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Immunology》:Omics-based biomarkers of immune-related organ toxicities associated with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a scoping review and evidence map
背景: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可引发累及多器官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高通量组学方法可能有助于阐明与irAEs相关的易感性、分子机制、诊断特征及监测标志物;然而,相关证据仍分散于不同平台、临床应用场景及毒性表型之中。
目的: 绘制原始人体研究证据图谱,明确高通量组学方法直接关联至irAE易感性、发生、严重程度、诊断、纵向监测、临床病程、恢复、irAE定向治疗应答或机制表征的现有证据。
方法: 本范围综述与证据图谱遵循已注册方案,并参考PRISMA-ScR及JBI指南。研究人员检索了PubMed/MEDLINE、Scopus、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及Embase数据库,检索时间自2014年1月1日起,最终数据库检索于2026年7月9日完成。纳入标准为:涉及ICIs暴露患者或人体生物样本、采用高通量基因组学/统计遗传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脂质组学、微生物组/宏基因组学、单细胞或空间组学、免疫组库测序或整合多组学方法,并直接评估irAE结局的研究。全基因组统计遗传学研究作为条件性证据类别保留。排除靶向单标志物研究、常规实验室生物标志物、仅评估疗效的组学分析、非ICI人群、非原始报告、病例报告及仅临床前组学研究。
结果: 检索共识别4,669条记录。去除1,151条重复记录后,对3,518条唯一记录进行筛选,433篇报告进入全文获取阶段。32篇报告无法获取全文进行评估。在401篇接受全文评估的报告中有315篇被排除,最终纳入86项研究。组学领域为非互斥分类:50项研究采用转录组学,31项采用单细胞/空间组学,20项采用蛋白质组学,20项采用微生物组/宏基因组学,16项采用免疫组库测序,14项采用基因组学/统计遗传学,6项采用代谢组学/脂质组学。47项研究在平台审计中涉及两个或以上组学领域;在排除重叠分析模式后,35项研究符合涉及独立分子层的真正多组学整合的预设标准。45项研究涉及混合性或一般性irAEs;在器官特异性研究中,心肌炎/心血管毒性(n=10)、肺炎/肺毒性(n=9)及胃肠道/结肠炎毒性(n=8)最为常见。
结论: 直接评估irAEs的高通量组学文献规模远小于更广泛的生物标志物文献,且以转录组学和单细胞方法为主导。大多数证据仍处于探索阶段,对预设模型或特征谱的独立评估有限,内分泌、肾脏、神经、血液、胰腺及肌肉骨骼毒性的覆盖不完整,分子发现与临床实施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临床实施需要前瞻性多中心队列、标准化irAE表型判定、纵向采样及独立验证。未来整合多个分子层并采用先进计算方法的研究可能促进生物标志物发现和个体化风险分层,但需要透明的方法开发和严格的验证。
系统综述注册: https://osf.io/g79cv,标识符g79cv。
论文主体内容总结
1 引言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靶向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及其他抑制性免疫通路,已成为多种恶性肿瘤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恢复抗肿瘤T细胞活性,此类药物可产生持久疾病控制,但相同的免疫激活可能破坏外周耐受并导致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irAEs可累及几乎所有器官系统,严重程度从轻度自限性炎症到快速致命的组织损伤不等,可在治疗期间或ICI停药后发生。
