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Work & Family》:Shared paid parenting leave and gender equity: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ustrian couples
编辑推荐:
近几十年来,家庭与性别研究领域的学者考察了共享带薪育儿假(paid parenting leave, PPL)与父母双方在就业、育儿及家务劳动之间取得平衡之间的相关性。然而,针对双亲共享育儿假(即双方均至少休假五个月)的纵向质性研究仍较为稀缺。研究人员通过分析
近几十年来,家庭与性别研究领域的学者考察了共享带薪育儿假(paid parenting leave, PPL)与父母双方在就业、育儿及家务劳动之间取得平衡之间的相关性。然而,针对双亲共享育儿假(即双方均至少休假五个月)的纵向质性研究仍较为稀缺。研究人员通过分析2021至2022年间对奥地利异性恋父母进行的42对夫妇访谈,以及2023至2024年间开展的42次个人访谈(这些父母均至少休了五个月的PPL),以填补这一空白。研究人员考察了父母如何协商就业与育儿事宜,重点关注父亲逐渐形成的亲身实践行为。研究发现揭示了不同的父亲风格,这些风格与实现性别平等、建立父子依恋以及促进父母双方职业发展轨迹的目标相关联。尽管共享PPL有助于促进平等的劳动分工并增强家庭纽带,但男性的职业重心往往得到系统性优势的支持,使其作为雇员和参与型父亲享有特权。与此同时,女性在育儿和职业发展方面面临更高的期望,并仍承担着更多的情感劳动和认知劳动。本分析有助于更广泛地理解共享PPL如何促进更平等的劳动分工和育儿责任分配,凸显了政策、性别规范与家庭动态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对研究与实践均具有启示意义,并强调政策制定不仅需要关注休假时间,还需解决阻碍平等照护的文化和结构性障碍。
论文解读:共享带薪育儿假与性别平等——基于奥地利夫妇的纵向质性研究
1. 研究背景与问题
近年来,欧洲及全球多国引入了面向父母双方的带薪育儿假(paid parenting leave, PPL),家庭与性别研究学者围绕其使用情况开展了大量量化与质性研究。传统父亲角色以养家糊口和职业发展为核心,而新兴父亲角色理想则强调对孩子的情感投入和时间投入。既有研究指出,育儿假有助于增强父亲的育儿技能、亲子依恋及作为参与型父亲的自信心,从而促进以参与型父亲为核心的自我认同。然而,关于双方均至少休假五个月“双亲共享育儿假”的纵向质性研究极其匮乏。此外,尽管奥地利男性PPL使用率近年来有所上升,但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即便双方都休假,也越来越多地以近乎平等的份额(50:50至60:40)共享,并领取“伴侣奖金”(Partnership Bonus)。然而,女性仍承担更大比例的家务与家庭管理中的精神负担。基于性别平等理论,仅实现劳动力市场平等不足以达成真正的平等,平等必须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内部同时实现。为此,研究者聚焦于双亲共享育儿假如何影响父母在就业、育儿和家务上的协商,以及父亲的亲身实践(hands-on practices)如何形成和发展。
2. 研究目的与样本
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奥地利父母的纵向访谈数据,考察共享PPL是否及如何促进性别平等。研究数据来自两个实证波次:第一波(2021–2022)对42对夫妇进行访谈,每对夫妇中的父母双方均至少休假五个月PPL;第二波(2023–2024)对42位父母进行个人访谈,其中32位曾参与第一波访谈,另有10位来自研究者先前关于男性PPL使用及父母协调就业与育儿的研究,从而强化了纵向分析维度。样本中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比例高于奥地利总体人口平均水平,这与国际研究一致,也反映了较低教育背景群体在双亲共享PPL方面面临的社会障碍。
