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摘要翻译:
新冠疫情(COVID-19)引发居家办公(working from home, WFH)劳动者比例的显著且长期性增长。然而,关于后疫情时代最有可能居家办公的具体劳动者群体,目前所知仍然相对有限。本文考察了后疫情时代澳大利亚居家办公员工及其雇主的特
摘要翻译:
新冠疫情(COVID-19)引发居家办公(working from home, WFH)劳动者比例的显著且长期性增长。然而,关于后疫情时代最有可能居家办公的具体劳动者群体,目前所知仍然相对有限。本文考察了后疫情时代澳大利亚居家办公员工及其雇主的特征。研究人员基于2023年度的澳大利亚家庭、收入与劳动力动态(Household, Income and Labour Dynamics in Australia, HILDA)调查数据进行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该调查包含关于每周完整居家工作日数的新信息。研究人员提出并检验了十六项假设。结果证实,居家办公完整天数与职业(occupation)和行业(industry)之间存在强烈而显著的相关性。然而,与预期相反,居家办公与照顾责任或长期健康问题或残疾的存在并无正相关关系,居家办公在年龄最大的劳动者中也并非更为普遍。后一组发现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国家就业标准》(National Employment Standards)将这些员工特征认定为雇主在考虑居家办公请求时应予优先考虑的因素。总体而言,尽管劳动者偏好具有一定相关性,但研究结果表明,工作性质才是决定谁拥有居家办公选择权的主要因素。
论文解读:后疫情时代澳大利亚居家办公劳动者的特征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新冠疫情(COVID-19)大流行显著且持续地改变了就业形态,突出表现为居家办公(working from home, WFH)劳动者比例的急剧上升。以澳大利亚家庭、收入与劳动力动态(Household, Income and Labour Dynamics in Australia, HILDA)调查数据为例,2023年约有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员工通常每周至少有一个完整工作日完全在家工作。相比之下,疫情前澳大利亚员工完整工作日居家办公的情况相对罕见,2016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普查当日在家工作的员工仅占1.7%。现有研究已关注疫情中选择性远程办公的员工特征,但基于疫情结束后的数据对居家办公者特征进行系统性考察的研究仍较为缺乏,且大多未区分“完整工作日居家办公”与“将工作带回家完成”这两种本质不同的安排。这一区分对理解员工福祉与社会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居家办公的潜在收益(如节省通勤时间、灵活日程)和潜在弊端(如面对面沟通减少、孤独感增加)可能仅在完整工作日居家办公时才得以体现,由此也对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差异化支持的要求。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旨在系统考察后疫情时代澳大利亚居家办公员工及其雇主的相关特征,核心问题是:居家办公的实现程度在多大程度上由个体劳动者的处境与偏好驱动,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其所在职业和行业的工作性质。研究人员基于雇主驱动与员工偏好两条理论路径提出了十六项研究假设。雇主驱动路径强调职业与行业可行性(Hypothesis 1)、任职时长(Hypothesis 2)、教育水平(Hypothesis 3)、英语能力(Hypothesis 4)、雇佣合同类型(Hypothesis 5)、兼职状态(Hypothesis 6)、监督职责(Hypothesis 7)、企业规模(Hypothesis 8)以及公共部门属性(Hypothesis 9)对居家办公可获得性的影响。员工偏好路径则关注照顾责任(Hypothesis 10)、年龄(Hypothesis 11)、健康限制状况(Hypothesis 12)、性别(Hypothesis 13)、伴侣同居状态(Hypothesis 14)、住房规模(Hypothesis 15)以及各州疫情封锁经历(Hypothesis 16)与居家办公发生概率的关联。
**三、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HILDA调查第23轮(主要在2023年下半年实施)的数据,该轮首次纳入识别完整工作日居家办公者的题项。在原始样本10,436名就业者中,排除自雇人士、无薪家庭工人(n=1,413)、每周平均不足一个完整工作日者(n=19)、工作日数无法确定者(n=25)、关键变量缺失者(n=98),最终分析样本为8,881名员工。因变量为二元变量,即是否通常每周至少有一个完整工作日(主要工作中)完全在家工作。研究人员运用Stata 18.0统计软件估计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结果以优势比(odds ratios, ORs)报告。扩展分析中,进一步区分混合办公(hybrid)与完全远程办公(fully remote)亚组,采用多项逻辑回归(multinomial logit model)估计相对风险比(relative risk ratios, RRRs)。
**四、主要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与基准回归结果**
描述性统计显示,24.1%的样本报告通常每周至少有一个完整工作日居家办公,略低于总样本的加权估计值24.9%。基准逻辑回归模型的Pseudo R2为0.363,表明模型整体解释力较高。
