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城市社区花园中的族群参与：来自英国牛津的证据

《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Rethinking Ethnic Involvement in Urban Community Gardens: Evidence from Oxford, UK

　　

社区园艺（community gardening）受到广泛支持，但当前参与（current involvement）仍然有限。当前参与与对园艺的熟悉程度（familiarity）和态度（attitudes）相关。在本样本中，族群（ethnicity）与当前参与之间未发现显著关联。感知到的障碍（perceived barriers）涉及可见性（visibility）、熟悉程度和社会动态（social dynamics）。居民的回应表明，沟通（communication）与可见性可能影响参与。

城市社区花园（Urban Community Gardens, UCGs）在当代城市规划中日益受到重视，被视为促进环境可持续性、公共健康、社会凝聚力和社区赋权的重要基础设施。然而，已有批评指出参与可能受社会经济地位、文化熟悉度、等候名单和象征性联想的影响，从而再生产中产阶级或多数群体的规范。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现有园丁或特定花园内部的包容与排斥，缺少在邻里尺度上比较当前参与者和非参与者的证据，也少有研究在整合统计模式与居民感知障碍的同时直接检验族群与当前参与的关系。因此，族群参与的不均衡究竟与族群本身有关，还是与更广泛的结构性、信息性和关系性条件有关，仍不明确。

针对这一缺口，研究人员在英国牛津的考利（Cowley）地区开展了一项邻里尺度的混合方法案例研究。研究选取了两个社区园艺场所——Elder Stubbs Allotments (ESA) 和 Oxford City Farm (OCF)，以其周围1500米直线半径的集水区作为研究区域，合并后划分90个采样块，采用空间分层系统抽样，以投放和回收问卷的方式于2023年1月至5月收集了293份有效问卷。问卷包含封闭式和开放式题目，覆盖人口统计、当前参与、熟悉度、态度、感知益处、感知障碍及改进建议。定量分析采用列联表和χ²检验或精确检验，以Cramér’s V度量关联强度；定性分析采用归纳编码的定性内容分析，从开放式编码逐步提炼主题。该样本同时涵盖了当前参与者和非参与者，为比较邻里支持与实际参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础。

结果部分的主要发现如下。4.1 当前参与模式（Patterns of Current Involvement）：在292名有效受访者中，45人（15.4%）当前参与社区花园或 allotment；性别、年龄、族群、教育程度、就业状态、住房类型、居家绿色空间和居住时长均未呈现统计显著关联，但描述上45-64岁组参与率最高（21.3%），18-24岁组无人参与。4.2 态度、熟悉度与当前参与（Attitudes, Familiarity and Current Involvement）：97.9%的受访者对社区园艺持支持或中性态度，但态度分布与当前参与显著相关（精确p<0.001, Cramér’s V=0.22）；熟悉当地社区花园的受访者中18.2%当前参与，而不熟悉的组为0%，差异显著（精确p=0.004, V=0.18）。4.3 社区花园的感知益处（Perceived Benefits of UCGs, all respondents）：全样本中最常选择的益处是社区参与（66.8%）、为家庭种植健康食物（59.2%）和放松身心（55.8%）。4.4 参与受访者感知的益处（Perceived Benefits among Involved Respondents）：参与者最常选择放松身心（75.6%）、为家庭种植健康食物（73.3%）和社区参与（71.1%）。4.5 非参与者的未来兴趣与感知障碍（Future Interest and Perceptions of Barriers among Non-involved Respondents）：4.5.1 未来参与兴趣（Interest in Future Participation）中，240名非参与者里37.5%表示未来会考虑参与，开放式回答显示时间压力、竞争性责任和已有私人花园是主要原因；4.5.2 非参与者对族群参与的障碍感知（Perceptions of Barriers to Ethnic Participation）中，139条编码条目里最大类别为时间约束（28.8%）、缺乏意识/信息（20.1%）和拥有私人花园（16.5%）。4.6 族群、当前参与与感知障碍（Ethnicity, Current Involvement and Perceived Barriers）：4.6.1 族群与当前参与（Ethnicity and Current Involvement）将族群合并为白人和少数族裔后，白人参与率16.9%，少数族裔8.9%，Pearson χ²(1)=2.23, p=0.135，Fisher精确p=0.154，无显著关联，但参与者中少数族裔仅5人；4.6.2 感知园内多样性（Perceived Diversity within UCGs）显示参与者对园内族群多样性评价不一，25.0%选择“既不高也不低”，22.7%选择“低”，29.6%选择“高”或“很高”；4.6.3 对族群参与的感知障碍（Perceived Barriers to Ethnic Participation）中，86.7%的参与者和84.6%的非参与者认为至少存在一个障碍，差异不显著，主题编码显示六类障碍：意识与信息差距、语言与沟通、时间/资源/技能、基础设施与可达性、文化感知与熟悉度、社会文化因素与氛围；4.6.4 对多样性的看法与包容建议（Views on Diversity and Suggestions for Inclusion）中，两组受访者均支持增加不同族群参与，建议包括在多元社区加强宣传、多语言信息、与学校和社区组织合作、设立可见的多元背景代表以及举办包容性活动。4.7 治理与制度支持（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51.6%的受访者对地方政府支持程度选择“不知道”，评价与当前参与状态无显著关联。

