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How does agribusiness-led contract farming affect the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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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主导的合同农业（agribusiness-led contract farming）被广泛认为是一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并稳定小农收入的制度安排，然而其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宏观影响仍未得到充分理解。本研究利用2015—2023年中国27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
龙头企业主导的合同农业（agribusiness-led contract farming）被广泛认为是一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并稳定小农收入的制度安排，然而其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宏观影响仍未得到充分理解。本研究利用2015—2023年中国27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富裕”与“共享”的双重视角，实证考察龙头企业主导的合同农业如何影响农村共同富裕。基准估计结果表明，龙头企业主导的合同农业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时缩小了城市间农村收入差距（inter-city rural income gap）与城乡收入差距（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ies）。这些效应通过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和促进非农就业（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得以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工业基础薄弱、地理位置偏远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上述效应更为显著。空间计量估计进一步表明，龙头企业主导的合同农业的正向溢出效应更多地依赖于经济连通性（economic connectivity），而非单纯的地理邻近性。政策启示包括：在欠发达地区推广龙头企业主导的合同农业、加强农村职业培训，以及促进区域间价值链联动。
论文解读：龙头企业主导的合同农业与农村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农村共同富裕涵盖收入增长与分配公平两个核心维度，已成为中国的重要政策目标。受长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影响，中国农村内部及城乡之间仍存在显著发展差距。相较于城市，农村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农产品价格波动频繁，农民缺乏足够的收入增长内生动力，导致收入水平偏低且增长不稳定。与此同时，农户之间在资源禀赋、非农就业机会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使得收入分化日益显著，成为整体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来源。
龙头企业主导的合同农业以“公司+农户”模式为代表，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发展该模式以来，已被正式纳入国家农业政策体系，并被视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新引擎。然而，农村共同富裕不仅包括农村收入增长，还包括区域间及城乡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合同农业在拓宽农民收入来源、稳定收入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利益分配不均：资本充足、经营能力较强的农户更易达到龙头企业设定的参与门槛，从而获取更大份额的合同农业红利，而资源匮乏的农户可能被排斥在外，这种“参与门槛”效应可能扩大城市间农村收入差距。
现有研究存在三方面不足：第一，以往研究通常将农村收入水平与农村收入差距分开考察，缺乏将“富裕”与“共享”纳入统一框架的综合分析；第二，宏观层面分析较少，多数研究依赖农户调查数据且采用二元参与变量，无法考察区域密度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跨城市异质性；第三，在机制层面，非农就业、农业劳动生产率及空间扩散的作用在地级市层面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基于此，本研究以温氏集团地级市层面的机构数量作为龙头企业主导合同农业发展的代理变量，利用2015—2023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合同农业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使用2015—2023年中国27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核心解释变量为温氏集团在地级市层面的累计净机构数量（进入数减去退出数），用以衡量龙头企业主导合同农业的区域渗透度。被解释变量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构建：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值衡量富裕程度；以城市间农村收入差距（该城市农村收入与当年全国最高农村收入之差）和基于S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计算的城乡收入基尼系数衡量共享程度。
主要技术方法包括：第一，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 Fixed Effects, TWFE），用于基准回归分析，控制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第二，中介效应方法，检验合同农业通过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促进非农就业比例两条路径影响农村共同富裕；第三，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检验空间自相关性；第四，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 SDM），构建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复合矩阵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分解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第五，异质性分析采用Fisher组合检验，基于工业基础、地理偏远程度和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三个维度进行分组回归。
三、研究结果
3.1 基准回归结果：合同农业对农村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龙头企业主导的合同农业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时显著缩小了城市间农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1，表明合同农业不仅提升了农村收入水平（富裕维度），还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共享维度），从而在双重维度上推进了农村共同富裕。
3.2 机制检验：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就业的中介作用
机制检验发现，龙头企业主导的合同农业显著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即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与该产业从业人数之比。同时，合同农业显著提高了农村劳动力中从事二三产业的比例。这两条路径分别验证了研究假设2a和2b，表明合同农业通过技术采纳与标准化生产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并通过在当地投资养殖设施、技术服务站点、饲料配送中心和物流枢纽创造非农就业机会，从而促进农村共同富裕。
3.3 异质性分析：区域条件的调节作用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合同农业对农村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在工业基础薄弱、距离中心城市较远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这一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3a、3b和3c，表明在传统农业体系最为薄弱的地区，合同农业的制度创新边际收益最大，能够有效替代缺失的市场基础设施，产生更大的收入增长效应，从而发挥区域渐进式工具的作用，通过加速落后地区增长来缩小空间收入差距。
3.4 空间效应分析：经济连通性优于地理邻近性
空间计量分析表明，龙头企业主导的合同农业对农村收入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三种空间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一致显示，合同农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更多地依赖于经济连通性而非单纯的地理邻近性。这一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4a和4b，表明知识溢出、示范效应和区域间产业联动是空间溢出的主要传导渠道，经济上相互关联的地区能够比地理上邻近但经济上孤立的地区获得更强的溢出效应。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通过将农村共同富裕分解为“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利用地级市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方法，系统考察了龙头企业主导的合同农业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龙头企业主导的合同农业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同时缩小了城市间农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在双重维度上促进了农村共同富裕；第二，这一促进效应通过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促进非农就业两条机制实现；第三，合同农业的效应在工业基础薄弱、地理位置偏远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显著，表明其具有区域渐进性特征；第四，合同农业的空间溢出效应依赖于经济连通性而非单纯的地理邻近性。
基于上述发现，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在欠发达地区推广龙头企业主导的合同农业模式；加强农村职业培训以提升农民人力资本和非农就业能力；促进区域间价值链联动以增强经济连通性和空间溢出效应。这些政策启示为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实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