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Self-management of health dilemmas among Chinese distant-water fishing vessel crew: a descriptive qualitative study based on Orem’s self-car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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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远洋捕捞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其特点是远离医疗机构、航行时间长、劳动强度高。尽管风险已有记录，但关于中国船员在较长时间航行中如何管理健康的质性证据仍较匮乏。目的：本研究以Orem的自理理论（Orem's Self-Care Theory）为指导，探讨
背景：远洋捕捞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其特点是远离医疗机构、航行时间长、劳动强度高。尽管风险已有记录，但关于中国船员在较长时间航行中如何管理健康的质性证据仍较匮乏。目的：本研究以Orem的自理理论（Orem's Self-Care Theory）为指导，探讨中国远洋渔船船员的健康自我管理困境。方法：采用描述性质性设计（descriptive qualitative design）。通过目的性抽样（purposive sampling）和最大变异抽样（maximum variation sampling），于2026年2月至6月从中国舟山的鱿钓船（squid-jigging vessels）中招募了19名船员。在私人场所进行面对面半结构化访谈。使用NVivo 15.0进行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结果：提炼出三个主题：（1）远洋医疗资源不足（缺乏专业护理、物资不足、转运延误、层级压力阻碍求助）；（2）高强度作业（工作-休息周期紊乱、慢性疲惫、单调孤立的生活伴有情绪困扰、愿意管理健康但受条件限制）；（3）人际支持薄弱（功利的同伴关系、形式化的家庭支持并“报喜不报忧”）。结构性条件塑造了船员的健康管理实践并限制了可用选择。结论：健康自我管理困境具有结构性根源，由医疗资源不足、危险的工作条件和功能分解的支持系统共同产生。建议包括独立医疗报告渠道、强制的工休保护、可及的药物指导、增强急救能力，以及通过卫星通信提供远程医疗服务。
远洋捕捞是全球最古老的职业之一，也是世界上危险程度最高的职业之一。与商船不同，远洋渔船多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及南极等偏远水域作业，单次航行常持续6至24个月。截至2024年底，中国约有2551艘经批准的远洋渔船，其中1498艘在公海作业；舟山作为中国最大的远洋渔业生产基地，约有700艘渔船和超过2300名从业人员。该行业具有极端职业危害：船员长期与陆地医疗机构隔绝，通讯基础设施有限，按渔获计酬的分配方式驱动高强度劳动，同时还要面对恶劣海况和重型机械操作风险。国际劳工组织《2007年渔业工作公约》（ILO C188）虽已确立船上医疗、职业安全健康和休息时间等最低标准，但批准国有限，中国尚未批准。国内《渔业船员管理办法》虽然规定了船东的医疗供给和救治义务，但实际执行和监管仍存在缺口。现有关于船员健康的研究以量化横断面设计为主，多聚焦疾病与伤害发生率，缺少对船员在真实远洋情境下如何自我管理健康以及所遇困难的质性探讨。为此，本研究以Orem自理理论为基础，从船员自身视角揭示健康自我管理困境及其深层结构原因。
研究人员采用描述性质性设计（descriptive qualitative design），于2026年2月至6月在中国舟山通过区级远洋渔业协会联系两家私营远洋渔业企业，以目的性抽样和最大变异抽样，在船员离岸前3天内或返岸后3天内招募了19名鱿钓船船员。最终样本均为男性，年龄中位数为38岁，其中管理级船员5名、非管理级船员14名。资料收集采用面对面半结构化访谈，访谈提纲围绕Orem理论的治疗性自理需求、自理能力、自理缺陷等核心概念设计，在私人场所进行，每场访谈30至60分钟，全程中文录音并转录。数据分析使用NVivo 15.0进行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由两名研究者独立编码，并将初步主题返回3名参与者核查。研究遵循COREQ清单进行报告，并获得舟山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2026-003-001）。数据在连续3份访谈无新主题后判断饱和，并额外进行了4次访谈确认。
研究提炼出三个主题、九个亚主题。主题一：远洋医疗资源不足。通过访谈发现，船上通常没有专业医护人员，船员患病时只能依赖自身有限的医学知识或同伴帮助；即使接受过急救培训，面对严重疾病时仍感到无能为力（亚主题：缺乏专业医疗，由船员自行处理健康问题）。船载药箱虽按规配备，但品种不全、数量不足，且缺乏专业指导时船员不知道应对何种症状选用何种药物（亚主题：医疗物资不足，自行用药困难）。突发危重症时，医疗船位置不定，送医耗时差异很大；卒中患者送回国内最快也需近一个月，且生产任务常常优先于治疗（亚主题：转运时间过长，危重情况延误治疗）。船上层级权力结构使非管理级船员在报告健康问题时有顾虑，船东可能因“怕麻烦”而阻止上报，船员担心被视为“麻烦制造者”而不敢及时求助（亚主题：层级压力阻碍求助渠道）。主题二：高强度远洋捕捞作业。渔船作业节奏由自然条件和生产需求决定，渔汛期每天连续工作时间常超过10小时甚至更久，工作-休息周期紊乱成为常态（亚主题：工作-休息周期紊乱、高强度劳动与慢性躯体耗竭）。长期封闭和单调的生活使船员出现无聊、压抑等情绪困扰，但研究者并未直接证实这些情绪困扰干扰了特定健康管理行为，而是将其视为可能削弱自理能力的情境条件（亚主题：单调孤立的船上生活及情绪困扰）。多数船员表现出健康管理意愿，例如自购维生素、控制饮食、学习急救知识，但船上条件使这些努力难以落实（亚主题：有意愿管理健康但受船上条件限制）。主题三：人际支持薄弱。船员同伴关系呈现功利性，“你帮我，我帮你；你不帮我，我绝不帮你”的说法反映出工具性互惠而非情感信任，健康问题往往被沉默承受（亚主题：功利的同伴关系与未言明的健康忧虑）。船员与家庭联系稀疏，部分人多年未回家过春节，即使联系也常“报喜不报忧”，主动隐瞒病情，使家庭无法提供实际支持（亚主题：家庭支持形式化，表现为“报喜不报忧”）。
在讨论部分，研究团队指出，这些健康自我管理困境并非个体自理动力或能力不足所致，而是Orem理论所称“基本条件因素”被系统性剥夺的结果。医疗资源不足表现为结构性不平等的获取：能否获得救治取决于医疗船距离和船东的层级决策，缺乏个体可控制性。高强度作业中，船员存在“健康管理意愿与结构性条件”之间的矛盾，少数船长会主动调整作息或进行心理疏导，但这种关怀属个人化行为而非制度化保障。人际支持并非完全缺席，而是功能分解：同伴提供工具性帮助但缺少情感披露所需的信任，家庭提供象征性归属却无法获得健康信息，因此不能形成有效支持系统。这些困境还与远洋渔业治理中的监管缺口相关，包括中国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