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纳主观幸福感指数的初步研究:多维结构与领域构成的实证分析

《Sage Open》:A Pilot Study of a Subjective Happiness Index in Ghan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2日 来源:Sage Op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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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幸福感已成为衡量社会福祉和发展的重要指标,与传统经济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GDP)互为补充。本研究为加纳主观幸福感的结构与领域构成提供了实证证据,涵盖心理、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等多个维度。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从加纳六个行政区的选定城乡家庭中招募了8

  
摘要 幸福感已成为衡量社会福祉和发展的重要指标,与传统经济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GDP)互为补充。本研究为加纳主观幸福感的结构与领域构成提供了实证证据,涵盖心理、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等多个维度。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从加纳六个行政区的选定城乡家庭中招募了833名受访者。研究使用了幸福联盟(Happiness Alliance)62项幸福感指数,该指数测量心理幸福感、医疗保健可及性与质量、时间平衡、社区归属感、社会支持、教育与文化、环境质量、治理、物质福祉及工作满意度。心理测量学评估显示良好的测量属性。量表表现出较强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 0.824),各领域层面的α系数介于0.753至0.930之间。采用主轴因子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配合Promax斜交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支持了基于理论的十因子结构,解释了总方差的67.8%(KMO = 0.920;Bartlett’s χ2(1326) = 26,160.648, p < 0.001)。因子载荷介于约0.32至0.97之间,交叉载荷极小,表明构念清晰度令人满意。总体幸福感水平为中等(4.70/7.00),并存在地区和社会人口学差异。相关分析显示,所有领域均与总体幸福感呈正相关。多元回归诊断对综合指数的分解表明,物质福祉、治理、社区归属感和工作满意度对综合幸福感结构的贡献最大。与此同时,心理幸福感和医疗保健可及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治理和环境质量得分最低,凸显了制度和生态条件对福祉的制约。
加纳主观幸福感指数初步研究:多维结构、测量验证与政策意涵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幸福感作为衡量社会福祉与发展的重要指标,正日益受到全球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的关注。201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66/281号决议,正式设立“国际幸福日”并发布首份《世界幸福报告》,标志着幸福感被正式纳入国际发展议程。然而,在非洲语境下,关于“贫穷但快乐”的争论长期存在。世界银行学者Bundervoet(2012)基于跨国数据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民众的幸福感并不高;Kohnert(2022)亦认为“贫穷但快乐”命题在南非等高度不平等社会中不成立。比较数据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中位生活满意度(约4.4)显著低于南美(6.7)、欧元区(7.1)和北美(7.6)。
尽管存在上述负面论断,加纳的纵向研究(Atta-Ankomah等,2024)发现,资产、社会资本、健康状况、民族、年龄和居住地等均是影响幸福感的关键因素,提示非洲幸福感图景远比“普遍幸福赤字”的论断复杂。与此同时,不丹率先将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制度化,建立了涵盖心理幸福感、健康、教育、社区活力、治理和环境可持续性等维度的多维发展框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参照。然而,GNH框架的跨文化适用性仍需检验。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旨在:第一,检验幸福联盟(Happiness Alliance)62项幸福感指数在加纳语境下的心理测量学属性;第二,考察心理、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等十个生活领域与总体幸福感之间的关联;第三,为加纳制定情境敏感的幸福感测量工具和政策干预提供探索性实证依据。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于2024年2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使用Kobo Toolbox移动数据收集平台,在加纳六个行政区(Ashanti、Bono East、Eastern、Greater Accra、Oti和Volta)的城乡家庭中开展调查。初始目标样本为1,000人,因项目资助资金贬值导致167人(16.7%)数据未能收集,最终分析样本为833名受访者。样本中男性占58%,城市居民占57.5%,64.9%的受访者年收入低于20,000加纳塞地(GHS)。样本量达到每项目约13.7名受访者,满足探索性因子分析(EFA)的推荐标准。
