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Why are farmers in South India shifting from conventional ‘Green Revolution’ agriculture to natural f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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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言：绿色革命显著促进了印度作物产量和产出的增加，但也带来了负面的社会和环境后果。为此，基于农业生态学原理的替代性耕作方式（如自然 farming）应运而生。近年来，邦级和国家级政府政策推动了自然 farming 的发展，但轶事证据表明农户的采用率有
摘要
引言：绿色革命显著促进了印度作物产量和产出的增加，但也带来了负面的社会和环境后果。为此，基于农业生态学原理的替代性耕作方式（如自然 farming）应运而生。近年来，邦级和国家级政府政策推动了自然 farming 的发展，但轶事证据表明农户的采用率有限且不均衡。本研究旨在了解印度在政府自然 farming 项目早期实施阶段，农户向自然 farming 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障碍与促进因素。方法：采用探索性序贯混合方法设计。2023年3月至5月，在安得拉邦阿纳卡帕利（Anakapalli）和维沙卡帕特南（Visakhapatnam）地区的6个村庄开展了11次焦点小组讨论（FGD）。采用持续比较法对FGD转录文本进行编码和分析。随后，基于FGD结果开发问卷，并于2023年10月至11月对安得拉邦4个地区82个村庄的1126户家庭户主进行调查。定性和定量结果分别分析，随后采用“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理论进行整合。结果：培训后的最初几个月内自然 farming 采用率较低，1126户家庭中仅有23户采用了任何自然 farming 实践。农户认为健康效益是自然 farming 相对于传统 farming 的显著相对优势。内部社区资源人员（iCRPs）和Pico投影仪（即手持投影仪）演示成为主要沟通渠道。既有制度架构（如妇女自助小组）促进了支持性社会系统的形成。然而，缺乏分散化投入品供应、市场联系薄弱、感知产量损失以及自然 farming 的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特征是主要障碍。结论：本研究强调理解农户采用自然 farming 的多元动机的重要性。构建同伴学习模式、利用大众媒体以及分散化投入品供应可能有助于提高自然 farming 的采用率。针对传统 farmers 和自然 farmers 的具体需求制定针对性政策，将可能促进向自然 farming 的更平稳转型。
论文解读：印度南部农户从绿色革命农业向自然 farming 转型的障碍与促进因素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印度在独立后至1960年代期间长期面临粮食不安全问题。1960年代中期引入的高产作物品种，配合化肥、农药等“绿色革命”技术，显著提高了作物产量和人均粮食供给，并增加了农民收入、减少了营养不足。然而，这些收益在印度农业人口中并未均等分享，大型农户获益更多。同时，绿色革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退化：农药和化肥的密集使用污染了水体、导致土壤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耗水量大的作物种植加剧了水资源紧张；农业食品系统占印度温室气体排放的33%，对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构成挑战。近年来，印度作物产量停滞，而劳动力、化肥和农药等耕作成本持续上升，导致农业家庭债务和财务困境加剧。在此背景下，基于农业生态学原理的自然 farming 被视为降低投入成本和化学品危害的潜在解决方案。
尽管已有研究评估了自然 farming 的产量、农药使用和收入等社会经济结果，但很少有研究从 farmer 视角系统评估采用自然 farming 的过程，尤其是采用的障碍和促进因素。一项先前研究虽识别了主要障碍（生物投入品可及性差、基础设施支持不足、信息缺乏以及采用初期产量损失），但其样本仅来自政府推荐集群的60名 farmers，缺乏随机性，结果需外部验证。针对有机 farming 的研究也发现感知产量损失、缺乏有机产品溢价以及制度和技术支持不足是主要障碍。全球文献则表明农业推广服务、培训、土壤质量、灌溉和信贷获取以及 farmer 教育程度和收入是采用可持续耕作实践的重要促进因素。
本研究旨在从 farmer 视角出发，在安得拉邦社区管理自然 farming（APCNF）项目（前身为零预算自然 farming，ZBNF）大规模政府计划实施的早期阶段，探讨采用可持续耕作实践的障碍与促进因素。APCNF 由安得拉邦政府农业部设立的非营利公司 Rythu Sadhikara Samstha（RySS）实施。研究结果可为解决限制 APCNF 实践采用的障碍及需要进一步支持的促进因素提供洞见，并可为政府项目在传统推广服务（仅提供教育、培训、示范和说服）之外拓展干预功能（如激励、赋能、环境重构和限制）提供依据。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
