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显生宙期间,已识别出六个主要的演化性礁时期,其特点是具有不同的生物组合,这些生物对礁体建造和碳酸盐沉积体的发育做出了重大贡献(James, 1983; Copper, 1988; Scheibner and Speijer, 2008)。这些礁时期被礁生长减弱或停止的间断期所分隔,反映了重大的生态和环境重组事件(Scheibner and Speijer, 2008)。古新世即是这样一个重大的重组时期,标志着在古近纪末(K-Pg)大灭绝之后礁体和浅水生态系统发生了显著重组(Boucot, 1983; Sheehan, 1985; Vecsei and Moussavian, 1997)。这次生物危机导致礁体发育明显衰退,直到森诺曼晚期阶段才有所恢复(Vecsei and Moussavian, 1997)。事实上,早古新世传统上被认为是"礁间隙期",其特征是发育完善的礁体结构稀少(Copper, 1988)。然而,后续研究表明,古新世至始新世的礁体可能存在频率更高,许多礁体要么被埋在构造活跃区的沉积物之下,要么仅在热带地区的有限露头中被发现(James, 1983; Scheibner and Speijer, 2008)。古新世礁系统在组成和构造上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变异性,从珊瑚主导的框架构礁到钙质藻类主导的结构或混合组合体均有(例如:Schr?eder, 1986; Baceta et al., 2005)。总体而言,礁体作为关键的生态系统工程师,通过创造复杂的结构框架影响水流,支持丰富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并创造重要的栖息地。这些生态系统通常支持多样化的礁周群落,包括钙质藻类、珊瑚、苔藓虫、海胆和软体动物,反映了从开阔海洋到潟湖等不同环境条件(Trappe, 1992)。
大多数古新世礁体发育于环绕新形成的大西洋洋盆边缘和中间边界的亚热带到热带地区(Vecsei and Moussavian, 1997; Tosquella et al., 2022; Martín-Martín et al., 2024; Martín-Martín et al., 2025a; Tosquella et al., 2025; Fig. 1a)。在新特提斯域的南缘,众多珊瑚-藻类和混合碳酸盐建礁体已被记录,特别是在的黎波里盆地(利比亚)、埃及南部和突尼斯,它们通常与浅海碳酸盐台地相关(Fig. 1a; Schr?eder, 1986; Gumanti, 1992; Schuster, 1995; Spring and Hansen, 1998; Ahlbrandt, 2001; Scheibner et al., 2005)。
在古近纪期间,西北非以大型超大陆海的发展为特征,该海跨越摩洛哥中部,从马斯特里赫特世延续至至少中始新统晚期甚至可能晚巴顿期(Fig. 1b)。在该背景下,碳酸盐沉积局部与牡蛎生物砂屑灰岩、苔藓虫-藻类粘结灰岩和微生物礁丘相关,特别是在南部亚阿特拉斯区(瓦尔扎扎特盆地,Dragastan et al., 2012)。这些作者在碳酸盐建礁体之间的浅水潟湖中记录了多种绿色和红色藻类。碳酸盐岩石以牡蛎礁、苔藓虫和珊瑚藻泥丘为特征,偶见单体珊瑚(Scheibner and Speijer, 2008; Ait Addi, 2025; Martín-Martín et al. 2026)。大型发育完善的珊瑚礁系统和典型的大型有孔虫(如孔虫和轮虫)在这些剖面中通常缺失或发育不良,表明环境对礁生长的制约(Herbig, 1986; Trappe, 1991, 1992; Scheibner and Speijer, 2008)。Dragastan et al.(2012)和Martín-Martín et al.(2026)记录了在中阿特拉斯地区Bekrit地区存在部分真珊瑚礁,以及被红色藻壳覆盖的海绵和微生物礁。Dragastan et al.(2012)和Martín-Martín et al.(2026)在南部亚阿特拉斯区和中阿特拉斯记录了牡蛎主导的建礁体和局部的真珊瑚礁(Fig. 1b),表明替代性礁构建物在古新世期间仍然持续存在。
尽管北部亚阿特拉斯区的白垩纪-古新世剖面已得到广泛研究(Fig. 1b),但牡蛎主导的礁体建礁体尚未得到完整记录,其构造、成因和环境意义知之甚少。这一空白限制了我们对早古近纪阿特拉斯系统北缘浅水生态系统恢复和碳酸盐生产动力学的理解。因此,本文旨在:(i) 展示北部亚阿特拉斯区牡蛎建礁体(簇礁、礁丘、斑块礁和礁滩)的证据;(ii) 提供牡蛎组合组织及其相关动植物的详细信息;(iii) 评估控制这些生物礁建造发育的成因机制和古环境控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