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金融科技与创新纽带图谱：基于银行-企业网络视角理解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Mapping the FinTech-Innovation Nexus: A Bank-Enterprise Network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Advancement

　　**摘要**本文利用2010年至2022年中国上市制造商的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了金融科技与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指标由797,558条专利记录构建，而金融科技暴露程度则通过171,245条贷款记录进行度量，以捕捉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贷关联。本文利用政策诱导的变异，发现金融科技与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稳健的正向关联。机制分析提供了与融资约束缓解和研发不确定性降低一致的证据。该关联呈非线性特征，在创新能力处于中等水平、资源约束最为严峻的企业中达到峰值，而在技术积累较高的企业中则减弱或逆转，这与外部融资的边际收益递减相一致。异质性分析显示，在高新技术企业、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该效应更为显著，表明吸收能力和组织规模是制约金融科技获取带来的创新回报的条件。这些发现界定了金融科技与创新关联的边界条件，并为支持清洁能源转型的差异化政策设计提供了实证依据。**引言**在全球能源格局快速演变的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国际能源署《2023年可再生能源报告》记录了2023年全球新增约470吉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所有新增电力装机的约86%，凸显了该行业在能源转型中的核心地位。中国正是这一发展势头的典型代表。2023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达到2.9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3%，占国内电力消费量的32%，这一份额超过了欧盟27国。在地缘政治日趋复杂以及环境和资源约束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加速向可持续能源体系转型已成为一项共同且紧迫的目标。政策蓝图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优先级。中国《“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明确提出了创新驱动阶段，在此阶段，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具有时间上的紧迫性。与林和陈（2019）的观点一致，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并非可有可无的补充手段，而是降低生产不确定性、稳定电网接入、扩大可再生能源在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的必要途径。金融能力同样至关重要。尽管资本市场已调动了大量资源，但许多可再生能源企业仍面临长期、适配创新的融资获取不均等问题（Wei等，2025）。融资摩擦与深层技术不确定性并存，从根本上塑造了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格局。可再生能源与清洁创新项目通常需要大量前期投资、涉及较长的开发周期，且面临不确定的商业回报，因此对财务约束和外部风险尤为敏感（Noailly和Smeets，2022；Yu等，2021；Campiglio等，2024；Bettarelli等，2024）。在更深层次上，知识生产具有非排他性和部分可专有性的特征，这导致了创新的社会回报与私人回报之间的偏离（Arrow，1962）。即使可专有性问题得到了部分缓解，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会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导致即使是高质量的创新者也会面临均衡信贷配给（Stiglitz和Weiss，1981）。这些摩擦对研发投入尤为严重，因为研发投资依赖有形抵押价值有限的无形投入，具有高度的结果不确定性，并涉及信息披露风险。因此，一种持续的融资缺口由此产生，即具有社会价值的创新被系统性地融资不足，这一模式在资本密集型和长周期的绿色技术领域尤为突出（Hall和Lerner，2010）。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进一步证实，融资约束仍然是金融不完美抑制企业层面创新的主要渠道。与此同时，信息流的改善可以显著刺激研发产出（Guo等，2023）。熊彼特框架为理解这些摩擦如何转化为异质性的创新成果提供了一个动态视角。经济增长通过一系列质量改进型创新浪潮来实现，新技术通过创造性破坏取代现有技术，而利润驱动的研发既是技术进步的动力，也是竞争选择的机制（Aghion和Howitt，1992）。企业距技术前沿的距离在塑造其创新激励与约束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更接近前沿的企业在竞争压力下被迫从事高级创新，而远离前沿的企业则更多受到有限资源和信息摩擦的约束（Aghion、Akcigit和Howitt，2014）。这一视角表明，金融条件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影响本质上是非线性的，并且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基础能力，从而为异质性效应和阈值依赖效应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此理论框架下，金融科技代表了金融中介运作方式的一次结构性转变，但其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影响恰恰是通过与上述摩擦的互动而产生的。