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序贯混合方法设计。定性阶段于2023年3月至5月在安得拉邦原维沙卡帕特南地区的6个村庄（其中5个属阿纳卡帕利地区，1个属维沙卡帕特南地区）开展11次焦点小组讨论（FGD），参与者包括69名自然 farming 实践者和56名传统 farmers，共64名男性和61名女性。FGD由主要研究者（YB）以当地语言泰卢固语主持，转录文本使用Dedoose软件编码，并采用持续比较法进行主题分析。定量阶段基于定性发现开发问卷，于2023年10月至11月对安得拉邦4个地区（阿纳卡帕利、维沙卡帕特南、库尔努尔和南迪亚尔）82个村庄的1126户家庭户主进行调查，这些村庄为 BLOOM 研究（大规模有机耕作对人类健康的共同效益，集群随机对照试验）的样本，其中42个干预村庄已在2023年5月启动 APCNF 培训。问卷通过 REDCap 系统收集，使用 R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和 Fisher 精确检验、Wilcoxon 秩和检验。定性和定量结果分别分析后，采用“创新扩散”理论进行整合。
三、主要研究结果
**3.1 定性阶段：三大主题和九个子主题**
主题一：人类和土壤健康改善是转向自然 farming 的主要动机。健康方面，农户感知自然 farming 食品有助于减少疾病负担和医疗支出，尤其关注儿童健康。土壤健康方面，自然 farming 实践者报告土壤孔隙度改善、水分保持能力增强，并观察到产量提高。作物健康方面，经历多次气旋的村庄发现自然耕作地块的作物对极端天气更具韧性。
主题二：涉及经济价值的决策。大中小型农户因感知投入成本降低而受到激励，而小农户因感知劳动力成本增加而却步。营销支持被认为是促进传统 farmers 转向的关键因素，但目前自然 farming 产品主要用于家庭消费。投入品支持是实施自然 farming 的主要瓶颈，农户建议设立非农药管理（NPM）商店以提供现成生物投入品。
主题三：自然 farming 是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过程。两组农户均认为自然 farming 需要大量劳动，且知识要求高，需要多种传播机制。内部社区资源人员（iCRPs）在教育和培训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农户还建议通过电视和视频演示进行推广。同伴效应影响显著，但传统 farmers 的普遍做法会阻碍潜在采用者，例如农药漂移和用水冲突。
**3.2 定量阶段：低采用率与关键因素**
1126户中仅23户采用任何自然 farming 实践。自然 farming 实践者教育程度更高（48%为本科及以上，传统 farmers 为19%），且对自然 farming 的知晓率显著更高（96% vs 31%）。采用者最常见的实践包括使用 Jeevamrutham（由牛粪、牛尿、粗糖、豆粉、水和土壤制成的生物接种物）和最少耕作，其他实践包括种子处理、本土种子使用、季风前干播和覆盖。仅5名采用者完全停用化学农药。
采用动机方面，100%的采用者认为改善家庭健康是重要影响因素，78%提到尝试实验，70%提到土壤健康改善。主要障碍方面，传统 farmers 中48%认为产量下降是显著障碍，39%认为缺乏自然 farming 知识，39%认为实践不简单。促进因素方面，93%的传统 farmers 和100%的采用者认为 iCRP 的存在是重要促进条件；采用者中87%认为 iCRP 使用 Pico 投影仪进行演示重要，而传统 farmers 中仅50%持此观点（p=0.001），这是唯一具有统计学显著差异的促进因素。
**3.3 定性与定量整合：基于创新扩散理论**
将研究发现映射到创新扩散理论的四个核心构念：创新属性、沟通渠道、时间和社会系统。相对优势方面，健康效益是自然 farming 区别于传统 farming 的关键因素。兼容性方面，定性阶段发现采用者将自然 farming 与恢复祖辈耕作实践联系起来。复杂性方面，知识密集型特征阻碍采用。可试验性方面，78%的采用者将实验作为重要促进因素。可观察性方面，同伴效应在定性阶段突出，定量阶段33%的传统 farmers 认为缺乏同伴实践是障碍。沟通渠道方面，iCRP 和 Pico 投影仪是主要渠道。时间方面，定量调查在培训开始后约6个月进行，采用率低可能反映 farmers 处于早期采用阶段。社会系统方面，现有女性自助小组制度架构提供支持，但缺乏分散化投入供应和市场支持构成不利环境。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首次在政府项目早期实施阶段结合定性和定量方法系统探讨自然 farming 的采用障碍和促进因素。研究发现，感知健康效益是自然 farming 最突出的相对优势，与先前研究一致；但传统 farmers 仍认为存在产量损失风险，需更多科学证据和有效传播来澄清认知。iCRP 和 Pico 投影仪作为有效沟通渠道被证实，而电视和社交媒体可能是被忽视的传播机会。自然 farming 的完全转型需要更长时期，通常超过6个月，因此低采用率可能反映初期阶段特征。建立支持性社会系统需要 NPM 商店等分散化投入供应、农民生产者组织（FPO）和市场支持机制。研究的局限性包括：结果基于单一邦的随机样本，可能不具全国代表性；定量阶段自然 farming 实践者仅23人，只能检测大效应量；研究者既往参与项目和健康导向框架可能引入访谈者和确认偏倚。未来需在实际测量产量和验证农户感知的基础上进行追踪研究。
研究结论指出，促进自然 farming 更大规模采用需要多组分行为改变干预。政府项目应超越传统教育和培训推广体系，通过激励（如 PM-PRANAM 计划）、创造分散化投入供应结构、自然 farming 产品溢价和市场支持等措施，量化并传播健康共同效益，并针对传统 farmers 和自然 farming 实践者制定差异化策略，以维持和促进向更可持续农业实践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