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APE的农业生态评估中整合农业分化与劳动力流动:柬埔寨水稻部门的方法论探索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Integrating agrarian differentiation and labor mobility into TAPE-based assessments of agroecology. A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 in the Cambodian rice sector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3日 来源: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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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生态学(agroecology)日益被视为实现更可持续农业的有前景路径。农业生态绩效评估工具(Tool for Agroecolog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APE)是一个多尺度、跨学科评估框架,有助于应对此类转型的复杂性。研究

  
农业生态学(agroecology)日益被视为实现更可持续农业的有前景路径。农业生态绩效评估工具(Tool for Agroecolog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APE)是一个多尺度、跨学科评估框架,有助于应对此类转型的复杂性。研究人员对TAPE进行了批判性探讨,并基于在柬埔寨两个农业集约化程度不同的水稻农业景观中开展的实证案例研究,探索了增强该方法的途径。研究人员通过阐明和操作化农业变化的政治经济动态视角,包括重建农业历史、基于土地和其他资产分布的农户系统类型学(farming-system typology),以及对非农就业和迁移的明确考虑,补充了TAPE框架。随后,研究人员利用与农民集体的焦点小组讨论、深入的家户调查,以及对村政府和地方及省级公共行政部门的访谈,在地方层面评估了TAPE。该研究有助于从各区域近期农业动态的角度构建农业生态绩效,这些动态在很大程度上偏向依赖合成农用化学品和机械化以实现更高产量和出口的传统农业模式。这一现代化路径在两种景观中均有所展现,并导致小农农户在资产结构和劳动过程方面出现快速分化。研究人员的做法为理解为什么农民的生产逻辑、约束以及将时间和资源投入更可持续农业实践的机会在景观间和景观内部存在显著差异提供了基础。研究人员主张,用此类农业变化的政治经济问题来丰富TAPE方法,可以连接不同尺度,并理解农业现代化如何与向农业生态的转型相交织。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制定贴合小农农户日常劳动现实的、有意义的政策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生态学(agroecology)被视为应对农业可持续性挑战的重要路径。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的农业生态绩效评估工具(Tool for Agroecolog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APE)是当前较全面的多尺度评估框架,但研究人员认为其在对农业变化的政治经济动态处理上存在不足,尤其是农业分化(agrarian differentiation)与劳动力流动(labor mobility)未被充分操作化。本研究旨在探索如何将这两个过程整合到基于TAPE的评估中,以更深入理解小农户向农业生态转型的障碍与机遇。

研究人员在柬埔寨两个具有对比性的水稻农业景观中展开实证研究:位于Preah Vihear省Rik Reay公社的低投入单季有机水稻生产系统,以及Battambang省Kanghot灌溉计划的多周期、高农用化学品投入的集约化水稻系统。两地均属于WAT4CAM(水资源管理与农业生态转型)项目。研究在2020年3月至6月进行,通过焦点小组讨论、深入家户调查及对村政府和地方/省级行政部门的访谈收集数据。家户调查覆盖Rik Reay 130户(占该公社总户数22%)和Kanghot 191户(占18%)。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两个景观均经历了以商品化、机械化、农用化学品投入增加和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导致小农户在资产结构和劳动过程中快速分化。研究团队通过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和层次聚类分析(Hierarchical Ascending Classification, HAC)识别出四种农户类型:多样化本地非农活动小农户、迁移型小农户、以农场为基础的多活动农户、大型土地所有者/企业家。CAET评分显示Rik Reay平均为51%,高于Kanghot的32%,但这种差异反映的是不同农业轨迹,而非农业生态转型的更高阶段。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大型土地所有者/企业家(类型4)的CAET得分普遍高于其他类型,这与他们更依赖化学投入和机械化的集约化生产方式相矛盾,说明脱离农业历史背景解读评分是有误导性的。

