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记忆在学龄前儿童观点采择能力与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关联中的间接作用:一项土耳其样本中年龄敏感的有调节的中介分析

《Frontiers in Psychology》:The indirect role of working memory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spective-taking skills and social problem-solving skills in preschool children: an age-sensitive moderated mediation in a Turkish sampl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23日 来源:Frontiers in Psychology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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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观点采择、工作记忆与社会问题解决是儿童早期社会性与认知发展的核心要素,然而鲜有研究将三者纳入同一模型中进行联合考察。 目的:本研究旨在检验土耳其学龄前儿童三种观点采择子维度(认知性、知觉性、情感性)与社会问题解决之间的关联是否通过工作记忆产生间接效应,并

  
背景:观点采择、工作记忆与社会问题解决是儿童早期社会性与认知发展的核心要素,然而鲜有研究将三者纳入同一模型中进行联合考察。 目的:本研究旨在检验土耳其学龄前儿童三种观点采择子维度(认知性、知觉性、情感性)与社会问题解决之间的关联是否通过工作记忆产生间接效应,并考察该间接效应是否随年龄而变化。 方法:研究招募了土耳其博卢市(Bolu)独立幼儿园及附属于小学的幼儿园班级中共457名48–72月龄学龄前儿童(50.3%为女童)。儿童完成了儿童观点采择测验(Perspective-Taking Test for Children)和沃利社会问题解决测验(Wally Social Problem-Solving Test),母亲完成了自我调节技能量表(Self-Regulation Skills Scale)的工作记忆子量表。研究采用PROCESS宏的模型59(Model 59),以年龄组作为三条路径的调节变量,基于5,000次Bootstrap重抽样,分别针对三个观点采择子维度估计了三个独立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结果:三个模型的被调节的中介指数均显著(认知性0.60,知觉性0.52,情感性0.15),且通过工作记忆的中介效应随年龄增长而系统性增强。 结论:观点采择通过工作记忆与社会问题解决存在间接关联,且该间接关联在年龄较大的学龄前儿童中更为显著。由于研究设计为横断面设计,上述模式仅反映相关关系,尚需纵向研究加以验证。研究发现与同时涵盖认知成分与社会情绪成分的课程干预思路相一致。
论文解读:工作记忆在学龄前儿童观点采择与社会问题解决关联中的年龄敏感型中介机制——基于土耳其样本的有调节中介分析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儿童早期解决人际冲突的能力是后续同伴关系、学校适应及行为结果的基础性决定因素。然而,学龄前社会问题解决(social problem solving, SPS)干预的效果参差不齐,一项系统综述显示仅有10.5%的课堂社会情绪学习项目达到成熟干预标准。近期证据表明,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 WM)较低的儿童在忽视个体认知特征的干预方案中可能产生不良结果。这一现象反映出当前实践中的深层局限:教育者和项目设计者缺乏对哪些认知能力与社会问题解决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清晰认识,因而无法精准锁定最可能产生收益的干预成分。
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 PT)与工作记忆作为两个重要的候选贡献因素,各自获得了大量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关注,但极少被整合进同一分析框架。多数研究仅考察两两关系,将观点采择视为单维结构,且样本多来自西方文化背景。因此,现有证据无法说明这些能力如何共同作用于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也无法回答在48至72月龄这一快速变化的发展窗口内其联合运作模式是否发生转变,更无法揭示这些模式在非西方文化情境中的表现。
二、研究目的与假设
本研究在土耳其457名48–72月龄学龄前儿童样本中追求两个互补目标。第一个目标是验证观点采择与社会问题解决、工作记忆与社会问题解决之间已有关联在非西方文化情境中的可重复性。第二个目标是拓展已有文献,检验三种观点采择子维度(认知性、知觉性、情感性)与社会问题解决之间的关联是否为经由工作记忆的间接效应,以及年龄是否调节这一间接关联。研究提出七项假设,包括各观点采择子维度与社会问题解决的正向关联(H1)、各子维度与工作记忆及工作记忆与社会问题解决的正向关联(H2)、经由工作记忆的显著间接效应(H3)、年龄对第一段路径的调节作用(H4)、年龄对第二段路径的调节作用(H5)、年龄较大儿童中更强的间接效应(H6),以及对直接效应是否受年龄调节的探索性检验(H7)。
三、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横断面相关设计,在土耳其博卢市(Bolu)从独立幼儿园及附属于小学的幼儿园班级中通过便利抽样招募457名儿童(50.3%女童;48–59月龄组占46.0%,60–72月龄组占54.0%;低、中、高收入家庭分别占34.1%、46.8%和19.0%)。儿童完成Aslan和K?ksal Akyol(2016)开发的儿童观点采择测验(含知觉性4题、认知性4题、情感性16题共24题)和Kay?l?与Ar?(2015)土耳其语改编版沃利社会问题解决测验;母亲完成Erol和?vrendi(2018)自我调节技能量表的工作记忆子量表(5题,五点计分)。研究使用PROCESS宏模型59(Hayes, 2022),分别以三个观点采择子维度为自变量、工作记忆为中介变量、社会问题解决为结果变量、年龄为调节变量,估计三个独立的有调节中介模型,采用5,000次Bootstrap重抽样检验间接效应。年龄在主要分析中以二分形式(48–59月龄编码0,60–72月龄编码1)建模,并辅以连续月龄形式结合Johnson–Neyman程序进行二次检验。先验功效分析表明检测中等间接效应至少需162名参与者,本样本量充分。
