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最紧迫的挑战之一，促使世界各国政府采取积极的减排战略（Adu and Denkyirah, 2018; Zhang et al., 2022）。其中，低碳政策——旨在实现规定时间框架内的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已成为国家和国际环境治理的核心支柱（Ben Abdallah et al., 2015; Yang et al., 2025）。各国日益致力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等全球框架下实现低碳目标，反映了各国对限制全球气温上升并转向可持续发展路径的紧迫性的共同认识（Bogdanov et al., 2021; Yang et al., 2019）。在此背景下，理解低碳政策在提升环境绩效方面的有效性已成为一项关键的研究优先事项（Cao et al., 2024; Yan et al., 2026）。
在中国语境下，低碳与碳中和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目标。中国明确宣布将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通常被称为碳中和目标（Castán Broto et al., 2018; Wu et al., 2026）。这些承诺已被纳入国家规划框架，并得到了广泛政策工具的支持，包括能源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碳排放交易体系和绿色金融倡议等（Dirckinck-Holmfeld, 2015; Wang et al., 2024; Wu et al., 2020）。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中国向低碳转型的进展不仅对自身的环境绩效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全球气候治理具有深远影响（Dong et al., 2020; Walker et al., 2016）。
现有研究已广泛考察了低碳与气候政策的环境和经济效应，尤其是中国的低碳城市政策。从理论视角来看，环境规制可能带来短期的合规成本，同时激发创新和资源生产率提升，这与波特假说一致（Porter and van der Linde, 1995）。实证证据表明，低碳试点政策可以改善碳生产率、绿色创新和环境绩效（Huang et al., 2023; Jiang et al., 2024）。然而，实证证据并非一致呈现积极效果。Zhang et al.（2024）发现，中国低碳城市试点对人均CO?排放量或碳强度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并强调了透明目标和可信执行的重要性。其他研究指出财政压力可能是碳生产率提升的潜在制约因素（Yang and Peng, 2022），而最新证据表明政策效应可能在中西地区更为显著，并可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发挥作用（Wu et al., 2025）。这些发现表明，政策有效性取决于制度能力、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条件。尽管如此，现有研究往往关注单一结果指标，如碳排放、碳强度或企业层面的生产率，而低碳政策对区域综合环境绩效的动态效应仍有待深入研究。此外，虽然财政条件、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已被分别考察，但它们在解释政策效应异质性方面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另一相关文献领域聚焦于环境绩效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测度与决定因素。传统生产率指标往往忽视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可能高估了经济发展的效率。为弥补这一局限，Chung et al.（1997）提出了一种方向距离函数方法，将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纳入考量；Tone（2001）和Tone（2002）开发了基于松弛的测度及其超效率扩展，以考虑投入产出松弛并区分有效决策单元。Oh（2010）进一步提出了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利用全局生产技术改善跨期生产率比较的一致性。这些方法学发展为同时评估经济产出与资源使用和污染提供了基础。实证研究识别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财政条件、人口集聚、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程度等环境绩效的潜在决定因素，尽管其效应可能因区域环境而异。最新研究还表明，低碳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改善GTFP，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Wu et al., 2025）。同时，中国的区域异质性为政策实施增添了更多复杂性。各省和各城市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能源禀赋和制度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Feenstra and ?zerol, 2021; Gao et al., 2025）。例如，东部沿海地区通常拥有更先进的产业结构和更强的创新能力，而内陆和资源依赖型地区往往在摆脱高碳产业方面面临更大挑战（García-Quevedo and Jové-Llopis, 2021; Van Bommel and H?ffken, 2021）。这些结构性差异表明，低碳政策的有效性可能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有必要超越总体评估，探索差异化的政策影响（Gu et al., 2022; Hanke et al., 2021）。
环境绩效，广泛地定义为管理环境资源和控制污染的效率和有效性，是衡量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Hao et al., 2022; Tanaka, 2011）。尽管现有研究已记录了气候政策在减少排放和促进绿色转型方面的潜力，但关于低碳政策的实证证据仍然分散，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中（Healy and Barry, 2017; Sovacool and Dworkin, 2015）。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此类政策是否能普遍提升环境绩效，还是其影响取决于区域和制度环境，学界尚未达成共识（Heffron et al., 2015; Huang and Zou, 2020）。关于绿色转型、金融约束、技术升级以及环境和生产率效应在经济主体之间的传导等方面的更广泛讨论已有探讨（Gao et al., 2026a; Gao et al., 2026b）。
此外，低碳政策并非孤立运作，其影响受到一系列相互作用的驱动因素的塑造（K. Jenkins, 2018; K. E. H. Jenkins et al., 2020; Jiang et al., 2023）。在中国，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绿色金融发展、环境规制强度和公众环境意识均已被识别为促进环境改善的重要因素（Lacey-Barnacle et al., 2020; Sovacool et al., 2019b）。然而，这些因素在低碳框架下如何共同影响环境绩效的机制仍有待深入研究（Li et al., 2017; Liu and Li, 2019; Sovacool et al., 2019a）。现有文献往往强调线性关系或单因素效应，忽视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且异质性强的国家中政策实施的组织性和交互性特征（Liu et al., 2026; Liu et al., 2020; Siciliano et al., 2021）。
为弥补上述研究空白，本研究旨在系统考察低碳政策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驱动因素，重点关注中国经验。通过整合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组态方法，本研究不仅捕捉政策的平均效应，还能揭示不同因素如何通过多种路径交互作用，在不同区域产生环境结果。
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研究采用超效率SBM-GML方法评估环境绩效，将期望的经济产出和非期望的污染产出纳入考量，从而提供了比仅关注碳排放或单一污染物的研究更为广泛的生产效率视角。第二，本研究利用2007至2024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低碳试点计划的动态效应。扩展的观察期使分析能够探讨政策效应随时间的演变，包括环境效益可能逐步显现的可能性。第三，本研究考察了区域异质性和潜在的传导机制，特别关注财政压力、产业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这有助于解释不仅政策是否与环境绩效提升相关，还包括在何种条件下以及通过哪些渠道实现这些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