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酸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及尿酸与白蛋白比值预测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征及死亡风险的人群研究及外部验证

《Frontiers in Endocrinology》:Uric acid-based nutritional and inflammatory biomarkers for predicting cardiovascular-kidney-metabolic syndrome and mortality: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with external validatio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2日 来源:Frontiers in Endocrinology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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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尿酸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Uric acid-to-HDL cholesterol ratio, UHR)和尿酸与白蛋白比值(Uric acid-to-albumin ratio, UAR)是新兴的营养与代谢炎症复合生物标志物。本研究探讨并比较了它们

  
背景:尿酸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Uric acid-to-HDL cholesterol ratio, UHR)和尿酸与白蛋白比值(Uric acid-to-albumin ratio, UAR)是新兴的营养与代谢炎症复合生物标志物。本研究探讨并比较了它们与晚期心血管-肾脏-代谢(Cardiovascular-kidney-metabolic, CKM)综合征及全因死亡率的关联。方法:这项横断面研究纳入了来自2001-2020年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NHANES)的17,833名成年人,并在包含300名住院患者的临床队列中进行外部验证。研究人员进行了加权逻辑回归、限制性立方样条(Restricted cubic spline, RCS)、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和Cox回归分析。结果:UHR和UAR在晚期CKM综合征患者中均显著升高(两者P < 0.001),并且均与CKM风险增加独立相关(UHR: OR = 1.07, 95%CI: 1.06-1.09; UAR: OR = 1.08, 95%CI: 1.06-1.10)。两种生物标志物均观察到非线性关联,UHR的拐点为9.46,UAR的拐点为15.79(两者非线性检验P < 0.001)。在ROC分析中,UAR在NHANES队列中表现略优于UHR(曲线下面积AUC: 0.640 vs. 0.602),而UHR在临床队列中表现出更优的性能(AUC: 0.787 vs. 0.686)。在全面调整后,两种生物标志物仍与全因死亡率独立相关。结论:UHR和UAR与晚期CKM综合征独立相关,并具有互补的临床应用价值。UAR可能更适合于早期筛查,而UHR可能更适用于CKM诊断和代谢风险分层。联合使用这两种指标有助于预后评估和死亡风险预警。
研究背景与目的
心血管-肾脏-代谢(Cardiovascular-kidney-metabolic, CKM)综合征是一个新兴的临床概念,它整合了肥胖、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和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之间复杂的病理生理学相互影响。CKM综合征不仅是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贡献者,也代表了代谢紊乱、慢性炎症和器官损伤之间的恶性循环。从2011年到2020年,近90%的美国人口达到了CKM综合征1期或以上的诊断标准,同时14.6%的美国成年人被归类为晚期CKM综合征(3期或4期)。因此,识别简便、经济且可重复的生物标志物对于促进CKM综合征的早期发现和风险分层至关重要。
尿酸(Uric acid, UA)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是临床上常规检测的两个生物标志物。UA是嘌呤代谢的终产物,参与氧化应激、内皮功能障碍和促炎反应,这些都是CKM病理生理学的关键驱动因素。相反,HDL-C发挥抗炎、抗氧化和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低水平的HDL-C与不良的心血管代谢结局相关。尿酸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Uric acid-to-HDL cholesterol ratio, UHR)作为一种新型综合生物标志物,将高UA的有害效应与低HDL-C的保护缺陷相结合,可能比单一指标更全面地反映代谢和炎症状态。血清白蛋白(Serum albumin, ALB)是另一个容易获取的临床参数,它不仅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特性,还能反映营养状况,从而在心血管和肾脏疾病中发挥保护作用。本研究中使用的另一个新型复合生物标志物——尿酸与白蛋白比值(Uric acid-to-albumin ratio, UAR),则捕捉了营养、炎症和代谢的综合状态。
尽管已有研究证实UHR和UAR与CVD、CKD及代谢紊乱密切相关,但尚无研究专门探讨它们与CKM综合征的关联。因此,本研究旨在利用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NHANES)2001-2020年的数据,探讨UHR和UAR与晚期CKM综合征的独立关联,探索潜在的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以及它们的预测性能。此外,研究人员还考察了它们与全因死亡率的关联,并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肾内科和内分泌科住院患者的独立临床队列中进行了外部验证。
主要技术方法
  1. 1.
    研究设计与人群:基于NHANES 2001-2020年数据,纳入17,833名20岁以上成年参与者。外部验证队列随机收集了2026年1月至3月期间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300名住院患者。
  2. 2.
    暴露因素测量:计算UHR和UAR。公式为:UHR = [UA (mg/dL) / HDL-C (mg/dL)] × 100;UAR = [UA (mg/dL) / ALB (g/L)] × 100。
  3. 3.