在关键技术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方法。农业历史的重建依赖于焦点小组讨论(每组选取村干部、老人、协会代表、商人等),并与家户调查数据及已发表文献进行三角验证。家户调查使用Kobo Toolbox管理问卷,收集资产与负债、生产系统、劳动过程及非农活动数据。农户类型学通过PCA和HAC统计分类构建,分析矩阵包含土地面积、劳动力、收入结构等变量。CAET评分从TAPE原始36个指数调整至25个,保留8个农业生态元素(如多样性、协同效应、效率、回收等),并针对当地情境修改了部分指标。样本队列来源明确,抽样误差控制在7.1%(Rik Reay)和5.5%(Kanghot)以内。

### 研究结果

#### 3.1 农业历史与景观层面的分化

基于焦点小组讨论和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两地虽起点不同,但均走向以商品化和现金作物为主的农业现代化路径。Rik Reay在1990年代末以来,受高地经济作物(腰果、木薯)和外来土地投资者影响,出现了毁林、放牧地减少和农用化学品使用增加;低地大部分(78%)保留为有机水稻,但有机地块面积小,且因迁移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促使农民采用直播等省力技术。Kanghot在2015年灌溉系统一期修复后,水稻从单季雨养转为双季灌溉,短生育期品种取代长生育期品种,化肥、除草剂、杀虫剂使用全面增加,机械化服务由企业家型农户提供;同时,价格下跌和干旱导致部分农户卖地,土地向富裕家庭和碾米商集中,失地农民成为本地雇工或迁移至金边和泰国。

#### 3.2 农户系统类型学

PCA分析在两地均揭示了两个主要分化轴:一是土地-劳动极化,即农业规模与生产资产和收入份额正相关,与非农活动负相关;二是家庭劳动力流动,即迁移人数和汇款收入与本地工资劳动收入负相关。基于此,层次聚类在两地均识别出四种结构相似的农户类型。类型1为土地少、依赖本地非农工资劳动的小农户;类型2为土地少但劳动力多、依靠迁移汇款的小农户;类型3为拥有足够土地和投资能力、以自家农场活动为主的多活动农户;类型4为大型土地所有者/企业家,依靠机械化和雇佣劳动,并从服务供给及土地租赁中获得额外收入。类型学反映了资产分配和劳动过程差异,为理解不同农户对农业生态转型的响应能力提供了基础。

#### 3.3 农业生态转型特征(CAET)评分

在25个指数中,Rik Reay有24个指数和8个元素中的7个得分高于Kanghot,平均分51%对32%。这与Rik Reay较低的机械化水平、较少的农用化学品投入及有机认证相关,但并不代表其更“接近”农业生态转型,而是地方农业轨迹的产物。组内评分离散度较高,且类型4农户在作物多样性、农牧整合、收入来源多样性等指数上得分更高,这与其集约化、商业化的生产方式相悖。例如,“活动多样性”指数将工资劳动计为收入多样化来源,掩盖了这种劳动的低自主性和脆弱性。因此,CAET评分必须结合农业历史和农户类型进行情境化解读。

###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强调三个核心洞见。第一,农业生态转型必须置于农业变化动态中,当前政策激励、价值链投资和法规仍偏向传统农业,形成锁定效应,因此识别这些锁定因素对促进替代实践至关重要。第二,基于资产分配和劳动过程的农户类型学,比基于CAET分数的分型更能指导政策:类型1和2需要小规模、省力和增收的农业生态创新;类型3需要稳定生产、降低成本并通过认证获得溢价;类型4则需要设计不影响其利润的农业生态服务模式。第三,脱离农业动态的评分会导致误判,例如土地保有权安全未考虑土地市场交易带来的不稳定,劳动力迁移指数未区分工资劳动与自主经营活动。

研究结论指出,TAPE是当前较先进的评估工具,但应更重视商品化、生产资料集中和劳动力外流等过程。研究人员提出的修订包括重建农业历史、构建反映社会分化的农户类型学,以及更细致地审视劳动力流动。这些修订有助于情境化解释CAET,并理解不同农户追求农业生态发展途径的能力差异。该贡献是开放式的,旨在促进可持续转型的跨学科对话,并为制定贴近小农劳动现实的政策和实践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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