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C Psychology》：Determining mothers’ exposure to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levels of hopelessness,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child violence in earthquake zones in Türki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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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本研究旨在调查土耳其11个受地震影响省份的母亲亲密伴侣暴力（IPV）暴露情况、绝望感水平、不确定性不容忍程度及其对儿童暴力的态度。方法：采用解释性顺序混合方法设计。首先，使用“基本信息表”、“亲密伴侣暴力妇女量表”、“贝克绝望量表”、“不确定性不容忍量表
背景：本研究旨在调查土耳其11个受地震影响省份的母亲亲密伴侣暴力（IPV）暴露情况、绝望感水平、不确定性不容忍程度及其对儿童暴力的态度。方法：采用解释性顺序混合方法设计。首先，使用“基本信息表”、“亲密伴侣暴力妇女量表”、“贝克绝望量表”、“不确定性不容忍量表”和“儿童暴力敏感性量表”收集定量数据。第二阶段，通过深度访谈收集定性数据，并进行主题分析，以更深入地洞察定量结果。结果：定量结果显示，母亲对儿童暴力的敏感性无显著差异（p?>?0.05）。在报告无助感的母亲中观察到较高的亲密伴侣暴力得分，而将地震描述为损失/结束的母亲绝望感较高，接受家庭支持的母亲绝望感较低。居住在集装箱房屋与更高的不确定性不容忍相关，家庭支持与较低的绝望感相关。定性分析揭示了六个主题：性别不平等、未能哀悼、无法预防的暴力、地震后对儿童的暴力、护士应对暴力的感知限制和潜在角色，以及对未来的绝望和不耐受。结论：即使在地震一年后，家庭暴力可能仍然是母亲和儿童面临的严重问题。定性和定量发现的结合强调了长期、创伤知情灾后护理的必要性。护士和其他卫生专业人员应常规评估母亲和儿童的暴力和绝望感，提供适当的心理社会支持并转介至心理健康服务。因此，灾后干预应超越紧急危机期，包括对受影响家庭的持续心理社会支持。
**土耳其地震灾区母亲亲密伴侣暴力、绝望感、不确定性不容忍及对儿童暴力态度的混合方法研究解读**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两场强烈地震（震级分别为7.7和7.6），导致超过5万人丧生，多个省份受灾严重。自然灾害不仅造成直接伤亡，还可能加剧家庭暴力等社会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在人道主义危机、灾难和紧急情况下，针对女性的亲密伴侣暴力（IPV）会增加，灾难暴露可能强化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既有决定因素。然而，既往研究多将灾害相关心理困扰与IPV分开探讨，较少关注地震后创伤经历、母亲心理困扰、不确定性、暴力相关态度在家庭情境中的交互作用。本研究即针对这一空白，在2023年地震一年后，调查土耳其11个地震受灾省份中母亲遭受IPV的情况、绝望感水平、不确定性不容忍程度，以及她们对儿童暴力的态度，并深入探索这些变量之间的关联及背后的主观经验。该研究采用解释性顺序混合方法设计，旨在先建立统计关系，再借助定性数据解释这些关系背后的生活经历，从而更全面地理解灾后家庭暴力问题。
**2. 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研究对象为地震灾区有0–18岁子女的母亲。定量阶段通过线上问卷收集512名母亲的数据，定性阶段对来自哈塔伊、卡赫拉曼马拉什、马拉蒂亚和阿德亚曼四省的20名母亲进行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地震一年后，母亲们仍面临严重问题：高IPV得分与母亲报告的无助感相关；将地震描述为“损失/终结”的母亲绝望感更高，而获得家庭支持的母亲绝望感较低；居住在集装箱房屋的母亲不确定性不容忍水平更高。定性分析归纳出六个主题：性别不平等、未能哀悼、无法预防的暴力、地震后对儿童的暴力、护士应对暴力的感知局限和潜在角色、以及关于未来的绝望和不耐受。结论表明，即使地震发生一年后，家庭暴力仍是母亲和儿童面临的严重问题，需要长期、创伤知情的灾后护理。