irAEs的临床异质性使预测、诊断和监测复杂化。常见表现包括皮炎、结肠炎、肺炎、肝炎和甲状腺功能障碍,而心肌炎、神经综合征、肾炎、肌炎、血液学毒性和胰腺损伤虽较少见但可能危及生命。当前管理依赖症状、常规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组织病理学及排除竞争性诊断。常规临床因素包括年龄、性别、肿瘤类型、既往自身免疫病史及治疗方案,并不能完全解释个体间风险差异。
高通量组学技术可从多个分子层审视上述问题。全基因组和外显子组分析可识别遗传性或获得性易感性;转录组学、单细胞和空间方法可解析组织和细胞状态程序;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和脂质组学平台可表征循环或组织水平的分子反应;微生物组和宏基因组分析可评估宿主-微生物相互作用;免疫组库测序可量化克隆性T细胞和B细胞动态。整合分析可将这些分子层与irAE发生、严重程度、器官受累、治疗应答和恢复相关联。
既往综述已对irAEs的广泛临床、血清学、免疫、遗传和微生物候选生物标志物进行编目,其他综述则聚焦肠道微生物组与ICI毒性。然而,广泛生物标志物综述常将高通量组学与传统或靶向检测混为一谈,难以确定直接关联irAEs的高通量组学证据的规模、分布和成熟度。本综述专门绘制直接关联irAE结局的高通量人体组学证据图谱,并在研究层面评估其分布和转化成熟度。
2 方法
2.1 研究设计与注册
本范围综述及配套证据图谱遵循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BI)范围综述方法,报告遵循PRISMA-ScR扩展版及JBI方法学指南。方案于2026年5月29日前瞻性注册于开放科学框架(OSF)。OSF记录随后更新以记录方法学澄清和完成的四数据库检索,最终数据库检索于2026年7月9日执行。主要澄清涉及合格高通量组学研究的操作性定义、重叠组学模式的明确处理,以及全基因组统计遗传学分析(包括孟德尔随机化研究)的条件性纳入与解释。因目的为绘制异质性证据基础的广度、特征和缺口,未计划进行荟萃分析或汇总诊断性能估计。
2.2 纳入标准
采用人群-概念-情境框架定义纳入标准。人群为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或该情境下获得的人体生物样本。概念为直接关联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的高通量组学证据,包括易感性、发生、诊断、严重程度、纵向监测、临床病程、恢复、irAE定向治疗应答或机制表征。情境涵盖跨癌症类型、治疗情境、生物样本及器官特异性或混合irAE表型的人体临床和转化研究。
合格报告为生成或分析高通量组学数据并将所得分子特征直接关联至irAE结局的全文原始人体研究。合格方法包括全基因组或全外显子组测序;全基因组关联、多基因或其他全基因组分析;批量、单细胞或空间转录组学;发现规模或高维蛋白质组学;非靶向代谢组学或脂质组学;16S rRNA基因测序或鸟枪法宏基因组学;T细胞或B细胞受体组库测序;以及整合多组学方法。全基因组统计遗传学研究(包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在结局代表ICI相关毒性且分析提供明确组学-irAE关联时作为预设条件类别保留。排除常规实验室变量、单细胞因子、自身抗体、代谢物、蛋白质或药物水平等孤立标志物、有限靶向基因分型或HLA检测、小型常规流式细胞术panel及其他低维候选标志物检测。仅评估疗效而无直接组学-irAE分析的组学研究、仅在背景中提及毒性、涉及非ICI人群或将组学实验局限于动物或细胞模型的研究均被排除。
2.3 信息来源与检索策略
PubMed/MEDLINE、Scopus、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和Embase构成最终四数据库检索。检索覆盖2014年1月1日起的记录,最终数据库检索于2026年7月9日完成。各数据库策略结合受控词汇和自由文本词,涵盖三个概念:免疫检查点阻断、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或器官毒性、组学技术或分子生物标志物。各数据库检索分别返回PubMed/MEDLINE 557条、Scopus 887条、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416条、Embase 2,809条记录。
