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Communication channels for promoting regenerative agricultural practices among maize farmers: preferences and predictors in Ghana’s transitional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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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推广、知识交流、行为改变和小农创新是加速非洲可持续农业转型和增强气候韧性粮食系统的根本。有效的知识交流使农民能够采用改善土壤健康、提高生产力并促进粮食与营养安全的环境可持续实践。然而，关于农民传播偏好如何影响再生农业实践（RAPs）采用的研究证据仍然有限。
农业推广、知识交流、行为改变和小农创新是加速非洲可持续农业转型和增强气候韧性粮食系统的根本。有效的知识交流使农民能够采用改善土壤健康、提高生产力并促进粮食与营养安全的环境可持续实践。然而，关于农民传播偏好如何影响再生农业实践（RAPs）采用的研究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考察了加纳过渡地带玉米种植者偏好接收再生农业实践信息的传播渠道的决定因素。通过多阶段抽样程序选取385名玉米种植者进行了横断面调查。数据采用结构化访谈提纲向选定受访者收集，并运用描述性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和多元逻辑回归进行分析。大众传播成为最受偏好的渠道（38.7%），其次是个体传播（37.1%）和群体传播（24.2%）。尽管群体传播是最不受偏好的渠道，但与大众传播和个体传播渠道相比，其与显著更高的再生农业实践采用率相关联。传播偏好显著受教育水平、性别、种植经验、土地所有权、市场激励、地理位置和农场碎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传播有效性不仅取决于信息获取，还取决于互动机会、同伴学习和情境化咨询支持。研究建议将大众传播与参与式群体传播和针对性人际推广方法相结合，以促进再生农业实践的采用。本研究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2（零饥饿）、目标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目标13（气候行动）和目标15（陆地生命）。通过将传播偏好与再生农业采用联系起来，本研究拓展了农业传播理论，并为设计以农民为中心的推广体系提供证据，以加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韧性农业和粮食系统。
**再生农业传播渠道偏好研究的背景、问题与意义**
全球粮食系统正面临气候变化、土壤肥力下降、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以更低环境代价生产更多营养食物的多重压力，这些问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尤为突出。该区域小农生产高度依赖气候敏感的雨养农业，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同时威胁农业生产力和农户福祉。传统以生产力为导向的农业模式已难以应对这些挑战，再生农业（regenerative agriculture, RA）作为一种系统方法，通过恢复土壤健康、增强生物多样性和养分循环、节约水资源并提升农业系统对气候冲击的适应能力，为可持续转型提供了重要路径。在非洲，玉米是加纳最广泛种植的主粮作物之一，对家庭消费、收入和国家粮食供应具有重要贡献。然而，土壤退化、降雨不稳定、病虫害压力和投入品成本上升持续制约玉米生产，导致小农生产力低下和脆弱性增加。尽管加纳玉米种植者对再生农业概念的认知正在逐步形成，但由于技术知识、推广服务获取、劳动力需求、资金能力和短期收益不确定性等方面的制约，采用率仍然参差不齐。
有效的知识交流是实现再生农业广泛采用的关键前提，但传统的技术转移（Transfer of Technology, ToT）模式将农民视为创新的被动接收者，而非知识生成的积极参与者。当代学术研究强调，可持续农业转型需要超越单向信息传播，转向互动式、参与式和情境化的知识交换机制，使农民能够在当地生产情境中共同创造、适应和应用创新。再生农业涉及土壤覆盖管理、作物多样化、有机养分管理、减少土壤扰动和生态病虫害管理等复杂实践组合，要求农民通过试验、适应和经验学习来掌握，而非仅仅接受技术建议。因此，能够促进对话、信任建设、反馈和同伴学习的传播渠道可能在支持采用方面比单向信息传播方法更有效。