    统计分析:采用加权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评估UHR/UAR与晚期CKM综合征的关联。使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estricted cubic spline, RCS)模型探索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进行亚组分析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分析评估预测价值。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和Kaplan-Meier法评估与全因死亡率的关联。
研究结果
3.1 研究参与者的基线特征
研究共纳入17,833名参与者,其中3,248人患有晚期CKM综合征。与无晚期CKM综合征的参与者相比,晚期CKM综合征患者年龄更大、男性比例更高、非西班牙裔白人比例更高、丧偶率更高、教育水平和贫困收入比(Poverty-to-income ratio, PIR)更低。他们的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和腰围(Waist circumference, WC)更高,甘油三酯(Triglycerides, TG)、UA、血肌酐(Serum creatinine, SCR)、血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 BUN)、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 glucose, FBG)、糖化血红蛋白(Glycated hemoglobin A1c, HbA1c)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水平升高,而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ALB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水平较低。UHR和UAR在晚期CKM综合征患者中均显著升高。
3.2 UHR、UAR与晚期CKM综合征的关联
通过构建三个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研究发现UHR和UAR均与晚期CKM综合征风险增加独立相关。在连续变量分析中,完全调整后的模型中UHR每增加一个单位,风险增加7%(OR=1.07);UAR每增加一个单位,风险增加8%(OR=1.08)。基于四分位数的分析显示,UHR的最高四分位数与最低相比,风险增加156%(OR=2.56);UAR的最高四分位数风险增加78%(OR=1.78)。
3.3 限制性立方样条回归分析
RCS分析显示,UHR和UAR与晚期CKM综合征的风险均呈显著的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UHR的拐点位于9.46,UAR的拐点位于15.79。低于UHR拐点时风险增加更陡峭,而高于UAR拐点时风险增加更剧烈。
3.4 亚组分析
亚组分析表明,UHR与晚期CKM综合征的关联在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方面存在显著的效应修饰;UAR的关联则在种族和教育程度方面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3.5 UHR和UAR对晚期CKM综合征的预测价值
ROC曲线分析显示,在NHANES人群中,UAR预测晚期CKM综合征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为0.640,略高于UHR的0.602。两者联合的AUC为0.640,与UAR单独使用时几乎相同。
3.6 CKM综合征参与者中UHR、UAR与全因死亡的关联
多变量Cox回归分析显示,在CKM综合征参与者中,UHR和UAR均与全因死亡风险增加显著独立相关。在完全调整模型中,UHR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死亡风险增加12%(HR=1.12);UAR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死亡风险增加17%(HR=1.17)。Kaplan-Meier生存曲线也证实,UHR和UAR高水平组的生存概率显著低于低水平组。
3.7 临床队列分析
在包含300名住院患者的临床队列中,同样观察到UHR和UAR在晚期CKM综合征患者中显著升高。逻辑回归分析确认了两者与晚期CKM综合征的独立正相关。重要的是,在此临床队列中,UHR显示出良好的预测能力(AUC=0.787),显著优于UAR(AUC=0.686)。
讨论与结论
讨论总结:UHR和UAR作为复合生物标志物,分别侧重于代谢-炎症负荷(UA-HDL-C失衡)和营养-炎症状态(通过ALB)。本研究首次在大规模全国代表性样本中系统比较了二者与CKM综合征的关联。研究发现,UHR和UAR与晚期CKM综合征独立相关,且存在不同的非线性模式:UHR呈现饱和效应,而UAR呈现阈值加速效应,提示二者具有互补的临床应用场景。在预测性能上,UAR在社区人群中(NHANES)表现稍优,可能适合早期筛查;而UHR在临床住院患者队列中表现出色,更适合用于诊断和代谢风险分层。研究还发现,UHR和UAR均与CKM患者的全因死亡率独立相关,进一步支持其预后价值。研究优势包括大样本、长周期、严格的统计方法和独立的外部验证。局限性在于NHANES数据的横断面设计限制了因果推断,药物使用信息不完整,临床验证队列来自单中心,且单次测量可能无法反映长期变异。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结果提供了有力证据,表明UHR和UAR与晚期CKM综合征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全面调整后,这两个生物标志物仍然与CKM患者的全因死亡率独立相关。这些发现表明,UHR和UAR是简便、经济的生物标志物,可能有助于CKM综合征的风险分层,并具有潜在的互补应用价值:UAR可能更适合于早期筛查,而UHR可能更适用于CKM诊断和代谢风险分层。联合使用这两种指标有助于预后评估和死亡风险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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