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Beyond awareness: the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disconnect in e-waste management in an informal settlement of Del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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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电子废弃物（e-waste）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废物流之一，印度是主要贡献国。安全的电子废弃物管理仍不理想，尤其是在城市弱势群体中，有限的意识和不当的处置做法可能增加环境和健康风险。本研究评估了德里某非正式定居点居民在电子废弃物管理方面的知识、态度和实践（K
背景：电子废弃物（e-waste）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废物流之一，印度是主要贡献国。安全的电子废弃物管理仍不理想，尤其是在城市弱势群体中，有限的意识和不当的处置做法可能增加环境和健康风险。本研究评估了德里某非正式定居点居民在电子废弃物管理方面的知识、态度和实践（KAP）。
方法：采用社区为基础的横断面研究，通过简单随机抽样选取425名成年人。使用预测试的半结构化问卷评估KAP。每位参与者的总得分以占最高可能得分的百分比表示。达到最高得分≥50%的参与者被归类为具有良好/充足KAP。使用Firth惩罚逻辑回归识别与充足知识、积极态度和良好实践相关的因素。采用Spearman秩相关评估KAP得分之间的相关性，并通过假设的结构路径模型进一步检验关系，间接效应根据5,000次自助重采样和偏差校正95%置信区间估计。
结果：17.18%的参与者具有充足知识，44.47%具有积极态度，仅11.29%具有良好的电子废弃物管理实践。较高教育程度与充足知识和积极态度相关，而较年轻参与者、有薪就业和拥有超过7件电子设备与较高几率的充足知识和良好实践相关。知识、态度和实践得分呈正相关（Spearman’s ρ = 0.253–0.481；所有p < 0.001）。在路径模型中，知识与态度和实践呈正相关，态度也与实践呈正相关；然而，通过态度的间接路径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b = 0.013；bootstrap 95% CI: ?0.001至0.026；p = 0.063）。
结论：观察到电子废弃物管理中显著的知识—态度—实践差距：尽管有适度的知识和相对较好的态度，安全处置实践仍然极低，且态度并未显著中介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关联，知识反而与实践保持直接关联。社区层面的电子废弃物干预措施应加强对健康风险和正规处置途径的认识，同时改善获得授权收集和回收服务的机会，并通过未来的纵向和干预研究评估其有效性。
电子废弃物管理中的“知识—态度—实践”鸿沟：德里非正规住区实证研究的深度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快速城市化、技术加速创新以及电子设备依赖度不断提高，电子废弃物（e-waste，又称废弃电气电子设备，WEEE）已成为全球城市固体废物中增长最快的废物流之一。印度作为电子废弃物主要产生国，据中央污染控制委员会（CPCB）数据，2024—2025财年全国电子废弃物产生量约为140万吨，较上一财年增长近11%，然而其中仅约70.7%通过注册渠道得到正规收集、拆解与回收，意味着近三分之一仍游离于正规管理体系之外。德里是全国电子废弃物产生量最大的地区之一。不当处置方式包括露天焚烧、非正规回收及填埋倾倒，会引发土壤退化、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全球变暖等问题；电子废弃物中的重金属可渗入土壤、地下水和空气颗粒物，并经食物链和饮水系统在动植物及人体内生物蓄积。约95%的电子废弃物由非正规从业者收集处理，这些工人常暴露于铅、汞、镉、砷、硒等有害元素，面临皮肤、神经、呼吸和生殖系统危害。此外，电子废弃物也是“城市采矿”的潜在资源库，回收贵金属可减少原生采矿压力，但低效或非正规的回收不仅损失资源，还会加剧污染和暴露风险。印度于2023年4月1日起实施《电子废弃物（管理）规则，2022》，引入基于证书的生产者责任延伸（EPR）交易机制，但政策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公众的知识、态度与实践（KAP）。本研究基于KAP理论框架，预设三条假设：H1知识正向关联态度；H2态度正向关联实践；H3态度在知识与实践间起统计中介作用。研究在德里Gokalpuri非正式定居点开展，旨在评估居民电子废弃物管理的KAP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检验态度是否中介知识与实践的联系。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采用社区为基础的横断面研究设计，在德里Gokalpuri的Ganga Vihar、Gokalpuri和Gokalpur Village三个地域开展，该地区被归类为非正式定居点，共9,597户、54,614人。纳入标准为年龄≥18岁、在Gokalpuri居住至少6个月且愿意参与者；排除严重认知障碍、言语/听力残疾或患终末期疾病者。通过简单随机抽样，以ASHA和ANM名册进行住户列表，使用计算机生成随机数字序列抽取450户，最终425名符合条件者同意并完成访谈，应答率94.4%。研究工具为经文献回顾、专家评审、翻译回译及预测试（在RHTC Barwala约10%样本中）的半结构化问卷，包含社会人口学特征、电子设备拥有与更换情况、信息获取来源、知识（14个二分条目）、态度（12个李克特/二分条目）和实践（4个二分条目）模块。各领域得分转换为百分比，以≥50%界定“充足知识”“积极态度”“良好实践”。统计方法包括Shapiro–Wilk正态性检验、卡方/Fisher精确检验、Firth惩罚逻辑回归（因低事件数）估计调整优势比（aOR）及95%置信区间（CI），Spearman秩相关评估KAP得分相关性，并构建结构路径模型，间接效应通过5,000次自助重采样及偏差校正95%CI估计。知识领域Cronbach's α=0.87，态度领域α=0.71，实践因条目少未计算内部一致性。研究经Maulana Azad医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IEC/2021/388，2026年2月6日）。
