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rican 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 and other Dementias》：Social Determinants and Brain Health in PSEN1 E280A Carriers vs Non-Carriers: A Colombian Co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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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SDOH），包括教育、社会经济地位、居住地、遗传风险和感知压力，影响大脑健康和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但其在遗传高风险人群中的作用仍未得到充分探
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SDOH），包括教育、社会经济地位、居住地、遗传风险和感知压力，影响大脑健康和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但其在遗传高风险人群中的作用仍未得到充分探索。研究人员考察了SDOH对早期大脑健康（特别是其认知维度）的影响，研究对象来自全球最大的由PSEN1 E280A突变引起的常染色体显性阿尔茨海默病（autosomal dominant AD, ADAD）家系中的哥伦比亚个体。参与者包括86名突变携带者和71名非携带者。大脑健康使用TabCAT测试组合中的BHA_CS指数进行评估，感知压力使用PSS-14评估。携带者的大脑健康显著低于非携带者，感知压力显著高于非携带者。多元回归分析确定遗传状态、年龄、教育和居住地为大脑健康的显著预测因子，其中更高的教育水平和城市居住与更好的表现相关。这些结果表明，即使在ADAD临床发病前数十年，SDOH也促成早期认知变异性。
论文解读：社会决定因素与PSEN1 E280A携带者大脑健康
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痴呆是全球重大健康挑战，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SDOH）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将SDOH分为结构性决定因素（如教育、社会经济地位）和中间性决定因素（如居住条件、感知压力、遗传风险）。已有研究表明，低教育、农村居住、低社会经济地位和压力暴露与认知衰退加快及痴呆风险增加相关，但多数证据来自高收入国家，且较少关注遗传高风险人群。全球约60%的痴呆患者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这些国家SDOH分布不均更为突出。哥伦比亚拥有全球最大的PSEN1 E280A突变家系，该突变导致常染色体显性阿尔茨海默病（autosomal dominant Alzheimer’s disease, ADAD），携带者通常在35岁左右进入无症状临床前阶段，44岁出现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49岁达到痴呆标准。这一可预测的临床轨迹使该队列成为研究SDOH在症状出现前如何影响认知功能的独特模型。既往在该队列中的研究结果存在矛盾，且较少将感知压力纳入综合框架。因此，本研究旨在比较携带者和非携带者在认知维度大脑健康及感知压力上的差异，并探索结构性及中间性SDOH与早期认知表现的关系。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设计，纳入哥伦比亚PSEN1 E280A家系中的157名参与者，包括86名携带者和71名非携带者，所有参与者均来自安蒂奥基亚大学神经科学组（Neurosciences Group of Antioquia, GNA）的长期纵向随访队列。参与者在评估时均不知晓自身遗传状态，并通过标准化神经心理学评估确认为认知未受损。关键测量包括：结构性SDOH（教育年限、社会经济地位[低/中]）、中间性SDOH（居住地[城市/农村]、遗传状态、感知压力[Perceived Stress Scale, PSS-14]），以及大脑健康认知维度（Brain Health Assessment–Cognitive Score, BHA_CS）。统计分析包括组间差异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卡方检验）和以BHA_CS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中同时纳入遗传组、教育、社会经济地位、居住地、感知压力、年龄和性别作为预测因子。
研究结果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携带者与非携带者的特征及BHA_CS差异。组间比较显示，携带者和非携带者在年龄、性别、教育和居住地上无显著差异，但携带者中低社会经济地位的比例显著更高（66.3%对49.3%）。在主要结局方面，携带者的BHA_CS指数显著低于非携带者（U=2063, p<0.001），感知压力评分显著高于非携带者（U=3986, p<0.001），效应量均为中等水平且统计效力高（0.98）。
第二，多元回归模型预测BHA_CS。回归模型整体显著（F(7,149)=11.92, p<0.001），解释BHA_CS方差约32%。其中，遗传状态为显著预测因子，非携带者的BHA_CS比携带者高0.51分（p=0.009）；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BHA_CS提高0.11分（p<0.001）；城市居住者比农村居住者BHA_CS高0.90分（p<0.001）；年龄每增加一岁，BHA_CS降低0.03分（p=0.003）。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压力和性别未显示显著关联。
讨论部分指出，携带者在临床前阶段即表现出认知维度大脑健康下降，支持BHA_CS在ADAD临床前检测中的潜在价值，其简短、低成本、数字化管理的特点尤其适合资源有限的LMIC环境。感知压力升高可能反映了早期神经退行性变化增强对环境压力的敏感性，或未测量的社会心理因素（如不良生活事件、社会支持不足）的贡献。教育作为结构性SDOH，可能通过增强认知储备发挥保护作用；城市居住可能提供更好的医疗、教育和基本服务资源。社会经济地位未显著相关可能因样本中缺乏高SES群体，且SES与教育可能捕捉了社会位置的不同维度。感知压力未预测认知表现可能因横断面设计或尚处于早期阶段。研究局限性包括便利抽样、SDOH变量自我报告、横断面设计限制因果推断，且仅评估了认知维度，不能代表大脑健康其他维度。未来需纵向追踪、纳入更大多样化样本、评估多维大脑健康，并加入生物标志物（如皮质醇、炎症指标、神经影像）以阐明心理社会压力与神经退行性变的联系。
研究结论可翻译为：总之，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背景下，PSEN1 E280A携带者认知维度大脑健康面临的多方面社会和生物学挑战。通过应用BHA_CS，研究人员识别出临床前阶段携带者与非携带者之间的认知表现差异，提供了其在遗传风险人群中潜在效用的初步证据，并揭示了早期检测和靶向干预的关键窗口。与WHO框架一致，这些结果强调了整合结构性及中间性决定因素的战略必要性，以及针对LMIC背景制定公共卫生政策以加强认知健康的社会基础、减少脑保护资源获取不平等的重要性。促进这种公平不仅是公共卫生要求，也是全社会的集体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