2.4 研究筛选与全文获取
所有记录导入Zotero并合并为单一筛选库。重复检测和标识符级核对从4,669条检索结果中移除1,151条记录,剩余3,518条唯一记录。两名评审员独立依据预设的人群、概念、情境和组学纳入标准筛选标题和摘要。潜在合格报告使用相同标准进行全文评估。分歧通过讨论和共识解决。通过机构订阅、出版商网站、开放获取存储库、Zotero附件及其他作者可获取来源获取全文。多次尝试后仍无法获取的报告单独记录。
2.5 数据提取
采用标准化研究级表格进行数据提取。提取字段包括文献标识符、发表年份、癌症和治疗情境、主要irAE表型、生物样本、组学平台、研究设计、报告时样本量、预期生物标志物应用、主要分子特征或特征谱、数据来源类型及验证状态。一名评审员完成初始研究级提取,第二名作者独立核实纳入标准关键字段、主要毒性表型、组学平台分配、数据来源类型和验证状态;分歧通过重新评估全文后协商解决。研究设计字段区分明确报告的前瞻性、回顾性、横断面、病例系列和二次/数据库分析,以及单中心和多中心招募。生物样本、采样时间、应用和验证状态编码为非互斥变量。验证状态按转化成熟度分类:内部验证包括在源队列内进行的重采样、交叉验证或分割样本程序;独立队列评估要求独立人体队列,进一步分类为预设模型/特征谱的验证或个体分子标志物/特征的独立复制。正交检测确认单独记录;同队列确认、动物实验或无需独立患者的技术复制不计为独立队列验证。
2.6 数据综合与证据图谱
按发表年份、主要器官毒性表型和组学平台对证据进行描述性总结。每项研究分配一个主要器官类别;涉及多种irAEs或总体毒性的研究归类为混合/一般性irAEs。平台计数为非互斥,因单项研究可贡献至多个组学领域,而真正多组学整合要求至少两个独立分子层。由研究级分配构建器官-平台矩阵。选择代表性说明性发现以展示器官覆盖、生物学一致性、验证状态和转化成熟度,而非对个体生物标志物或研究进行排序。因人群、生物样本、结局定义、分析流程和报告性能指标的异质性,未进行荟萃分析。与范围综述目标一致,未使用正式偏倚风险或证据确定性评级;而是使用研究设计、验证、纵向采样和临床实用性考量描述证据成熟度。
3 结果
3.1 研究筛选
检索识别4,669条记录:PubMed/MEDLINE(n=557)、Scopus(n=887)、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n=416)和Embase(n=2,809)。去除1,151条重复后筛选3,518条唯一记录。其中3,085条在标题和摘要筛选中被排除,433篇报告进入全文获取。32篇报告无法获取全文评估,作为潜在检索偏倚来源单独记录,剩余401篇报告接受资格评估。共315篇全文报告被排除:无合格高通量组学平台(n=215)、无合格ICI-irAE人群(n=39)、无直接irAE结局(n=26)、组学分析未直接关联irAE(n=18)、非原始研究(n=8)、仅临床前组学(n=7)、无可分析组学-irAE评估的病例报告或描述性病例系列(n=2)。最终纳入86项研究。
3.2 纳入研究的特征
86项研究发表于2017年至2026年。发表活动近年急剧增加:66项研究(76.7%)发表于2023年至2026年7月9日,其中2024年20项、2025年20项、2026年12项。39项研究贡献至一个分类组学领域,47项贡献至两个或以上非互斥平台领域。因该领域级重叠包含分析模式重叠,不等同于多组学整合。应用至少两个独立分子层的预设标准后,35项研究符合真正多组学整合标准。14项基因组学/统计遗传学研究中,11项使用患者级基因组队列或分析,3项为汇总级统计遗传学分析。报告明确描述24项研究为前瞻性、7项为回顾性,1项同时使用前瞻性和回顾性成分;7项为二次或数据库分析,4项为病例系列或横断面研究,43项未明确说明设计方向。招募明确为单中心的研究有24项,多中心6项;56项中心状态不明确。
86项研究中有66项可明确提取ICI暴露分析队列总数。该子集中,中位样本量为43名参与者(范围5–996);34项研究纳入50名或以下参与者,19项纳入51–100名,13项纳入超过100名。其余20项研究因依赖汇总级数据、包含重叠队列或报告过于模糊而未使用参与者总数。肺癌是最大的明确疾病特异性群体(n=17),其次为黑色素瘤(n=11)、泌尿生殖系统癌症(n=3)、胃肠道/肝胆癌症(n=2)和乳腺癌(n=1);其余52项研究使用混合/泛癌人群、其他肿瘤类型或未限制于单一明确报告的癌症群体。