3.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指南(Witzel, 2000)进行数据收集,问题涵盖育儿中的个人亲身参与及规划活动,以及父母如何协商育儿与就业。数据分析基于知情扎根理论(Informed Grounded Theory, Thornberg, 2012;参考Glaser, 1978;Glaser & Strauss, 1998)和主题内容分析(Braun & Clarke, 2017)。所有数据使用MAXQDA软件编码。访谈内容均经匿名化处理,并遵循研究机构伦理委员会标准。
4. 研究结果
4.1 性别平等作为父母的动机和目标
在第一波夫妇访谈中发现,部分父母明确将性别平等作为共享PPL期间及之后的目标。这类父母通常在双方休假后每周工作约30小时。在第二波个人访谈中,这一群体表现出高频的显性协商,并需不断调整分工以应对孩子入园、入学、生病或父母职业变动等情境。例如,父亲David在伴侣承担更多规划任务时主动关注其心理健康;母亲Elisabeth强调自己与伴侣在育儿角色上“几乎可互换”。另一对夫妇Agnes和Fred通过明确的每周Appointment协商分配家务和育儿任务,Fred称自己为女儿“项目管理者”。这些案例显示,显性协商和持续调整有助于实现较平等的分工,但母亲仍易在精神负荷方面承担更多。
4.2 关注父子依恋与家庭团聚
第二组父母侧重于父子依恋的建立,而母子依恋被视为理所当然。这类父母在孩子出生后强调双方亲身参与,但在隐性协商中仍倾向于承认传统母职与父职规范。例如,母亲Sabina独自照顾三个婴幼儿时常感到情绪疲惫,认为伴侣Andreas在让孩子平静下来方面更有能力;父亲Joachim坦言“与孩子的关系需要时间,不可能靠周末父亲实现”,他休假12个月照顾第三个孩子,并会带两个大孩子去工作场所巡视。这一群体以“家庭团聚”(togetherness)为核心协商有偿与无偿劳动,父亲的单独育儿时间相对较少,且部分传统性别分工得以延续。然而,在孩子出生或伴侣怀孕期间,父亲的育儿技能得到提升并日益稳定。
4.3 工作与收入导向:“父权红利”
第三组父母在双方PPL结束后,女性始终承担更多育儿和家务工作,部分原因是男性伴侣通勤时间较长或工作性质需要出差。例如,Anton全职从事炼油厂机械工作,其伴侣Miriam作为律师每周工作两天,其余时间全部承担育儿和家务,Miriam明确表达了对收入差距和自身牺牲的不满;Dieter因木材行业业务出差频繁,育儿主要由兼职工作的Tina承担,Tina要求实施养老金分割未获满足,导致双方争执。在这一群体中,父亲更频繁地提及可见任务(如打扫、采购)和具体工作量(如项目管理),并将其描述为类似于雇佣工作的“服务”,但这些任务仍从属于全职就业和长途通勤的需求。男性因较高收入而获得的“父权红利”(patriarchal dividend, Connell, 1995)使其作为员工和参与型父亲同时享有特权,而女性则在职业发展和育儿方面面临更高期望,仍承受更多情感与认知劳动。
5. 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强调伴侣间相互照护的夫妇在平衡就业、育儿和家庭管理方面更能实现性别平等;然而,缺乏显性协商时,家庭管理往往仍由母亲承担。父亲倾向于将育儿视为“工作”或“项目管理”,显示出生产力、效率和忠诚度等传统职场观念向家庭领域的迁移。女性兼职就业和灵活工作安排常强化其首要照护者地位。社会不平等、职场政策及收入条件影响父母的PPL共享决策。即使在致力于实现性别平等的父母中,精神负荷(包括认知和情感劳动)仍是性别规范持续存在的领域。研究者还发现,那些在育儿假后更换雇主的父亲报告称,感受到的“忠诚雇员”期望压力较少。此外,本研究中实现性别平等较为成功的夫妇,往往女性收入略高或双方收入相近,且女性年龄略长、工作更稳定。
结论指出,PPL并非消除性别不平等的“万灵药”(panacea)或“快速修复”(quick fix)。共享育儿假的动机并非静态特质,而是受制度和组织环境影响。未来研究应在不同教育和社会经济群体中检验动机的内生性,并强调确保父母容易获取PPL信息的重要性。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高度集中于受过教育、信息灵通的父母,结论可能不适用于弱势群体。扩大PPL条款的包容性、培养不分性别的照护认同(Tronto, 2013),并改善公共托育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是实现性别平等和促进父子依恋的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