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烃污染导致土壤有机碳升高:对英国污染土地风险评估的影响

《Land》:Hydrocarbon Contamination Contributes to Increases in Soil Organic Carbon: Impacts on Risk Assessments of Contaminated Land in the UK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3日 来源:Land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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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污染土地风险评估采用污染土地暴露评估(CLEA)模型,该模型依赖土壤有机质(SOM)值来确定人为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可接受阈值。业内普遍将土壤有机碳(SOC)、总有机碳(TOC)或烧失量(LOI)作为SOM的替代指标,污染土地咨询公司和实验室通常采用范贝梅

  
在英国,污染土地风险评估采用污染土地暴露评估(CLEA)模型,该模型依赖土壤有机质(SOM)值来确定人为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可接受阈值。业内普遍将土壤有机碳(SOC)、总有机碳(TOC)或烧失量(LOI)作为SOM的替代指标,污染土地咨询公司和实验室通常采用范贝梅伦因子(Van Bemmelen factor)等换算系数进行转换。许多测定SOC或TOC的标准实验室方法无法区分天然有机碳与石油烃。本研究通过分析2377份棕地土壤样品,探讨总石油烃(TPHs)对SOC测定的干扰。研究发现两变量间呈正相关;当剔除异常值样品(TPH>10,000 mg/kg或SOC>30%)后,TPH浓度每增加1000 mg/kg,报告SOC相应增加0.46个百分点。若采用范贝梅伦因子将SOC换算为SOM用于风险评估,计算所得SOM每1000 mg/kg TPH增加0.79个百分点。这可能将土壤推入更高的评估区间,从而产生宽松程度更高的通用评估标准(GAC)。虽然0.46个百分点的增幅无法完全归因于1000 mg/kg(即0.1%)的TPH增加,但研究人员推测,其他含碳污染物很可能随TPH同步升高并共同导致SOC增加。本研究发现,在受烃类污染的土壤中,依赖SOC作为SOM替代指标会掩盖吸附污染物所需的天然有机质的缺失,从而导致污染土地风险评估中对人体健康风险的低估。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英国,工业化活动、废弃物处置、原料泄漏与溢出等历史行为造成了广泛的土壤污染。依据1990年《环境保护法》第2A部分,污染土地被定义为存在重大危害或污染风险的土地。土壤污染已被证实可导致呼吸系统疾病、口腔癌、学习与行为障碍等健康问题。为此,英国和苏格兰政府制定了通用筛选标准,即第4类筛选水平(C4SLs)、适宜使用水平(S4ULs)和土壤指导值(SGVs),作为场地风险评估的通用评估标准(GAC)。
总石油烃(TPHs)作为原油蒸馏产物,其S4ULs评估标准依据不同土壤有机质(SOM)值而设定。其原理在于有机化学污染物倾向于吸附于土壤有机碳,SOM越高,污染物被吸附的比例越大,从而降低植物吸收和生物可利用性。S4ULs针对TPHs和多环芳烃(PAHs)分别设定了1%、2.5%和6%三档SOM对应的评估标准,SOM越高,评估标准越宽松。例如,菜园用地场景下TPH EC5-6在1% SOM时的S4UL为730 mg/kg,而在6% SOM时为3900 mg/kg。
污染土地暴露评估(CLEA)方法在英国被用于评估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然而,许多污染土地咨询公司未将SOM纳入标准检测组合,而是以土壤有机碳(SOC)、总有机碳(TOC)或烧失量(LOI)作为SOM的替代指标,再通过范贝梅伦因子(SOC乘以1.724)等换算系数转换为SOM。现有实验室方法,如干燃烧法和元素分析仪法、BS1377标准中的重铬酸盐氧化法或LOI法,均无法区分碳的来源是植物残体还是石油烃。这意味着检测结果可能将污染物中的碳计入SOM,导致评估标准被人为抬高,从而掩盖超标风险,使危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浓度未被修复。
美国俄亥俄州环保局已明确要求污染土壤评估中的有机碳分数(foc)必须排除石油或其他有机污染物,但英国缺乏类似规定。现有文献尚未利用污染土地调查的实证数据评估这一问题对风险评估的实际影响。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商业污染土地调查数据,确定TPH污染对棕地土壤SOC读数的干扰程度,并评估其对英国污染土地风险评估实践的潜在影响。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使用英国Soilutions Ltd.提供的商业化学土壤检测数据,该数据集涵盖英国113个场地的5252份土壤样品,经筛选后2377份同时具备土壤碳和TPH数据。样品主要来自城市中心,包括伦敦、利物浦、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历史用地涵盖工厂、仓库、燃料库、化工厂、发电站、采石场、加油站和农院等。作为对照,研究采用英国地质调查局(BGS)G-BASE调查中格拉斯哥城市绿地的465份表层土壤样品,作为潜在未受污染基线。数据提取基于Hellawell和Hughes(2022)等研究建立的数据库框架。统计方法包括Shapiro–Wilk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Spearman秩相关、Kruskal–Wallis检验以及带敏感性分析和残差检验的线性回归。