3.3 生物样本、采样时间、应用与验证
生物样本计数为非互斥。血液来源材料用于67项研究,粪便19项,组织或微创组织表面样本8项,支气管肺泡灌洗液5项,尿液2项。基线或治疗前样本在48项研究中分析,治疗中或系列样本31项,毒性发生或诊断时样本22项,治疗后或恢复期样本17项。研究可贡献至多个时间点。
应用编码为非互斥:65项研究评估风险、预测或易感性关联;49项进行明确机制表征;30项使用与监测相关的纵向或动态分析;8项评估诊断或鉴别诊断。内部验证在8项研究中报告。独立人体队列评估在16项研究中报告,包括2项预设模型或特征谱的独立验证和14项一个或多个分子标志物或特征的独立复制。共21项研究报告内部验证和/或独立队列评估,65项两者均未报告。同队列正交确认不计为独立队列验证。
3.4 主要毒性表型分布
混合或一般性irAEs构成最大类别(n=45,52.3%)。41项器官特异性研究中,心肌炎或心血管毒性(n=10)、肺炎或肺毒性(n=9)和胃肠道毒性或结肠炎(n=8)最为常见。皮肤毒性由四项研究代表;肝脏、肾脏和内分泌毒性各两项;神经、血液、肌肉骨骼/肌炎和胰腺毒性各一项。器官覆盖广泛,但大多数较少见毒性的证据仍然薄弱。
3.5 组学平台分布
转录组学是最常代表的领域(n=50),其次为单细胞或空间组学(n=31)、蛋白质组学(n=20)、微生物组或宏基因组分析(n=20)、免疫组库测序(n=16)、基因组学或统计遗传学(n=14)和代谢组学或脂质组学(n=6)。计数超过86因平台领域分配为非互斥;47项研究贡献至两个或以上领域,不应解释为等同于真正多组学整合。单细胞RNA测序按设计同时贡献至转录组学和单细胞/空间领域,而免疫组库测序编码为独立分子层。微生物组研究集中于混合性irAEs和胃肠道毒性。
3.6 器官特异性分子模式
3.6.1 混合和一般性irAEs: 45项混合/一般性研究使用所有分类平台。转录组学和单细胞研究识别基线或治疗出现的免疫状态,涉及T细胞活化、调节性T细胞重编程、B细胞动态、髓系程序和干扰素相关信号。蛋白质组学研究描述循环免疫和组织损伤特征谱,包括irAE发生和严重程度的血浆模型,而全基因组和统计遗传学分析评估遗传易感性和因果蛋白或微生物候选。微生物组研究将基线群落结构和纵向微生物变化与后续毒性关联,但分类群和效应方向在各队列间存在差异。代谢组学或脂质组学分析在混合/一般性队列中贡献额外循环和微生物组相关信号。
3.6.2 肺炎和肺毒性: 九项肺炎研究以单细胞和转录组学方法为主。支气管肺泡和组织分析反复涉及活化或克隆性扩增的T细胞状态、炎性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抗原呈递程序、干扰素信号和趋化因子网络。循环microRNA和细胞外囊泡蛋白质组学研究探索了较少侵入性的预测和早期检测。该模式与区室特异性免疫损伤一致,但大多数队列较小,针对感染、放射性肺炎和肿瘤进展的验证仍属必要。
3.6.3 心肌炎和心血管毒性: 十项研究涉及心肌炎或心血管毒性。单细胞、组织转录组学和免疫组库分析识别致病性巨噬细胞扩增、活化细胞毒性淋巴细胞、共享心脏-血液-肿瘤免疫克隆、CXCL9/CXCR3信号及炎性成纤维细胞或内皮细胞状态。一项多组学研究还包括蛋白质组学和脂质组学分析,而额外蛋白质组学和基因组学研究检查线粒体代谢和克隆性造血作为补充机制或易感性信号。跨组织的相似信号加强生物学解释,但模型开发仍受限于心肌炎的罕见性、诊断判定变异和小病例数。
3.6.4 胃肠道毒性和结肠炎: 八项胃肠道/结肠炎研究将黏膜或单细胞转录组学与微生物组分析相结合。反复出现的主题包括上皮屏障功能障碍、组织驻留细胞毒性T细胞活化、干扰素信号、宿主-微生物相互作用以及与易感性或治疗应答相关的微生物群落特征。粪菌移植研究还提供微生物组可治疗性调节的概念验证。然而,队列特异性微生物特征谱、抗生素和饮食混杂以及粪便采集和测序流程的变异阻碍可重复性。
3.6.5 代表性不足的器官毒性: 肝脏研究识别循环耗竭性CD8效应记忆状态并结合转录组学、免疫组库或蛋白质特征。肾脏研究使用尿液蛋白质组学和外周血单细胞转录组学。皮肤研究评估组织或胶带剥离转录组学、单细胞巨噬细胞信号、蛋白质组学特征谱和多基因易感性。内分泌证据包括遗传易感性和ICI相关糖尿病的组学表征。唯一血液学研究结合肠道宏基因组学与血浆代谢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神经毒性、血液学毒性、肌炎和胰腺毒性各仅有一项研究,凸显器官覆盖的重大缺口。