三、主要研究结果
1. 社会人口学特征与电子设备使用模式：425名参与者平均年龄42.07岁（SD=13.30），62.59%为女性，78.35%已婚，96.00%为印度教徒，27.06%为大学毕业生，52.24%为家庭主妇，61.88%为核心家庭，87.53%拥有自有住房，64.71%属于中上社会经济阶层。约47%家庭拥有7–9件电子设备，94.12%家庭无闲置或非功能性电子产品，86.35%在过去一年未更换任何电子设备。手机更换周期多为49–72个月（41.65%），更换主要原因为设备老化（43.29%）。83.76%参与者称未接触过任何电子废弃物相关信息来源，互联网/社交媒体（9.88%）和学校/学院（7.53%）是仅有的主要渠道。
2. 知识、态度与实践水平：基于50%阈值，充足知识者仅73人（17.18%），积极态度者189人（44.47%），良好实践者仅48人（11.29%）。知识方面，仅20.47%听说过电子废弃物，对授权回收商和正规回收/以旧换新体系的知晓率分别低至2.35%和2.59%；但几乎所有人（96.00%）认可不当处置会污染环境，96.24%认为应分类。态度方面，79.06%承认管理重要性，99.06%认可家庭责任，但仅34.12%认可个人责任、23.29%认可生产者责任、3.29%支持授权收集设施；87.76%认为需要更多公众意识，84.47%支持社区教育。实践方面，47.29%报告将废弃电子产品与生活垃圾分开存放，但仅18.12%在处置前分类，通过授权设施正规处置者仅1.41%，使用防护措施者仅0.71%。
3. 知识、态度和实践的独立预测因素：多因素Firth逻辑回归显示，较高教育（高中以上 vs 初中及以下，aOR=11.32，95%CI: 2.92–43.86）、有薪就业（aOR=2.73，95%CI: 1.26–5.92）和拥有>7件电子设备（aOR=4.89，95%CI: 2.46–9.75）与充足知识独立正相关；年龄≥40岁（aOR=0.29，95%CI: 0.12–0.68）和已婚（aOR=0.42，95%CI: 0.20–0.87）与充足知识负相关。态度方面，较高教育是唯一独立预测积极态度的因素（aOR=2.50，95%CI: 1.49–4.21）。实践方面，年龄≥40岁（aOR=0.20，95%CI: 0.08–0.49）与良好实践负相关；有薪就业（aOR=4.53，95%CI: 1.97–10.39）、拥有>7件设备（aOR=3.95，95%CI: 1.84–8.51）和>3部手机（aOR=2.23，95%CI: 1.09–4.57）与良好实践正相关；性别呈边缘性关联（aOR=2.26，95%CI: 0.97–5.24，p=0.057）。
4. KAP相关性及路径分析：知识、态度与实践得分两两正相关（Spearman's ρ=0.253–0.481，均p<0.001），知识与态度相关最强（ρ=0.481），其次为知识与实践（ρ=0.384）、态度与实践（ρ=0.253）。结构路径模型中，知识显著正向关联态度（b=0.273，β=0.468，p<0.001），态度显著正向关联实践（b=0.047，β=0.111，p=0.022），知识对实践的直接关联显著（b=0.102，β=0.410，p<0.001）；但知识通过态度影响实践的间接效应不显著（b=0.013，bootstrap 95%CI: ?0.001至0.026，p=0.063），即未发现态度具有统计中介作用。
5. 障碍与促进因素：参与者报告的主要处置障碍为缺乏意识（79.76%）、附近无收集设施（29.88%）、偏好废品商贩（16.47%）、缺乏时间（5.88%）、无经济激励（4.94%）、处置不便（4.00%）。促进因素方面，76.94%支持宣传活动，39.29%支持上门收集，20.94%认为便利收集点有用，9.65%支持经济激励，仅1.18%赞成罚款等法律强制。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讨论指出，本研究发现的知识水平低（17.18%）、实践水平极低（11.29%）但态度相对稍好（44.47%）的模式，与孟加拉国、印度勒克瑙等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研究结果相似，但低于Bandyopadhyay等在印度报告的93.4%有害性认知率，差异可能源于教育、社会经济条件和信息可及性。虽然几乎所有参与者认可环境污染和分类需要，但对健康危害（9.88%知晓）和正规管理体系（授权回收商2.35%，取回体系2.59%）的认知非常薄弱。教育是知识和态度的共同重要决定因素；态度上存在责任扩散现象，即家庭责任认同极高（99.06%），但个人责任和生产者责任认同低。实践预测因素不同于知识/态度，更依赖年轻、就业和电子设备拥有量，且障碍报告显示缺乏正规处置途径是关键制约。因此，单纯依靠知识提升或态度改善可能不足，必须同时改善正规收集和回收服务的可及性。研究人员强调，未来需纵向和干预研究验证教育项目与正规收集系统改善对促进安全处置行为的有效性。研究局限性包括：单一非正规定居点限制外推性；横断面设计无法确立因果或时间关系；问卷未正式验证构念效度；抽样可能过度代表女性、家庭主妇和老年人；自报实践可能存在回忆偏倚和社会期望偏倚。
研究结论可概括为：德里城市非正式定居点居民的电子废弃物管理实践仍然较差，即便存在一定知识和相对良好的态度。充足知识率仅17.18%，积极态度率44.47%，良好实践率11.29%。虽然知识、态度和实践两两正相关，但假设的知识通过态度影响实践的路径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知识则与实践保持直接关联。社区层面的电子废弃物干预应强化对健康风险和正规处置途径的认知，同时改善授权收集和回收服务的可及性，并通过未来纵向和干预研究评估其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