护士和其他卫生专业人员应常规评估暴力和绝望感，提供心理社会支持并转介至心理健康服务，灾后干预应超越紧急危机期，涵盖持续的 psychosocial 支持。
**3. 主要技术方法与样本来源**
本研究采用解释性顺序混合方法设计。定量阶段使用“基本信息表”、“亲密伴侣暴力妇女量表（IPVAWS）”、“贝克绝望量表（BHS）”、“不确定性不容忍量表（IUS-12）”和“儿童暴力敏感性量表（VSTCS）”进行线上调查，样本为来自土耳其11个地震省（卡赫拉曼马拉什、哈塔伊、阿德亚曼、奥斯曼尼耶、加济安泰普、尚勒乌尔法、马拉蒂亚、迪亚巴克尔、阿达纳、基利斯和埃拉泽）的512名母亲（通过社交媒体招募）。定性阶段采用滚雪球和配额抽样，从定量参与率最高的四个省份（哈塔伊23.6%、卡赫拉曼马拉什15%、马拉蒂亚14%、阿德亚曼14%）选取20名母亲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主题分析按照COREQ清单报告。定量数据使用SPSS 26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和Scheffe事后检验。
**4. 研究结果**
**4.1 定量发现**
512名母亲中，97.3%在地震时身处灾区，56.6%遭受经济损失，46.9%有亲属罹难。55.1%将地震描述为“世界末日”，最常见的情绪反应是恐惧/焦虑（33.8%），灾后初期主要应对方式是祈祷（29.7%），一年后转为接受/适应（41.6%）。地震前32%的母亲曾遭受暴力，地震后同时遭受身体、心理、性和经济暴力的比例为7.6%，仅遭受心理暴力的为7.4%。量表分析显示，母亲的儿童暴力敏感性在各项地震经历分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描述地震为“无助”的母亲IPVAWS得分显著高于描述为“痛苦/悲伤”、“未知/无意义”和“损失/终结”者；描述为“损失/终结”者BHS得分高于“痛苦/悲伤”和“震惊”者；描述为“恐惧/焦虑”、“损失/终结”和“无助”者IUS-12得分高于“痛苦/悲伤”者。应对方式上，以祈祷应对的母亲IPVAWS得分显著高于其他所有应对方式；获得家庭支持的母亲BHS得分显著低于无法应对、祈祷和哭泣者。居住方面，住在集装箱房屋的母亲IPVAWS和IUS-12得分高于住在帐篷和其他住所者，住在帐篷和集装箱房屋者的BHS得分也较高。经历过地震前后暴力的母亲，其IPVAWS、BHS和IUS-12得分均显著高于未经历者。
**4.2 定性发现**
定性访谈主题分析得到六个主题。**性别不平等**：多数母亲认为男女不平等是暴力的重要根源，包括文化教养差异、经济地位不平等以及男性因经济压力而施暴。**未能哀悼**：在地震中失去亲人的母亲因持续遭受配偶暴力而无法正常哀悼，健康哀悼过程受到阻碍。**无法预防的暴力**：母亲们采用祈祷、避免与丈夫独处、情感压抑等应对方式，但均不能有效阻止暴力，部分母亲认为暴力根本无法预防。**地震后对儿童的暴力**：母亲们意识到儿童遭受暴力后会产生无助、心理崩溃、抑郁和失去自信，且认为地震后父母的急躁和不耐受增加了对儿童的暴力，甚至将地震本身比喻为一种“暴力”形式。**护士应对暴力的感知局限和潜在角色**：母亲们认为护士可以提供初步情感支持、鼓励求助、识别可疑案例并参与转诊，但护士缺乏足够权威和机构能力来独自阻止暴力。**未来的绝望和不耐受**：经济困难、情感崩溃和不确定性使母亲对未来失去希望，感到不安全，这种不确定性和绝望导致家庭内不耐受和易怒情绪增加。
**5. 讨论与结论总结**
定量与定性结果的整合表明，母亲经历的IPV、绝望感、不确定性不容忍以及儿童暴力敏感性应置于更广泛的灾后家庭和社会背景中理解。地震不仅是一次急性创伤事件，更是对家庭功能、亲子互动、社会支持和居住稳定性的长期干扰，符合Bronfenbrenner生物生态模型所强调的多层环境交互作用。研究讨论指出，社会支持对妇女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而流离失所和不安全的居住条件会加剧暴力风险。定性叙述显示，性别不平等、经济困难、育儿压力与儿童创伤反应相互交织，因此暴力并非由地震单一导致，但地震加剧了这些既有问题。研究还强调，护士的角色应定位为多学科响应系统中的早期识别、初步支持、风险识别、转诊和依法报告可疑案例（依据土耳其刑法第280条），而非独立提供心理治疗。结论指出，即使在地震一年后，母亲、儿童和父亲仍然需要可持续的心理社会支持系统。灾后干预应聚焦于预防针对母亲和儿童的暴力、降低绝望感和不确定性不容忍、加强社会支持网络，并确保协调一致的心理社会服务的可及性。可持续的社区项目和社会责任倡议对于保障家庭福祉及灾后心理社会护理的连续性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