3.7 证据成熟度与局限性
验证证据仍然有限。86项研究中有21项报告内部验证和/或独立队列评估;16项包含独立人体队列,但仅2项在该情境下评估预设模型或特征谱,14项复制个体分子标志物或特征。在66项可提取参与者总数的研究中,34项(51.5%)纳入50名或以下参与者。仅6项研究明确为多中心,56项中心状态未报告或不明确。基线采样(n=48)比毒性发生采样(n=22)或治疗后/恢复采样(n=17)更频繁。总体而言,证据仍主要为探索性:队列通常较小,独立模型级验证不常见,设计方向和中心结构常报告不完整。异质性irAE定义、对癌症类型和伴随治疗的调整不完整以及临床实用性测试有限进一步限制了解释。尚无组学特征谱具有足够的重复证据和已证实的临床实用性以支持常规实施。
4 讨论
4.1 主要发现
本范围综述识别86项将高通量组学特征直接关联irAEs的原始人体研究。该文献自2023年以来快速扩展,以转录组学和单细胞方法为主导。尽管47项研究在平台审计中贡献至两个或以上组学领域,该数字反映平台应用而非确定性分子层整合。在排除重叠分析模式并要求独立分子层后,35项研究符合真正多组学整合的预设标准。方法学审计显示验证证据仍然有限:21项研究报告内部验证和/或独立队列评估,16项包含独立人体队列评估,仅2项在该情境下评估预设模型或特征谱。在66项可提取参与者总数的研究中,中位ICI暴露分析队列规模为43(范围5–996)。代谢组学/脂质组学相对代表性不足,仅识别六项研究。超过一半证据涉及混合或一般性irAEs,器官特异性证据仍集中于心肌炎、肺炎和结肠炎。大多数报告的特征谱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通过严格的独立模型级验证或临床实用性评估。
4.2 与既往综述的比较
既往综述总结了广泛候选生物标志物和临床风险因素,包括常规实验室指标、循环细胞因子、自身抗体、HLA变异、免疫细胞计数和肠道微生物组。该广度具有临床信息价值,但掩盖了高通量组学文献的规模和成熟度。通过同时要求合格组学平台和直接分析关联至irAE结局,本综述界定了更小、方法学上更一致的证据基础。证据图谱分离主要器官表型,区分重叠平台领域分配与真正多组学整合,并分离患者级基因组证据与汇总级统计遗传学。这些特征使当前证据图谱与既往广泛生物标志物综述互补,并突出发现研究继续远超具有成熟独立验证的研究。
4.3 跨器官分子模式的解读
跨不同器官毒性,多项研究报告涉及活化或克隆性扩增T细胞状态、髓系活化、干扰素和趋化因子信号及组织特异性免疫稳态丧失的重复分子模式。然而,这些表面相似性应谨慎解读,因可能部分反映相似技术、生物样本、分析流程或潜在重叠患者队列的重复使用。相关细胞区室也因表型而异:肺炎研究强调支气管肺泡T细胞和炎性单核细胞;心肌炎研究突出心脏巨噬细胞、细胞毒性淋巴细胞、基质活化和共享克隆型;结肠炎研究将黏膜免疫损伤与上皮屏障功能障碍和微生物生态关联。需要跨不同队列、平台和临床情境的独立复制以确定哪些重复信号代表真正的生物学趋同。
检查点释放诱导的免疫活化的共享背景在生物学上仍然合理,但组织特异性细胞龛可能改变毒性表现方式。克隆性扩增的细胞毒性淋巴细胞和干扰素相关程序在多个器官中重复出现,而巨噬细胞-基质相互作用在心肌炎中尤为突出,上皮-微生物相互作用在结肠炎中突出,支气管肺泡髓系-T细胞串扰在肺炎中突出。对于生物标志物开发,这些观察支持测试共享和器官特异性特征的组合,而非假设单一通用irAE特征谱。
混合irAE研究可能有助于在治疗前识别常见易感状态,但汇总生物学异质性毒性可能引入噪声、稀释器官特异性信号并产生临床上难以解释的模型。未来分析应区分泛irAE风险预测与器官特异性诊断和严重程度评估,并在样本量允许时报告汇总和表型特异性性能。
4.4 转化就绪度
临床使用需要的不只是关联:候选检测必须预设、分析可重复且可操作。候选特征谱应证明分析有效性、超越临床变量的增量价值、用于预测时对毒性的时间优先性以及严格的独立验证。当前审计进一步说明验证术语为何重要:独立队列中个体分子特征的复制不等同于预设多变量模型或阈值的评估。本综述中大多数研究仅满足发现或早期临床关联阶段,报告的性能估计常来自高维数据集且事件数少,使过拟合成为主要关注点。选定特征的正交确认有价值,但不能替代完整模型在独立人群中的验证。汇总级孟德尔随机化或其他统计遗传学发现可为易感性机制或因果假设提供信息,但未经直接临床复制不应解释为已验证的患者级生物标志物。转化的额外障碍包括检测标准化、样本处理协调、多中心前瞻性验证、监管资格认定、成本和临床决策工作流程整合。