尽管学界对可持续农业和农业信息系统日益关注，但仍存在重要研究空白：第一，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农民是否获得信息或信息来源，而非将传播渠道偏好作为可能与采用结果相关的行为选择加以考察，关于偏好不同传播渠道的农民在再生农业实践采用强度上是否存在差异的经验证据相对匮乏；第二，虽有研究考察了教育、农场规模、推广获取、社会网络、市场激励和数字技术等因素对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但较少关注这些社会经济和农场层面特征如何在再生农业情境下预测农民的传播途径偏好。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旨在通过考察加纳过渡地带玉米种植者接收再生农业实践信息的传播渠道偏好来填补这些空白，具体目标包括：（i）确定农民偏好的传播渠道；（ii）评估不同偏好群体间再生农业实践采用数量是否存在差异；（iii）考察农民社会经济特征与传播渠道偏好之间的关联；（iv）识别预测大众、群体和个体传播渠道偏好的因素。通过将传播偏好与再生农业采用联系起来，本研究将农业传播研究从主要关注信息获取和来源拓展到知识交换的偏好路径与采用行为的经验关联，为设计更有针对性、以农民为中心和情境特定的推广策略提供证据，以加强再生农业采用、增强气候韧性并促进更可持续和营养敏感的粮食系统。这一证据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SDG）2（零饥饿）、SDG 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SDG 13（气候行动）和SDG 15（陆地生命）尤为重要。
**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定量横断面调查设计，在加纳过渡农业生态带（涵盖博诺东、博诺和阿散蒂地区部分区域）开展。目标人群为该地区玉米种植者，估计为319,548人（数据来源于加纳粮食与农业部统计、研究和信息局，SRID）。采用山根公式（Yamane's formula）计算样本量，在95%置信水平和0.05边际误差下估算约400名农民。通过多阶段抽样程序：第一阶段从研究区域玉米生产市/区名单中随机选取5个市/区；第二阶段在每个参与市/区随机选取4个玉米生产社区；第三阶段从各区农业部门（DoA）获得的农民登记册中按比例分配选取农户。数据筛查后排除15份不完整问卷，最终分析样本为385份，占目标样本的96.25%。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Welch单因素方差分析、卡方独立性检验和多元逻辑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多元逻辑回归因变量为三类互斥且无内在排序的名义类别——大众传播、群体传播和个体传播，以大众传播为参照类别。诊断检验包括Cook距离（评估有影响力观测值）和方差膨胀因子（VIF，评估多重共线性），结果显示无严重共线性问题（容差0.23–0.86，VIF 1.16–4.42）。
**研究结果**
*玉米种植者接收再生农业实践信息的首选传播渠道*
对385名玉米种植者的调查显示，大众传播渠道是最受偏好的信息获取方式（38.7%），紧随其后的是个体传播渠道（37.1%），群体传播渠道虽为最少偏好选项，仍有近四分之一（24.2%）的受访者选择。这一结果表明农民并非依赖单一传播渠道，而是利用多种来源满足信息需求。大众传播的普及可能归因于其覆盖面广、便捷性强以及能够在推广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同时向众多农民传播及时信息；个体传播渠道的近乎同等偏好反映了农民对可信、个性化建议和反馈机会的需求；群体传播虽偏好度最低，但在促进同伴学习、协作解决问题和分享实践经验方面仍具有重要价值。
*不同偏好传播渠道下再生农业实践采用数量*
按偏好传播渠道分组统计再生农业实践采用数量，偏好群体传播渠道的农民平均采用数量最高（平均值=10.33，标准差=2.99），其次为偏好大众传播渠道者（平均值=6.10，标准差=3.62），偏好个体传播渠道者的平均采用水平最低（平均值=5.93，标准差=3.98）。全体受访者平均采用7.06项实践（标准差=4.06）。群体传播偏好者采用水平最高，表明集体学习平台与更高的再生实践采纳率相关联。这可能源于群体传播的互动特性——农民可以分享经验、观看实际示范并通过同伴学习建立信心。个体推广方法虽提供个性化建议，但受推广覆盖率低、访问不规律和农民与推广人员缺乏互动等限制，可能导致该群体采用水平较低。
*不同传播渠道偏好农民间再生农业实践采用数量的差异*
Levene检验显示方差不齐性假设被违反（F(2, 382)=5.98, p=.003），因此采用更稳健的Welch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三个偏好渠道组间再生农业实践采用数量存在统计显著差异（F(2, 243.02)=63.93, p<.001）。采用omega平方（ω2）估计效应量，该关系效应量较大（ω2=0.20），表明传播渠道偏好解释了再生农业实践采用数量变异的20.4%，按Cohen（2013）基准属于大效应量，证明传播渠道偏好不仅在统计上显著，而且在解释再生农业实践采用差异方面具有实际重要性。Games-Howell事后比较显示，偏好群体传播渠道的农民比偏好大众传播渠道者多采用4.23项实践（p<.001），比偏好个体传播渠道者多采用4.40项实践（p<.001）；而偏好大众与个体传播渠道者之间无显著差异（均值差=0.17, p=.922）。
*玉米种植者社会人口特征与首选传播渠道的关系*
