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解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如何让人们更具创业精神？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The security unlock: How rural social pension makes people more entrepreneurial?

　　

我们发现，养老金制度使年轻群体从事创业活动的比例提高了约3.3个百分点。

我们识别出两个不同的作用机制：一是代际转移渠道，它减少了子女对老年父母向上转移支付的财务负担；二是本地需求渠道，它刺激消费并创造新的商业机会。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养老金降低了预防性储蓄、提高了风险承受能力，并推动了消费密集型小企业的增长。

引言

创业者是否需要社会安全网？从事创业活动的决定受到家庭义务的约束，这通常是面临未缓解支出负担的家庭面临的主要障碍（Banerjee和Duflo，2007，Ager等，2021，?mrohoro?lu和Zhao，2022，Gottlieb等，2022）。在缺乏公共养老金体系的情况下，工作年龄人口被迫自行承担赡养老年父母的预期成本。这种向上代际转移的负担迫使年轻一代积累大量预防性储蓄（Gertler和Gruber，2002，Pomeranz和Kast，2024）。因此，原本具备能力的个体往往放弃有潜力的创业机会，转而选择稳定、糊口的职业（Kerr等，2014，Emerick等，2016，Lockwood，2018）。

社会养老金可以成为年轻一代资源配置中基础性质变的催化剂，因为它可以有效替代高昂的代际赡养义务（Parker，2004，Ashenfelter和Card，2010，Heim和Lurie，2010）。通过释放原本被这些家庭义务占用的家庭资本，养老金计划缓解了退休前的流动性约束，从而使年轻人能够投资于高波动性的创业活动。

我们研究普遍社会养老金的引入是否可以通过改变家庭内部资源配置来促进工作年龄人口的创业活动。我们的实证场景是中国农村社会养老金计划的全国分批推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养老金推广项目之一，新农保为评估代际转移变化对年轻一代职业选择的重要性提供了理想的准自然实验。新农保于2009年启动，经过四轮扩展后，到2012年覆盖所有县。所有16岁以上的农村居民均有资格参保。尽管60岁以下参保者需要缴费才能在60岁时获得养老金资格，但新农保实施时已满60岁的人员自动有资格领取养老金。

中国的一些制度特征使其成为研究养老金、代际资源配置与创业之间关系的理想实证场景。首先，全球人口老龄化迅速，中国尤为突出（Fang等，2015）。中国是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前沿国家之一。在此背景下，新农保全面推出且参保率较高。其次，中国农村养老金制度的引入是在农村没有任何竞争性的私人或公共养老金计划的情况下进行的。私人养老金计划在中国农村的覆盖率极低（直到近期仍低于1%，据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报道）。缺乏竞争计划自然地缓解了选择问题（包括供需双方），使我们能更好地识别新农保的直接影响。第三，由于中国农村经济体量大、结构复杂且创业率较低，新农保可能产生深远的社会经济后果。

为评估新农保的效果，我们收集了2009年至2012年间各县实施新农保时间的新数据（该计划于2009年启动，到2012年实现全国覆盖）。然后将县级实施数据与国家固定观察点调查（NFP）合并，这是2004年至2012年间由中国农业农村部落户采集的农村家庭成员面板数据集。NFP样本量大、地理覆盖广，在面板调查中较为少见。为补充缺乏新建企业信息NFP的个体层面分析，我们使用同一时期（2004至2012年）来自行政企业登记记录的县级企业汇总数据，特别是个体工商户数据。

我们以双向固定效应估计开始分析，利用各县实施时间差异。我们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新农保的引入使（此前未覆盖的）农村居民从事高波动性创业工作的比例平均提高约3.3个百分点。与既往研究相比，这一幅度绝非微不足道，如农村医保计划的影响（8.3%，见Wang等，2024）或农村土地承包计划的影响（3.9%，见Bu和Liao，2022）。效应主要集中在年轻群体（60岁以下）中；然而，60岁以上老年群体的效应在统计上与零无异，表明该计划主要通过代际渠道减轻年轻一代的经济负担，而非直接改变退休者的劳动供给。

接下来，我们采用三重差分分析以消除可能与新农保引入相关且同样影响高波动性与低波动性工作的时变混杂因素。如我们将展示，在此设定中我们控制了（i）个体与年份、（ii）个体与波动类型、（iii）波动类型与年份固定效应，从而控制了所有个体-年份特定冲击。我们再次发现正且显著的效应。

为了更好地理解其内在机制，我们对代际渠道和本地需求渠道进行了两方面的分析。对于代际渠道，我们分析了家庭内代际货币转移的规模，包括（i）年轻一代（60岁以下）提供的转移和（ii）老年一代（60岁以上）接收的转移。我们的估计显示，新农保实施后，从年轻一代到老年一代的转移减少。此外，数据集使我们能够观察代内转移的主观价值；我们发现，新农保之后，老年一代对年轻一代的转移期望降低。如果新农保减少了赡养老年一代的需求或使其更好地支持年轻一代，那么个体合格父母越多，效应越大。我们确实发现证据表明新农保效应在有合格父母的家庭中更为显著。

对创业供需两端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更具体地预测社会养老金为何能促进创业。因此，我们进行了以下分析：首先，对创业需求可能源于消费品的需求增加；这可能是因获得养老金收入导致预算约束放松的结果。因此，检验这一假设的自然方法是考察养老金（新农保）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我们的估计表明，家庭消费上升，且效应在有老年成员的家庭中尤为明显。此外，我们进一步考察每个消费类别，发现消费增加主要来自那些（i）非维持性消费和（ii）由个体户经营的产品，如自行车或缝纫机。其次，我们将分析扩展到总体层面，这使我们能够识别新创办企业所在的具体行业（消费密集型与非消费密集型）。我们发现，新企业，尤其是个体户，集中在消费密集型行业。

