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ropean Journal of Risk Regulation》：Digital Populism and EU Regulatory Responses: An Ecosystem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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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民粹主义已从在线平台的力量和互联网的碎片化监管中浮现，其本质是“数字性”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机会来扩大其受众。这一现象的数字表现进一步加剧了“线下”民粹主义对基于自由民主价值的宪政秩序所构成的挑战。欧盟近期及此前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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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民粹主义已从在线平台的力量和互联网的碎片化监管中浮现，其本质是“数字性”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机会来扩大其受众。这一现象的数字表现进一步加剧了“线下”民粹主义对基于自由民主价值的宪政秩序所构成的挑战。欧盟近期及此前通过的关于在线平台的措施，仅能对数字民粹主义所构成的威胁提供部分缓解，而数字民粹主义目前仍是一个理论化不足的现象。欧盟框架仅针对特定实体或实践，范围狭窄，并采用在治理不透明的在线世界方面效率低下的执法和监管机制；现行框架最终忽视了数字民粹主义的复杂性。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主张：通过针对数字民粹主义的生态系统——特别是驱动这一新型政治行为的行动者、过程和动态的多元性——可以实现更有效的监管回应。采用生态系统视角使监管者能够识别这一复杂现象中涉及的全部实体和利益范围，从而为更有效、更全面的监管举措奠定基础，并为在线自由民主价值提供更好的保护。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政治传播的生态格局。社交媒体平台的崛起与互联网监管的碎片化共同催生了一种新型政治现象——数字民粹主义。与传统“线下”民粹主义不同，数字民粹主义借助平台算法、数据挖掘和个性化推送等技术机制，实现了政治动员的指数级扩散，对基于自由民主价值的宪政秩序构成了系统性挑战。尽管欧盟在数字监管领域被视为全球最活跃的立法者之一，先后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数字服务法》（DSA）、《政治广告透明与定向条例》（TTPAR）、《欧洲媒体自由法》（EMFA）等一系列法律工具，但这些措施在应对数字民粹主义时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监管对象过于狭窄、执法机制低效、共治模式脆弱。现有学术研究虽已关注平台治理与民主的关系，却尚未系统性地将数字民粹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现象纳入监管分析框架。基于此，本文提出采用生态系统视角重新审视数字民粹主义及其监管回应，以期弥补现有理论与政策层面的双重空白。
二、研究内容与核心结论
研究人员首先对民粹主义进行了概念性分析，指出其作为“薄中心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并梳理了身份政治、即时政治和极端多数主义等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界定了数字民粹主义的四个独特维度：大规模数据处理与利用、个性化内容推送、亲和偏误驱动的回音室效应，以及通过僵尸账号、伪装草根和微影响者实现的指数级传播。研究进一步识别了数字民粹主义对自由民主的五大系统性挑战：去中介化、极化、激进化、虚假信息以及基于个人数据的新型宣传手段。
通过对欧盟现行监管框架的系统审视，研究人员指出GDPR、DSA、TTPAR等工具虽在内容审核、数据保护和透明度方面取得进展，但其选择性聚焦于平台义务和用户权利，忽视了数字民粹主义生态系统中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为此，研究人员构建了数字民粹主义的生态系统模型，系统解析了其中的行动者（政治行为体、广告商、影响者、普通用户、恶意行为体）、过程（定向推送、舆论塑造、病毒式传播）和动态（平台与民粹行动者的共生关系、商业利益与政治动员的耦合、用户被“困”于回音室、外部势力的介入操纵）。
