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研发支出与企业层面碳排放：来自金砖国家的证据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R&D Expenditure and Firm-Level Carbon Emissions across Firm Life-Cycle Stages: Evidence from BRICS Countries

　　

• 金砖国家研发（R&D）支出与企业层面CO?排放总体呈正向关联，反映出创新活动具有资源密集型的特征。
• 创新的环境影响并非一致，而显著受到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调节。
• 在成长期和成熟期阶段，研发的排放增加效应显著减弱，这表明效率提升和流程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作用。
• 衰退期阶段呈现研发—排放正向关联的复苏，这归因于过时的技术和创新激励的减弱。
• 研究结果强调，气候政策和企业战略必须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和生命周期动态，才能有效推动绿色创新。

引言
温室气体（GHG）排放的上升及其引发的气候变化是当前时代最为紧迫的挑战之一（Ding等，2025；Xiang与Xiao，2025）。《巴黎协定》（2016）体现了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Aggarwal，2024）。然而，协定签署后期间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数据表明，全球在减排方面进展有限。例如，证据显示化石燃料CO?排放量在2017年以每年1.6%的增速上升，2018年增长2.1%，2019年增长0.1%（Friedlingstein等，2025；Friedlingstein等，2020）。2020年排放量下降了5.4%，主要归因于COVID-19导致的产出下降（Friedlingstein等，2019；Nguyen等，2025）。此后，排放量再次以2021年5.1%、2022年0.9%和2023年1.3%的年增速上升（Friedlingstein等，2023；Friedlingstein等，2022；Friedlingstein等，2025）。因此，全球CO?排放的持续上升令人警醒，亟需对现行政策进行实质性调整。气候变化和CO?排放上升仍是全球最紧迫的挑战之一，并因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增长而加剧。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体现了经济快速扩张与持续高排放并存的双重趋势（Nica等，2025；Safi等，2023）。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认识到创新的环境后果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存在差异，对于在金砖地区设计有效且精准的气候战略至关重要。

报告显示，金砖国家对全球CO?排放的逐步增加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金砖阵营中的中国和印度是全球CO?排放的主要贡献者（Friedlingstein等，2019；Friedlingstein等，2023；Friedlingstein等，2025）。报告的中国的贡献分别为：27%（2017年）、28%（2018—2019年）以及31%（2020—2023年）。此外，印度的贡献分别为：7%（2017—2021年）和8%（2022—2023年）。这些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和印度对全球CO?排放的合计贡献从2017年的34%上升至2022—2023年期间的39%。这一上升趋势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不相容，同时也会危害环境、生态和经济系统。同样，金砖国家的其他三国（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也对全球CO?排放有所贡献。俄罗斯因广泛的工业生产，同样是CO?的重要排放国（Erdogan等，2025）。类似地，巴西和南非对化石燃料的高度依赖是CO?排放增加的核心原因（Abd Alah与Ojekemi，2025；Bekun，2024）。金砖国家对全球CO?排放贡献的不断上升正在阻碍世界向环境保护目标迈进的进程。因此，有必要审视在相关政府批准《巴黎协定》之后，推动金砖国家企业走向高CO?排放的驱动因素。

尽管创新，特别是研发投资，常被视作脱碳的关键推动力，但其环境影响并不一致。在新兴经济体中，研发可能被导向提升竞争力、扩大规模和降低成本，而非改善环境，这可能在短期内增加排放（Abbas等，2024；Safi等，2023）。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指出，随着增长，排放可能先上升，只有当技术、收入和规制走向成熟时才会下降（Grossman与Krueger，1995）。波特假说（Porter与van der Linde，1995）进一步暗示，设计良好的规制可以将创新同时引向竞争力提升和环境绩效改善。这一区分是本研究的核心：绿色创新直接面向可持续性，而一般的研发支出既可能支持更清洁的流程，也可能强化碳密集型生产（Díaz-García等，2015；Udeagha与Ngepah，2023）。

这种关系受到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影响。在引入期，公司通常资源有限，拥有实验性的研发惯例，且环境管理体系尚不成熟（Cattaruzzo等，2024）。在成长期，产能的快速扩张可能推高排放，但资本获取渠道的改善和规模效应也可能支持流程创新和效率提升（Khan等，2024；Ugur与Vivarelli，2021）。成熟企业通常拥有更稳定的收入、累积的知识和更强的监管暴露，这有助于其将研发重新导向更清洁的流程（Amin等，2025a；Amin等，2025b）。相反，衰退期企业可能仍在运营老旧资产，并且对长期环境治理升级的激励或融资能力较弱。这些动态在金砖经济体中尤为重要，因为不同国家和行业之间的资本市场状况、化石燃料依赖度以及环境监管差异巨大（Mughal等，2025；Safi等，2023）。