近期应用可能取决于样本采集的时间和地点。基线血液、种系和微生物组特征可能支持易感性评估;系列血液或粪便分析可能实现治疗中监测;组织、支气管肺泡、尿液或器官特异性分子特征谱可能在毒性发生时辅助诊断。临床上有用的策略可能将简约组学衍生特征与症状、常规实验室变量、影像学和判定器官表型相结合,而非孤立部署组学特征谱。
4.5 未来研究的方法学优先事项
前瞻性多中心队列应使用协调的irAE定义、严重程度分级、诊断判定和生物样本方案。采样应包括治疗前、早期治疗中、毒性发生、治疗、恢复和再挑战时间点。对照应区分无毒性ICI治疗患者与感染、癌症进展、治疗相关非免疫损伤及相关自身免疫疾病患者。研究应预设分析流程,透明处理批次效应和缺失数据,除区分度外报告校准和决策曲线分析,并评估模型是否在现成临床预测因子之外增加价值。
罕见毒性需要协作注册中心及嵌套生物样本研究。中国肿瘤免疫相关器官损伤网络(C-TION)和肿瘤免疫相关医学信息中国智能数据平台(TIMIC)等资源可支持这些罕见事件的协调表型判定和多中心分析。内分泌、肾脏、神经、血液、胰腺、肌肉骨骼和严重皮肤irAEs代表性尤其不足。通用数据模型和联邦分析可在不传输敏感分子数据的情况下提供足够事件数。多组学整合应由明确的生物学或临床问题驱动,并伴随降维、内部重采样、独立验证以及特征和代码的可获取报告。互补的大规模药物警戒也可帮助优先考虑罕见但高后果毒性进行分子研究:近期结合FAERS和VigiBase及额外临床数据集的分析识别了报告死亡率不成比例高的ICI相关不良事件,包括间质性肺病、肌炎和肝衰竭。此类信号对优先排序有用,但不能替代机制或预测生物标志物验证,因自发报告数据仍易受报告偏倚和不完整临床注释影响。
4.6 本综述的优势与局限性
本综述使用协调的四数据库检索、高通量组学的操作性定义、重复和标识符级核对、具有互斥排除原因的全文重新评估、研究级分配的第二作者核实以及跨器官证据图谱。平台和器官计数源自最终86项研究语料库,使用非互斥、七领域平台审计。
本综述也存在局限性。检索术语包含广泛分子生物标志物词以最大化敏感性,产生大量非组学全文排除。32篇报告经多次检索尝试后仍无法获取全文评估;若不可获取报告在器官表型、组学平台或研究设计上系统性不同,可能引入检索偏倚,且可用书目信息不足以确定其纳入是否会实质性改变器官-平台分布。平台类别重叠,单一主要器官表型的分配简化了评估多种毒性的研究。混合/一般性irAE分析可能识别广泛易感状态,但可能掩盖组织特异性分子驱动因素。表面跨器官趋同也可能部分反映相似技术、生物样本、分析流程或重叠队列的重复使用。因队列来源报告不一致,无法可靠量化出版物间患者队列重叠程度。患者级分子研究和汇总级统计遗传学分析在共同平台框架内映射,尽管它们代表不同证据类型;该区分保留在研究级提取和解释中。本综述未进行正式偏倚风险评估或荟萃分析,证据成熟度以描述性方式总结。队列规模、生物样本时间、irAE判定和验证的报告在各研究间不一致。最后,快速演变的2025–2026年文献意味着该图谱需要定期更新。
5 结论
直接评估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的高通量组学研究正在快速扩展,但仍主要为探索性。在86项纳入研究中,转录组学和单细胞方法最为常见;47项研究贡献至多个平台领域,而35项符合涉及独立分子层的真正多组学整合的预设标准。代谢组学/脂质组学在六项研究中得到代表,混合/一般性irAEs占证据一半以上,心肌炎、肺炎和结肠炎主导器官特异性研究。尽管16项研究包含独立人体队列评估,仅2项在独立队列中评估预设模型或特征谱,临床实用性测试罕见。实施前,候选标志物需要在具有标准化表型判定、纵向采样、透明模型开发和器官特异性独立验证的前瞻性多中心队列中测试。未来整合多个分子层并采用先进计算方法(包括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可能改善多模态特征选择和个体化风险分层,但透明开发、独立验证和临床有意义终点仍然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