即以行业内企业中心性方差表示的网络边对称性和以行业内企业异质性衡量的节点对称性。波动通过企业或总体层面的产出方差来量化。
本文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2节介绍数据并描述供应链网络的构建。第3节介绍供应链网络结构如何影响增长波动的实证分析。第4节进行定量分析,最后一节总结全文。
**第2节摘录:企业级数据**
我们利用丰富的中国企业级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中国城际供应链网络数据集(2007–2016)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集(1998–2013)。
首先,我们主要依靠企业采购合同以及从天眼查平台获取的司法文书和数据,建立中国企业间供应链网络。13
**中心性对波动的影响**
作为起点,我们探索企业在供应链网络中的中心性如何影响其增长波动。
我们估计了以下模型,该模型将企业产值方差的对数与企业在网络中的中心性的对数以及一组控制变量相联系1? 定量分析 为考察上述识别出的微观和部门层面的脆弱性是否可以放大为总体产出波动,以及放大的方式,我们采用Carvalho和Tahbaz-Salehi(2019)的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我们将该模型校准至中国经济,以识别生产网络在将微观冲击传导至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的作用。 结论 生产和供应链网络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波动?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构建了一个独特的中国大型企业微观供应链网络数据集,并将其与传统投入产出表相结合。这一整合框架使我们能够探索脆弱性的微观经济起源,并评估所观察到的生产网络结构如何将微观层面的扰动放大为总体产出波动。 我们证明了……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程大忠:写作–审阅与编辑,写作–初稿,可视化,项目管理,方法论,资金获取,形式化分析,概念化。唐雨桐:写作–审阅与编辑,方法论。肖志国:概念化,调查研究。 利益冲突声明 此处表达的观点为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其所属组织的观点。不存在任何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包括与其他人员或组织之间的任何财务、个人或其他关系。 致谢 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编号:24&ZD057)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编号:72273034,72603215)资助。 程大忠 | 唐雨桐 | 肖志国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上海,200433,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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