卡方检验识别出五个与社会人口特征显著相关的变量：农场位置（χ2=46.45, p<.001）、非农活动（χ2=12.31, p<.001）、土地所有权（χ2=19.39, p<.001）、信贷获取（χ2=6.20, p=.05）和市场激励（χ2=107.47, p<.001）。其中市场激励与传播渠道偏好的关联最强（Cramer's V=0.53，大效应量），有市场激励的农民绝大多数偏好大众和群体传播渠道，无市场激励者主要依赖个体传播渠道。农场位置也呈现较强关联（Cramer's V=0.35），城乡农民间传播偏好差异明显。土地所有权（Cramer's V=0.22）、非农活动（Cramer's V=0.18）和信贷获取（Cramer's V=0.13）呈小至中等关联。地理情境通过影响推广服务获取、通信基础设施、市场网络和多样化信息来源来塑造农民对传播渠道的选择；参与非农活动的农民可能因更广泛的社会互动和流动性而更多接触群体学习平台；土地所有者由于更安全的权属激励而更倾向于参与长期农场管理相关的群体学习和知识共享；通过集体机制（如农民组织、乡村储蓄贷款协会）获取信贷的农民更可能在群体会议中接触到农业信息；市场导向型农民需要及时、广泛的价格和市场信息，因而更依赖覆盖面广的大众传播平台。
*预测玉米种植者接收再生农业实践信息传播渠道偏好的因素*
多元逻辑回归模型整体显著（χ2=236.98, p<.01），拟合优度良好（Pearson χ2=736.34, p=.45；Deviance χ2=593.40, p=1.00），Nagelkerke R2=0.52，表明模型中的预测变量共同解释了因变量约52%的变异。对于群体传播渠道，种植经验（p<.01）、受教育年限（p<.01）、农场位置（p<.05）、土地所有权（p<.01）、市场激励（p<.05）和性别（p<.05）为显著预测因子；对于个体传播渠道，种植经验（p<.01）、受教育年限（p<.01）、玉米收入（p<.05）、农场数量（p<.05）、农场位置（p<.01）和市场激励（p<.01）为显著预测因子。
种植经验每增加一年，选择群体传播而非大众传播的概率增加约10%（OR=1.10），选择个体传播而非大众传播的概率增加约9%（OR=1.09），表明经验丰富的农民更偏好允许澄清、反馈和实用知识交换的互动渠道。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选择群体传播的概率增加约10%（OR=1.10），选择个体传播的概率增加约13%（OR=1.13），教育提升了农民从参与性和信息交换程度更高的渠道获取、解释和利用农业信息的能力。农村农民选择群体传播而非大众传播的可能性高155%（OR=2.55），选择个体传播而非大众传播的可能性高624%（OR=7.24），反映农村地区数字技术和互联网连接有限，使通过推广人员和社区互动的人际传播更具相关性。土地所有者选择群体传播而非大众传播的可能性高230%（OR=3.30），表明土地保有权激励农民参与知识共享互动平台。有市场激励的农民选择群体传播而非大众传播的可能性低68%（OR=0.32），但选择个体传播而非大众传播的可能性高1,187%（OR=12.87），表明市场化农民需要及时、可获取和需求驱动的个性化建议以支持生产与市场决策。管理多个农场的农民选择个体传播而非大众传播的可能性低34%（OR=0.66），因时间限制、流动性和协调需求使其更依赖覆盖面广的传播平台。男性农民选择群体传播而非大众传播的可能性高142%（OR=2.42），可能与男性在组织化农民会议、推广研讨会和示范田中的更高参与度有关。玉米收入增加显著提高选择个体传播而非大众传播的可能性（OR=1.00, p<.05，因收入以货币单位衡量故数值看似较小的正值），表明高收入农民更愿意寻求量身定制的技术建议以保障或提高农场盈利能力。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表明，玉米种植者对传播渠道的偏好与农业知识的获取方式以及再生农业实践的采用程度密切相关。尽管大众传播是最受偏好的渠道，个体传播紧随其后，但偏好群体传播的农民报告了显著更高的再生农业实践采用水平。三种传播偏好间采用的显著差异和观察到大效应量表明，农业传播的价值可能超越信息传播本身，还包括互动机会、同伴学习、实际示范和集体解决问题。不同农民间传播偏好并非同质，种植经验、教育、农场位置、土地所有权、市场激励、性别、玉米收入和农场数量是显著预测因素，表明有效推广需要更加关注农民的异质性及农业信息获取和使用的社会经济情境。仅依赖单一渠道的传播策略难以充分满足玉米种植者多样化的学习和信息需求。研究建议采用综合性和农民响应的传播策略，将大众传播的广泛覆盖面与群体传播和个性化方法相结合，特别是加强田间学校、示范田、农民组织和社区学习平台以促进体验式和同伴学习；同时根据农民的位置、教育背景、权属条件、种植经验和市场导向差异化传播策略，使推广系统将信息覆盖与互动和定制化咨询支持相结合，为再生农业实践采用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通过将传播偏好与再生农业采用联系起来，本研究将传播渠道偏好视为不仅是一种信息传播机制，而且是影响再生农业实践采用的行为因素，将互动渠道纳入农业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拓展了农业传播理论，为设计以农民为中心的推广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以加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韧性农业和粮食系统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