讨论部分总结了从支持到参与之间的转化条件。研究发现，广泛支持并不自动转化为参与，非参与者的自身解释聚焦于时间和资源约束。族群与当前参与缺乏统计关联，但居民普遍感知到障碍，这提示不能将参与简化为人口学变量，而需考虑可见性、文化熟悉度、代表性和社会氛围等关系性和组织性条件。此外，超过一半受访者不清楚地方政府的支持，说明治理可见性（即居民能否识别支持、获取信息和理解准入程序）可能影响参与机会。研究强调，社区花园既非天然包容也非天然排斥，参与受实际境遇、信息获取、花园机会感知和社会包容感知的共同影响。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本研究考察了牛津两个花园场所集水区内居民对城市社区花园的当前参与。对社区园艺的广泛支持及其社会、食物和福祉益处的认可，与相对有限的当前参与并存。在292名有效受访者中，45人（15.4%）在调查时参与。许多非参与者仍表示未来有兴趣参与。非参与者对自身未来兴趣或不感兴趣的解释主要围绕时间压力、竞争性责任和已有私人花园的使用。在关于不同族群背景可能面临的障碍的单独题目中，受访者提到信息、等候名单、行动能力、成本和社会或文化关切。由于这些是感知障碍，不应将其视为受访者个人经历过或导致未参与的证据。在本邻里样本中，未检测到族群与当前参与之间的统计显著关联。然而，当前参与的少数族裔受访者仅5人，限制了统计功效，并增加了未检出较小关联的可能性。因此，该发现不应被解读为族群无关的证据。开放式回答识别出与语言和沟通、文化熟悉度、代表性、社会氛围、时间、资源和地块获取相关的感知障碍。这些发现表明，即使未观察到广泛族群间的统计显著差异，居民也可能感知到族群参与的障碍。超过一半受访者不知道地方政府支持社区园艺的程度，且对地方政府支持的感知在参与与非参与者间无显著差异。相反，对当地花园的熟悉度与当前参与显著相关。这些发现并不证明制度沟通或支持导致了参与，但确实引起了对居民如何获取信息、理解申请和分配程序以及意识到可用园艺机会的关注。受访者的建议集中在更清晰的沟通、更简单的程序、更大的地块供应和与社区组织的伙伴关系。总体而言，社区花园不应被假定为自动包容或排斥。在本案例中，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参与应与居民的实际境况、信息获取和园艺机会以及社会包容感知一并理解。由于研究基于牛津某区域的两个花园集水区，结果应被视为情境特定的。涉及更大和更多样样本、更多邻里和纵向设计的研究，将有助于确定这些条件如何在其他情境和时间内影响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