研究核心结论是：有效的监管回应必须超越对单一平台或单一行为的规制，转向对生态系统整体结构的干预。具体而言，监管应针对个性化算法的去偏置化、病毒式传播机制的抑制、隐蔽赞助关系的透明化以及平台商业模式的激励结构调整，方能从根本上削弱数字民粹主义的扩张动力。
三、主要研究方法
本研究属于法学与政治学的交叉理论分析，未涉及实验或实证数据采集。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其一，概念分析法，对民粹主义、数字民粹主义等核心概念进行学理辨析与界定；其二，比较制度分析法，系统梳理并比较欧盟GDPR、DSA、TTPAR、EMFA及《反虚假信息行为守则》等法律文件的规范内容与适用边界；其三，生态系统理论框架的移植应用，借鉴组织管理与经济学中的生态系统概念，构建数字民粹主义的分析模型；其四，案例参照法，援引2024年罗马尼亚总统选举中TikTok微影响者规避监管、剑桥分析公司数据滥用事件、美国国会山骚乱及巴西联邦机构冲击事件等作为论据支撑。
四、研究结果
（一）民粹主义的概念分析
通过梳理学界关于民粹主义的多元界定，研究确认民粹主义是一种“本质上存在争议的概念”，具有“薄中心意识形态”特征，可与其他意识形态灵活结合。民粹主义的核心要素包括“人民”的至高性、反精英主义、身份政治、即时政治和极端多数主义。研究将民粹主义界定为一种寻求推进宪政反叙事的政治路径，其与自由民主的平等、包容和协商原则存在内在张力。
（二）数字民粹主义的蓝图
研究识别了数字民粹主义区别于线下民粹主义的四个特征：大规模数据利用、个性化内容推送、亲和偏误驱动的信任建构，以及通过恶意行为体实现的指数级传播。数字民粹主义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的去中介化特性，实现了极端多数主义、即时政治和身份政治的放大效应。研究同时指出，埃隆·马斯克和彼得·蒂尔等科技人物通过公共话语和思想输出，为数字民粹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设施。
（三）数字民粹主义的“民主”挑战
研究识别了五大系统性挑战：第一，去中介化导致用户与专业知识共同体的断裂，专家权威被解构为“腐败精英”叙事；第二，极化现象通过用户聚类和过滤气泡机制加剧，侵蚀多元主义价值；第三，激进化经由仇恨言论和匿名机制催化，可能导致线下暴力事件；第四，虚假信息被用作宣传武器，形成“真相分裂”的认识论格局；第五，新型宣传手段通过规避选举规则、侵犯数据权利和隐蔽雇佣恶意行为体等方式运作。
（四）欧盟的碎片化监管回应
研究梳理了欧盟的多层次监管体系：GDPR确立数据主体权利与处理者义务；DSA引入内容审核、透明度报告、可信举报者、风险评估和危机应对机制；TTPAR规范政治广告的标识与定向限制；《人工智能法》对深度伪造提出透明度要求；EMFA强化传统媒体在线地位。这些工具共同构成以共治为核心的监管模式。
（五）欧盟监管措施是否偏离目标
研究指出欧盟监管存在四重缺陷：其一，遗漏了微影响者、伪装草根和僵尸账号等关键行动者及隐蔽赞助行为；其二，政策范围过窄，仅聚焦内容审核与数据保护，未覆盖去中介化、极化等更广泛的系统性影响；其三，执法不足成为常态，内容审核的时效性要求与实际执行能力存在鸿沟；其四，共治模式在数字地缘政治紧张背景下脆弱不堪，平台企业的合规意愿受外部政治压力影响而动摇。
（六）数字民粹主义的生态系统视角
研究构建了数字民粹主义的生态系统模型，系统解析了其中的行动者、过程和动态。行动者包括政治行为体、广告商与影响者、普通用户及恶意行为体；过程涵盖定向推送、舆论塑造和病毒式传播；动态包括平台与民粹行动者的共生关系、商业利益与政治动员的耦合、用户被“困”于回音室以及外部势力的介入操纵。这一分析框架揭示了现行监管的盲区，为重构监管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五、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部分指出，数字民粹主义的生态系统本质上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交织的产物，其运作依赖于数字环境的隐蔽性和不平等性。现行欧盟监管框架因缺乏生态系统视角而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仅针对特定平台和特定行为进行规制，无法触及驱动数字民粹主义的结构性力量。研究主张监管策略应从“内容治理”转向“结构治理”，重点干预个性化算法的去偏置化、病毒式传播机制的抑制、隐蔽赞助关系的透明化以及平台商业模式的激励调整。
研究结论部分强调，数字民粹主义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威胁并非不可治理，关键在于监管视角的根本转换。唯有从生态系统的高度审视数字民粹主义的全貌，识别其中多元行动者的利益关联与互动机制，才能设计出真正有效的监管工具。研究呼吁欧盟监管机构超越传统的共治模式，建立更具干预性和系统性的治理框架，以在数字时代切实捍卫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