一方面，通过利用数据驱动信贷评估、机器学习和实时监测，金融科技提升了信息的生产和处理能力，从而降低了借贷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了风险评估的精确度（Goldstein等，2019）。这直接削弱了支撑信贷配给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机制。另一方面，通过降低中介成本并减少对抵押品贷款的依赖，金融科技扩大了那些在传统金融体系下其创新活动难以评估和融资的企业信用获取渠道（Thakor，2020）。这两种渠道共同重塑了创新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渠道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尤为关键，因为该领域不确定性高、投资周期长，而传统金融筛选机制在此最不奏效。通过缓解资本约束，同时降低项目评估和监控方面的不确定性，金融科技不仅增加了外部金融的供给，也改善了其向创新密集型活动的配置。就此而言，金融科技不仅仅是对金融服务的技术升级，更是对制约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市场失灵的一种结构性回应。受这一理论逻辑启发，本研究构建了一个银行企业网络视角，以检验金融科技如何影响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我们将银行层面的金融科技专利与银行-企业借贷关系相连接，构建企业层面的金融科技暴露指标，并利用大规模专利数据识别企业层面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产出。该方法捕捉了金融科技通过实际信贷关联进行传导的过程，并为企业暴露于金融科技赋能金融服务的情况提供了更为精确的度量。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了金融科技影响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两个关键机制：缓解融资约束和通过改善信息透明度降低研发不确定性。我们进一步检验了这些效应如何在不同特征的企业中以及在创新能力分布中有所差异。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显著促进了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但效应具有异质性和非线性。最强烈的影响出现在创新能力中等但仍受金融约束的企业中，而随着企业接近更高水平的技术积累，边际收益递减。在高科技企业、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的效应也更为显著。这些发现为金融科技在何种条件下最有效支持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提供了新证据，为能源转型背景下的政策设计以及理解数字化转型如何重塑金融-创新关联提供了重要启示。**章节摘要****文献综述**过去二十年间，关于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研究大量涌现，形成了两个主要研究流派。第一个流派强调政策工具作为可再生能源创新的主要驱动力，表明监管强制、上网电价补贴和研发补贴产生了显著的激励作用（Dechezleprêtre等，2015；Wang和Qi，2016；Dong和Wang，2019；Balaguer等，2018）。第二个流派侧重于市场动态，将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与能源价格、碳市场竞争以及……联系起来**假设推导**与传统制造业创新相比，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风险结构，这种结构加剧了融资摩擦。其准公共品属性降低了收益的私人可专有性，同时放大了知识溢出，导致了持续的投资不足激励。这一挑战进一步因三重风险特征而加剧，包括技术路径不确定性、漫长的商业化周期以及环境效益与……的分离**数据**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四个主要来源。首先，企业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信息来源于IncoPat全球专利数据库，涵盖2010年至2022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797,558条详细专利记录。这些记录包括企业标识符、专利类型、国际专利分类代码和专利摘要。其次，银行的金融科技专利数据来自中国专利局的专利检索……**动态回归**为检验连续型双重差分框架中的识别假设，我们估计了一个动态事件研究规格，将事件时间指示变量与企业政策实施前的金融科技强度进行交互。以政策实施前一年（2011年）作为基准类别予以省略。政策前系数捕捉了不同政策前金融科技暴露水平的企业在政策前是否表现出系统性差异，为……提供了诊断依据**结论性评述**受新兴经济体金融中介与企业层面创新文献日益丰富的启发（Hsu等，2014；Brown等，2017），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实证框架，以检验银行层面金融科技能力如何塑造2010年至2022年间中国制造商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为应对观察性面板数据固有的内生性问题，我们超越了传统的工具变量方法，并利用了一种……**未引用参考文献**Berg等，2020；Berger和Udell，1990；Bernanke和Carey，1996；Bernanke等，1994；Bernanke等，1999；Chiu，2016；Gu和Chai，2021；Sheng等，2021；Zheng和Zhang，2021；Balaguer和Ripollés，2018**CRediT作者贡献声明****吴朗：** 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可视化、验证、监督、软件、资源、项目管理、方法论、调查、形式分析、数据管理、概念化。吴朗贵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