相关地，我们提供了补充机制分析的证据。首先，我们提供了证据表明，农村养老金受益者更可能迁移外出参与创业活动（特别是到原籍县以外的地方）。其次，我们发现预防性储蓄下降，同时家庭借贷增加（这应被解释为负的预防性储蓄）。第三，我们还利用另一个包含主观风险态度信息的家庭层面数据集，证明受新农保改革影响的群体主观风险偏好出现了不小的上升。

为使基线结果更具可信度，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敏感性和安慰剂检验。首先，我们提供的证据显示，双向固定效应估计所依赖的平行趋势假设在我们的场景中很好地成立（包括使用新的估计量，见Cengiz等，2019和Sun和Abraham，2021）。其次，我们发现估计结果对使用替代样本、（定义）结果变量和聚类方法具有稳健性。第三，我们执行了置换推断，随机分配处理500次，结果显示我们估计的效应远在安慰剂处理估计效应的范围内。

本文对现有文献有三方面的潜在贡献。首先，尽管已有各种研究分析了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Hern?s等，2016，Giesecke和J?ger，2021，Saporta-Eksten等，2021，Yu，2024，Nakazawa，2025）、退休决策（Mastrobuoni，2011，Behaghel和Blau，2012）、就业（Staubli和Zweimüller，2013）、生育（Danzer和Zyska，2023）、储蓄与消费（Attanasio和Brugiavini，2003）的影响，但在社会养老金计划对创业的影响方面仍存在显著空白。我们通过表明养老金还会重新配置家庭内部资源，将工作年龄成员吸引到创业中来，从而拓展了这一文献。据我们所知，本文是在发展中国家背景下就该主题提供可靠结果的早期研究之一。

其次，本文对关于创业决定因素的长期文献做出了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背景下，已有研究确定了多种关键决定因素，包括微型金融（Banerjee等，2013，Banerjee等，2019）、抵押品和住房财富（Wang，2012，Schmalz等，2017，Kerr等，2022）、失业保险（Hombert等，2020）、土地产权（Bu和Liao，2022，Lin等，2025）、文化规范（Zhu等，2019，Cai和Zhu，2024）、健康保险（Wang等，2024）等。我们通过提供农村社会养老金可以促进农村创业的证据，为该文献做出了独特贡献。

此外，本文通过研究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农村养老金计划，可能为经济发展文献做出贡献。尽管既往研究发现了新农保对老年人居住安排（Cheng等，2018）、收入、劳动供给和健康（Huang和Zhang，2021）、土地租赁和生产力（Zhu等，2022，Dai等，2025）、迁移（Gai等，2025）、家庭内议价权（Guo等，2025）的影响，但其对预防性储蓄及由此产生的创业参与的影响基本被忽略。我们的发现与新农保对预防性储蓄和金融风险的影响与先期文献一致。

本文结构如下。第2节阐述制度背景并提出一个简单的概念框架。第3节描述分析所用数据并提出实证策略。第4节主要结果、第5节机制和第6节县级分析分别呈现个体层面的实证结果、机制以及县级层面的实证结果。第7节总结并讨论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

养老金改革

长期以来，中国的公共养老金体系实行城乡双轨制。1978年以前，农村人口没有任何正式的社会养老金制度，老年人完全依赖土地和家庭支持。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了一个涉及个人统筹账户的试点计划，但因其高度依赖私人缴费而在1998年因财务不可持续而崩溃。约十年后的2009年，中国政府启动了新农保计划。

数据与实证策略

主要分析结合2004至2012年家庭层面面板数据集中个体的职业选择数据，以及我们收集的各县实施新农保时间数据。

为了确保数据可比性，我们使用2004至2012年的样本期间，因为调查问卷的提问方式和结构在2003年发生了重大变化（Chari等人，2021），且到2012年所有县均已被新农保覆盖。

**基准结果**

表2展示了新农保对个体参与高波动性工作（创业活动）影响的差分中的差分（DD）估计结果。因变量在第（1）–（3）列为参与高波动性工作的指示变量（广度边际），在第（4）–（6）列为高波动性工作的年工作天数的反双曲正弦变换（强度边际）。我们使用反双曲正弦变换来容纳零值观测。

**机制分析**

根据第2节中提出的简单模型，我们考察了新农保促进创业的两个渠道。第一个是代际传递渠道，第二个是本地需求渠道。

**县级分析**

随后，我们利用行政登记数据，考察新农保对企业创建的影响，以补充个体层面的分析。我们构建了涵盖2004至2012年期间已注册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数据集。

**结论性评论**

本文探讨了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引入对个体选择低波动性和高波动性职业的影响，特别是在创业背景下。我们研究了新农保——全球最大的养老金项目（按覆盖范围计）——对中国农村创业的影响。我们发现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新农保的引入显著提高了（此前未被覆盖的）农村居民从事高波动性工作。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Lingran Yuan：形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设计。Jiong Zhu：撰写初稿、方法论、概念设计。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已知的可能影响本文所述工作的竞争性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

作者感谢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72573143；72103174）的慷慨资助。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特此免责。

Lingran Yuan | Jiong Z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