四、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均呈近似正态分布,预测变量间相关为中等且非冗余(r = 0.48–0.56)。社会问题解决与认知性观点采择(r = 0.33)、知觉性观点采择(r = 0.30)、情感性观点采择(r = 0.34)及工作记忆(r = 0.43)均呈显著正相关,三个观点采择子维度间呈中等相关(r = 0.53–0.56),各子维度与工作记忆均呈正相关(r = 0.48–0.49)。
认知性观点采择模型。 认知性观点采择显著预测工作记忆(b = 1.147, p < 0.001),X×W1交互显著(b = 0.962, p = 0.001);在结果模型中,认知性观点采择(b = 0.435, p = 0.024)和工作记忆(b = 0.203, p = 0.001)均显著预测社会问题解决,M×W1交互显著(b = 0.190, p = 0.026),X×W1不显著。条件a路径在较年幼组为1.147、较年长组为2.109,条件b路径分别为0.203和0.393,直接效应在两组均显著。条件间接效应在较年幼组为0.233(95% CI [0.081, 0.409]),较年长组为0.828(95% CI [0.577, 1.112]),被调节的中介指数为0.595(95% CI [0.292, 0.925])。
知觉性观点采择模型。 知觉性观点采择显著预测工作记忆(b = 1.199, p < 0.001),X×W1交互显著(b = 0.783, p = 0.004);在结果模型中,知觉性观点采择未显著预测社会问题解决(b = 0.214, p = 0.283),工作记忆显著预测社会问题解决(b = 0.230, p < 0.001),M×W1显著(b = 0.173, p = 0.044),X×W1不显著。条件a路径分别为1.199和1.982,条件b路径分别为0.230和0.403,直接效应在两组均不显著。条件间接效应在较年幼组为0.276(95% CI [0.115, 0.469]),较年长组为0.799(95% CI [0.546, 1.063]),被调节的中介指数为0.523(95% CI [0.211, 0.839])。
情感性观点采择模型。 情感性观点采择显著预测工作记忆(b = 0.361, p < 0.001),X×W1交互显著(b = 0.228, p = 0.005);在结果模型中,情感性观点采择(b = 0.127, p = 0.027)和工作记忆(b = 0.200, p = 0.002)均显著预测社会问题解决,M×W1显著(b = 0.177, p = 0.038),X×W1不显著。条件a路径分别为0.361和0.589,条件b路径分别为0.200和0.376,直接效应在两组均显著。条件间接效应在较年幼组为0.072(95% CI [0.026, 0.126]),较年长组为0.222(95% CI [0.148, 0.307]),被调节的中介指数为0.150(95% CI [0.057, 0.246])。
连续年龄调节与Johnson–Neyman检验。 以月龄为连续调节变量重新估计三个模型,第一段路径交互在三个模型中均显著(认知性b = 0.101, p < 0.001;知觉性b = 0.083, p = 0.003;情感性b = 0.017, p = 0.039)。Johnson–Neyman转换点在认知模型中为49.64月龄,知觉和情感模型在观测范围内未发现转换点。第二段路径交互在三个模型中均未达常规显著水平。三个模型在16th、50th和84th年龄百分位的条件间接效应均为正,配对Bootstrap对比确认65月龄的间接效应在三个子维度上均显著大于54月龄。
五、讨论与结论
在双变量层面,三个观点采择子维度与工作记忆及社会问题解决均呈正相关,工作记忆与社会问题解决亦呈正相关,相关强度为中等且内部一致,表明这些构念在学龄前构成发展性相互依赖的网络。这一模式与He等(2019)关于工作记忆在4至5岁间显著增长的研究发现以及Grosse Wiesmann等(2020)关于颞顶联合区和楔前叶结构成熟支持心理表征能力发展的神经影像证据一致。中等而非较高的相关强度表明各构念共享方差但并未混淆,支持了后续有调节中介分析的必要性。
在认知性观点采择模型中,被调节的中介指数最大。认知性观点采择通过直接和经由工作记忆的间接两条通道同时与社会问题解决相关联,且间接通道在学龄前阶段权重逐渐增加。这一模式符合理论预期,因为认知性观点采择本质上需要构建和维持关于他人信念与意图的心理表征,因而最能从工作记忆的发展性增长中获益。
在知觉性观点采择模型中,直接效应在两个年龄组均不显著,而经由工作记忆的间接效应显著且随年龄增强。按照Zhao等(2010)的分类,这一模式对应"仅间接"中介,表明知觉性观点采择与社会问题解决之间的关联几乎完全经由工作记忆传递。知觉性观点采择是更为基础的认知能力,涉及采纳他人的物理空间视角,其与复杂过程如社会问题解决的关联因而更依赖工作记忆中介的间接路径。
在情感性观点采择模型中,被调节的中介指数最小,但模式仍与经由工作记忆且随年龄增强的间接路径一致。直接效应在两个年龄组均保留,表明情感性观点采择同时通过直接和间接通道与社会问题解决相关联。相对较小的中介贡献可能反映了情绪识别与情绪分享的较早成熟,以及情感性观点采择对工作记忆容量发展性变化的依赖相对较弱。三个模型间的非对称性具有理论信息价值:情感性观点采择出现较早且相对自动化,对前额叶执行控制的依赖有限。
研究结论认为,观点采择通过工作记忆与社会问题解决存在间接关联,且该间接关联在年龄较大的学龄前儿童中更为显著。由于研究设计为横断面设计,上述模式仅反映相关关系,尚需纵向研究加以验证。研究发现与同时涵盖认知成分与社会情绪成分的课程干预思路相一致,为土耳其百年教育模型(Türkiye Yüzy?l? Maarif Modeli)框架下将观点采择与工作记忆联合纳入课程设计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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