**职业与行业差异**
结果强烈支持Hypothesis 1。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管理人员的居家办公概率最高,专业人员(OR=0.707)与文员行政人员(OR=0.539)次之,销售工作者(OR=0.207)与社区及个人服务工作者(OR=0.191)更低,技术工人(OR=0.128)和蓝领职业群体(机械操作员与司机OR=0.014;体力劳动者OR=0.014)的居家办公概率极低。行业差异同样显著,金融与保险服务业(OR=8.056)及信息媒体与电信业(OR=7.733)的概率最高,而住宿餐饮业(OR=0.407)与零售业(OR=0.469)最低,差距接近20倍。
**其他企业特征**
与Hypothesis 9预期相反,公共部门员工居家办公的概率显著更低(OR=0.756)。企业规模呈部分U型关系:微型企业(<5名员工)的居家办公概率最高,5至19人企业的概率最低(OR=0.394),但大型企业(5000人以上,OR=0.687)并未出现预期中的高位。任职时长与居家办公概率无显著关联(Hypothesis 2不成立)。工会会员身份与居家办公呈显著负相关(OR=0.484)。
**员工特征**
教育水平与居家办公概率呈显著正相关(本科及以上OR=2.010,Hypothesis 3成立),英语能力较差者概率显著更低(OR=0.468,Hypothesis 4成立),临时工(OR=0.496,Hypothesis 5部分成立)和兼职员工(OR=0.625,Hypothesis 6成立)概率较低,有监督职责者概率显著更低(OR=0.596,Hypothesis 7成立)。年龄方面,25岁以下员工的居家办公概率最低,45至54岁达到峰值(OR=3.883),55岁以上略有回落(OR=3.029),但总体仍远高于25岁以下组,故Hypothesis 11仅部分成立。女性居家办公概率显著高于男性(OR=1.506,Hypothesis 13成立),但未发现孩子存在或照顾责任与居家办公概率的正向关联(Hypothesis 10不成立),长期健康限制状况(Hypothesis 12)、伴侣同居(Hypothesis 14)和住房规模(Hypothesis 15)均无显著效应。地区差异显著:维多利亚州(OR=1.175)、新南威尔士州(参考组)和首都领地(OR=0.940)的居家办公概率最高,西澳大利亚州最低(OR=0.548),支持Hypothesis 16。
**性别交互作用**
为检验照顾责任变量可能存在的性别掩盖效应,研究人员引入性别交互项重新估计模型。结果显示,子女年龄为5至14岁的交互项显著(OR=0.671),表明该年龄段孩子的存在提高了男性居家办公概率(主效应OR=1.220),却降低了女性概率(0.671×1.220=0.819)。其他交互项(<5岁子女、15至24岁子女、伴侣同居、照顾老人或残疾人)均不显著,进一步确认Hypothesis 10应被拒绝。
**职业细分稳健性检验**
将八大职业大组细分为43个职业亚组后,与职业和行业相关的变量系数均有所衰减,但公共部门、大学学历、英语能力、工会会员、临时雇佣和兼职等变量的效应仍显著。工会会员的优势比从0.484升至0.660,表明基准回归中部分负向效应源于未控制的职业构成差异,但强负向关联在亚组层面仍存在。
**混合办公与完全远程办公的区分**
多项逻辑回归结果显示,教育与完全远程办公(fully remote)的关联远弱于其与混合办公(hybrid)的关联,大学学历者仅显著提高进入混合办公安排的风险(RRR=2.487),对完全远程办公无显著影响。临时雇佣和兼职仅显著降低混合办公风险,对完全远程办公无显著影响。伴侣同居者完全远程办公风险显著升高(RRR=1.381,p<0.05),为Hypothesis 14提供有限支持。完全远程办公在微型企业员工中相对最为普遍(相对风险是大企业员工的2至3倍),大型企业并无显著优势。在行业方面,信息媒体与电信业(RRR=15.843)、金融与保险服务业(RRR=12.175)、行政与支持服务业(RRR=5.515)以及公共管理与安全业(RRR=5.502)中完全远程办公的相对风险较高。
**五、讨论与结论解读**
本研究发现,决定澳大利亚员工是否居家办公的最重要因素是工作性质,即职业和行业类型,而非劳动者的个体偏好或需求。研究结果与以劳动者偏好为理论基础的假设形成鲜明对比:照顾责任、健康限制状况和年龄等《国家就业标准》中明确优先考虑的特征,在数据中均未呈现与居家办公概率的正向关联,这一发现具有突出的政策意涵。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对比了既往基于HILDA数据(2001至2011年)的研究,发现疫情前有学龄子女的女性居家办公概率远高于无子女女性,而疫情后的数据却不再呈现这一格局,提示疫情驱动的居家办公增长在分配上可能更有利于无子女群体。这一差异可能源于多重机制:具有较强照顾需求的劳动者可能担心申请居家办公引发雇主歧视;部分高需求群体可能已拥有弹性工时或缩短工时等替代性灵活安排;家庭中存在幼龄子女可能反而妨碍居家办公的有效性;具有强居家办公偏好的劳动者可能已主动选择进入居家办公可行性和普及度较高的职业与行业。此外,居家办公的持续扩张可能加剧劳动力市场不平等,因为居家办公收益主要被高薪职业、永久合同和全职就业者获取,而完全远程办公者在晋升和加薪前景方面可能面临长期职业代价。研究人员指出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包括最近移民(2011年后抵达者)在样本中的代表性不足、无法控制通勤距离等不可观测因素,以及横断面设计无法支持因果推断。基于澳大利亚人力资源协会(Australian HR Institute, 2025)对近1000名人力资源经理的调查,超过80%的受访者表示混合办公安排将在未来两年内继续作为其组织的常态特征,结合本研究的发现,可以预期居家办公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作为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