研究工具为幸福联盟62项幸福感指数,涵盖心理幸福感(P)、医疗保健可及性与质量(H)、时间平衡(T)、社区归属感(C)、社会支持(S)、教育、艺术与文化(Ed)、环境质量(E)、治理(G)、物质福祉(M)和工作满意度(W)十个领域。所有项目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数据分析分四个阶段:描述性统计、心理测量学评估(Cronbach’s α内部一致性检验和EFA)、Pearson相关分析,以及多元线性回归分解分析。EFA采用主轴因子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 PAF)配合Promax斜交旋转,因子保留基于特征值大于1、碎石图检查和理论框架对齐。
三、主要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与样本特征
样本覆盖加纳六个行政区,其中Ashanti地区占比最高(43.6%),其次为Eastern(23.5%)和Volta(13.1%)。年龄分布以35-54岁(40.6%)和15-34岁(38.5%)为主。教育程度方面,30.4%完成中等教育,24.6%持有高等教育学历,19.2%无正规教育。就业方面,50.1%为全职工作,21.2%失业。收入分布严重偏向低端,64.9%年收入低于GHS 20,000。住房方面,37.2%租房,31.8%与家人或朋友同住,29.8%拥有房产。
3.2 领域层面的幸福感概况
心理幸福感是最强维度(M = 5.76, SD = 0.85),超过70%的受访者对生活目标和积极人际关系表示同意或强烈同意。医疗保健方面,约72%报告身心健康良好,但定期体检的比例不足一半。时间平衡呈中等积极水平,仅31%定期休假。社区归属感方面,超过70%感到安全并信任邻居,但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比例较低。社会支持网络尤为强大,超过85%感到被亲友理解和支持。教育、艺术和文化参与呈中等水平(约60%),文化宽容和跨文化互动得分较高。环境质量引发广泛不满,污染控制、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是主要关切。治理领域得分最低(M = 3.45, SD = 1.67),反映公众对制度信任、问责机制和反腐败成效的有限信心。物质福祉呈混合结果,基本需求(食物和衣物)大多可满足,但金融安全、储蓄和资产所有权有限。工作满意度中等偏高,但薪酬和奖励结构制约了整体满意度。
3.3 综合幸福感与亚组差异
综合幸福感指数平均为4.70/7.00(SD = 0.84),表明参与者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地区差异显著:Eastern地区最高(M = 4.99),其次为Ashanti(M = 4.97),Volta地区最低(M = 3.64)。男性(M = 4.76)略高于女性(M = 4.63)。已婚者(M = 4.82)高于丧偶者(M = 4.52)。幸福感随收入递增,年收入高于GHS 60,000者(M = 5.57)显著高于低于GHS 20,000者(M = 4.49)。六人及以上大家庭(M = 5.02)报告更高幸福感,提示大家庭结构可能提供情感和物质支持。
3.4 心理测量学属性
整体量表Cronbach’s α为0.824,各领域α介于0.753至0.930之间,表明内部一致性良好至优秀。KMO抽样充分性测量为0.920,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χ2(1326) = 26,160.648, p < 0.001),确认数据适合因子分析。PAF配合Promax旋转提取了十因子结构,解释总方差的67.8%。因子载荷介于0.32至0.97之间,交叉载荷极小,因子间相关适中(|r| ≈ 0.04–0.61),支持领域间相关但可区分的多维结构。
3.5 相关与回归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所有十个领域均与总体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p < 0.01)。物质福祉(r = 0.79)和工作满意度(r = 0.74)相关性最强,社区归属感(r = 0.48)最弱。治理(r = 0.53)和社会支持(r = 0.50)亦有意义关联。领域间相关显示,治理与环境质量(r = 0.65)、社区归属感与社会支持(r = 0.67)高度关联。
多元回归分解模型解释了综合幸福感98.8%的方差(R2 = 0.988),反映了领域与综合指数的数学和概念整合。标准化系数显示,物质福祉(β = 0.21)、治理(β = 0.20)、社区归属感(β = 0.19)和工作满意度(β = 0.19)是综合幸福感结构中最主要的贡献因素。医疗保健(β = 0.17)、时间平衡(β = 0.16)、教育文化(β = 0.15)、环境质量(β = 0.15)、社会支持(β = 0.14)和心理幸福感(β = 0.12)亦有重要贡献。方差膨胀因子(VIF)介于1.38至2.49之间,排除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加纳民众的幸福感呈中等水平,且无法仅用经济条件解释。尽管物质福祉是综合幸福感结构中最强的贡献因素之一,但其作用与治理质量、社区归属感和工作满意度并列运行。这一模式支持了收入边际效用递减的理论观点,并强调了负责任的公共机构、经济稳定和社会凝聚力对维持福祉的重要性。
治理和环境质量得分最低,凸显了制度和生态条件对福祉的制约。这一发现与加纳当前关于非法采矿和环境治理的全国性辩论相呼应。社区归属感与社会支持的高度关联,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的强大,反映了加纳大家庭制度的文化重要性。
研究结论:加纳民众的幸福感反映经济条件、社会关系、工作经历和公共制度信任的综合作用。金融安全、治理质量、社区归属感和工作满意度与总体幸福感密切相关,而环境质量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关切仍然普遍。本研究为理解加纳的幸福感和福祉提供了有价值的起点,强调了在设计和实施改善日常生活的政策时,应超越单纯的经济增长,关注民众的实际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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