三、研究结果
3.1 基线污染状态
Shapiro–Wilk检验显示棕地和绿地数据集的SOC分布均呈显著右偏非正态。重金属As、Cr、Pb在两个数据集间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Spearman秩相关显示TPH与As(rs = 0.039)、Cr(rs = 0.056)、Pb(rs = ?0.050)之间无有意义的相关性,证明烃类污染与无机污染相互独立。由于G-BASE数据集缺乏TPH数据且无机指标与烃类不共变,绿地土壤无法作为验证烃类污染状态的有效基线。
3.2 基线碳浓度
Mann–Whitney分析显示棕地土壤与绿地土壤的基线碳浓度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城市绿地SOC中位数高于棕地土壤,表明未受扰动的公园作为碳汇,而高度扰动的工业土壤因表土剥离和大量无机人为夹杂物(如碎混凝土和砖块)而碳浓度较低。棕地土壤SOC中位数高于2.5% SOM评估标准分档值,可能掩盖烃类污染风险。
3.3 SOC与TPH的相关性
Spearman相关显示TPH增加与SOC升高相关(rs = 0.248,p < 0.001)。Kruskal–Wallis检验显示不同土壤类型间SOC存在显著差异(p = 0.007),但土壤类型与TPH浓度无显著关系(p = 0.908),说明烃类污染独立于土壤类型存在。对完整数据集的线性回归确认了统计学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 = 0.024,R = 0.0515,R2 = 0.00266)。剔除异常值(TPH > 10,000 mg/kg,SOC > 30%)后的敏感性分析显示更强的相关性(p < 0.001,R = 0.216,R2 = 0.047),非标准化回归系数4.60 × 10?4表明TPH每增加1000 mg/kg,报告SOC增加0.46个百分点。然而,基于TPH碳含量约85%计算,1000 mg/kg TPH仅能解释0.085个百分点的SOC增加,其余增幅可能来自与TPH同步升高的PAHs、酚类、BTEX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其他含碳污染物。残差分析显示数据存在异方差性,符合人造填土高度异质的特性,因此回归系数代表广泛的统计关联而非精确预测工具。
3.4 实验室检测方法的影响
敏感性分析比较了TPH与实验室直接报告的LOI、TOC和SOC之间的关系,三者均显示统计学显著的正相关(p ≤ 0.001)。LOI增幅最大(n = 1509,R2 = 0.091),其次为实验室报告SOC(n = 1288,R2 = 0.078)和TOC(n = 1451,R2 = 0.038)。LOI方法因无预处理且TPH在加热中完全燃烧而敏感性更高,TOC因酸预处理去除了挥发性TPH而数值较低。总体而言,无论采用何种实验室方法,土壤碳随TPH增加的趋势均存在。
3.5 对CLEA模型和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的影响
SOC增加0.46个百分点经范贝梅伦因子换算后,SOM每1000 mg/kg TPH增加0.79个百分点。研究人员通过两个理想化假设算例展示了风险:第一个算例中,若土壤真实SOM为1%,但实验室报告SOC为1.52%且总TPH为2000 mg/kg(含250 mg/kg芳香族TPH EC12-16),换算SOM为2.62%,适用330 mg/kg的GAC,无需修复;但若按真实1% SOM,GAC仅为140 mg/kg,污染物浓度超标近80%,需进行修复。第二个算例中,若天然SOM为2.5%但总TPH为4500 mg/kg,报告SOM升至6.07%,适用TPH EC16-21的930 mg/kg GAC;而真实2.5% SOM对应的GAC仅为540 mg/kg。其根本风险在于,高浓度TPH超过残余饱和度后以非水相液体(NAPL)形式存在,作为长期动态次生源持续向水相和蒸气相分配,维持污染物生物可利用性,而非像天然SOM那样稳定吸附固定污染物。CLEA模型将这种活性污染物储库视为良性SOM,错误表征了TPH污染土壤的物理化学特性。
四、研究局限与结论
研究局限性在于:虽然识别了TPH与SOC之间的统计关联,但无法确定因果关系;由于R2值较低,0.46个百分点/1000 mg/kg的增幅不足以作为标准预测计算公式;需进一步研究TPH升高时其他碳源对SOC增加的贡献。
研究结论表明,在超过2000份棕地土壤样品中,无论土壤为天然土还是人造填土,SOC含量与烃类含量均存在统计学关联。英国污染土地制度依赖CLEA模型进行风险评估,该模型基于SOM含量设定烃类污染物的评估标准,假设烃类将吸附于有机质从而不对场地使用者构成暴露途径。然而,咨询公司常规使用SOC换算SOM,或实验室采用基于换算因子的方法测定SOM,导致计算所得SOM包含可再 mobilised 的TPH。SOM被高估可能使危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浓度未被识别,受污染土壤在开发项目中可能未经修复而遗留,造成长期健康风险。为降低此风险,SOM应直接测定而非通过换算因子估算,监管机构和地方当局审查污染土地报告时不应接受使用换算因子或不适当实验室方法的评估结果。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历史用地类型对风险的影响,并研究PAHs等其他有机污染物与SOC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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