大多数实证文献聚焦于宏观或行业层面的创新—排放动态，许多研究忽略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调节作用以及企业间的异质性。本研究旨在弥补这一空白，考察在金砖经济体全生命周期内，一般研发支出（作为创新的指标）对CO?排放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本研究区分了一般研发与目标性绿色创新，后者直接聚焦于可持续性，即便在短期内金砖国家的一般研发主要关注竞争力、产出增长和成本削减，从而可能额外增加排放，绿色创新也会降低排放。这些过程与EKC相一致，EKC意味着增长与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也与波特假说相一致，该假说主张存在能够促进绿色创新的监管路径。本文将这些理论脉络与企业生命周期异质性的考量相结合，以便从更有系统性的视角理解创新在何种组织条件下是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又在何种条件下成为加剧碳依赖的途径。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解释研发—排放关系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中的组织异质性，而非在创新与环境绩效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根本性理论关系。具体而言，第一，本研究展示了组织成熟度和现金流阶段如何调节一般研发支出的环境关联。第二，通过将S&P Trucost的企业层面碳数据与企业财务记录相结合，本研究解决了以往新兴市场研究中的分析层次局限。第三，本研究提供了实证证据，区分了一般研发投入与目标性绿色创新，为金砖经济体的环境政策和企业转型融资提供了细致的生命周期情境。这些贡献具有直接的政策含义：即早期阶段企业需要针对性的绿色研发激励和监测；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需要碳定价、能效标准和绿色融资；衰退期企业需要技术更新支持以防止反弹效应。

本研究对环境管理的相关性集中于治理设计。在一个将所有研发支出都视为对环境友好的世界中，政策措施可能会支持非碳效率驱动的活动，从而推高产能和能源需求（Han等，2025；Wang，2025）。另一方面，监管者、贷款人和企业管理者可以利用创新与企业生命周期位置的联合评估，判断绿色条件性、披露要求和转型融资在哪些方面最为合适，以驱动创新实现有意义的减排。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2节回顾文献；第3节介绍数据与方法；第4节呈现结果；第5节讨论机制与政策含义；第6节得出结论。

文献回顾（节选）
关于创新与环境绩效的文献日益认识到，研发并非环境中立投入；其碳后果取决于技术导向、制度激励和企业层面能力。这一区分在新兴经济体中尤为重要，因为创新可以同时提高生产率、扩大生产规模并加剧能源需求。因此，有必要进行具有生命周期敏感性的文献回顾，以澄清在不同情况下……

数据收集（节选）
本研究分析的企业层面面板数据涵盖2000年至2023年期间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上市非金融公司。企业层面碳排放数据来自S&P Trucost。财务报表和市场变量数据，如研发支出、盈利能力、资本支出、总收入、总债务、EBITDA以及财产、厂房和设备，来自S&P Capital IQ Pro数据库。最终回归样本为……

研发支出与CO?排放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关联：OLS估计（节选）
表4展示了所有模型设定下研发支出与企业碳排放的 pooled OLS 估计结果，结果均为正向且统计显著。这表明金砖国家企业中的创新投资并非必然减少碳，事实上往往与增长、试验以及新技术应用并行，这可能在短期内导致排放上升。对此的解读为……

结论与政策建议（节选）
本研究考察了2000—2023年金砖经济体企业层面研发支出与企业层面CO?排放在整个企业生命周期中的相关性。数据显示，碳排放与研发投入总体上存在关联，但这种关联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存在差异。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的关联性更低，表明运营成熟度、融资能力和组织惯例会影响创新对环境的影响。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Ahmad Ghazali：软件、方法、形式化分析。Muhammad Saeed Meo：撰写初稿。Ali Sajjad：撰写初稿、软件。Muhammad Ashraf：撰写—审阅与编辑、调查、形式化分析、数据整理、概念化。Mubashar Tanveer：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监督。

数据可用性声明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将由通讯作者根据合理请求提供。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已知的、可能影响本文所报告工作的财务或人际关系。本研究是独立完成的，没有任何商业或财务介入可被视为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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