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Dairy Science》：Climate-smart dairy practices and perceptions across 2 global dairy produc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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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奶业部门已设定宏伟目标以减少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 GHG）排放并实施气候智慧型农业（climate-smart agriculture, CSA）实践。然而，关于奶牛生产者对气候智慧型实践的认知或采用情况的研究仍较为匮乏，尤其
在全球范围内，奶业部门已设定宏伟目标以减少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 GHG）排放并实施气候智慧型农业（climate-smart agriculture, CSA）实践。然而，关于奶牛生产者对气候智慧型实践的认知或采用情况的研究仍较为匮乏，尤其是跨情境的比较研究。本研究首次针对新西兰（New Zealand, NZ）与美国（United States, US）两大主要奶业生产国的奶牛生产者，就其气候智慧型实践的采用情况与认知开展了比较研究。研究人员通过两项在线调查（分别于2023年在美国及2025年在新西兰实施）收集数据，调查工具针对各国情境差异进行了适应性调整，内容涵盖气候适应与减缓实践的当前及预期采用情况、对气候变化及奶业预期气候影响的信念、牛群信息及生产者人口统计学特征。研究发现，尽管两国奶牛生产者均采用了与其生产系统相关的气候智慧型实践，但新西兰生产者（n = 306）在采用新兴肠道甲烷减排策略（如饲料添加剂、选择性育种及甲烷抑制疫苗）方面的可能性更高，且对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的信念比例也高于美国生产者（n = 920，其中约700份为完整应答）。在两国中，奶牛福利、农场盈利能力及确保农场经营对后代可持续性均被视为采用新实践的首要考量，表明这些因素对支持生产者采纳气候相关策略至关重要。尽管美国在气候智慧型实践方面拥有更强的政策支持与激励计划，但美国生产者更倾向于感知到初始成本与设备方面的采用障碍，而新西兰生产者则更倾向于感知到信息与技术援助方面的障碍。最后，两国生产者对气候变化可能如何影响其经营均表现出高度不确定性，表明提供本地化及区域适宜的气候风险推广与外展服务具有重要意义。上述研究结果为旨在提升气候智慧型奶业实践采用率以满足行业与政府预期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了关键洞见。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全球范围内，奶业部门已设立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以应对气候变化。在农业温室气体（GHG）排放中，奶业占据显著份额：美国农业排放约占人为排放总量的10%，其中肠道发酵与粪污管理约占农业排放的三分之一；新西兰农业排放占全国人为排放总量的53%，其中奶业单独贡献全国总排放的25.7%。两国奶业相关组织均设定了2050年大幅减排的目标。然而，现有研究对奶牛生产者气候变化认知与实践采用情况的探讨极为有限，此前研究多聚焦于种植业，针对奶业生产者的国际比较研究尚属空白。该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缺口，通过在新西兰和美国实施大规模调查，比较两国奶牛生产者对气候智慧型实践的采用状况、未来采用意愿、驱动因素与障碍，为制定有效的政策干预和推广策略提供依据。
**二、研究方法概述**
该研究采用在线问卷调查方法，分别在美国（2023年2月至5月）和新西兰（2024年11月至2025年1月）实施。美国样本通过明信片邮寄（两轮）、行业期刊广告及奶业推广人员外展招募，共收到920份应答（约700份完整应答）；新西兰样本来自2023年农村决策者调查（Survey of Rural Decision Makers, SRDM）的后续邀请及在线样本库（Cinta）补充，共306份应答。问卷内容经两国行业利益相关者反馈进行本地化调整，涵盖气候信念、实践采用（现状与未来）、采用驱动因素、障碍及农场特征等。统计分析采用Stata 18.0，使用Kruskal-Wallis检验和卡方检验比较两国差异。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一）样本特征与生产系统差异**：美国生产者平均年龄54岁，77%为男性，平均牛群规模329头；新西兰生产者平均年龄52岁，61%为男性，平均牛群规模372头。美国60%的生产者表示牛群全年部分时间在户外放牧，新西兰则为全年放牧系统，平均70%的干物质摄入（DMI）来自牧草，而美国仅为15%。
**（二）气候适应实践采用现状**：遮荫设施与树木在新西兰采用率（74%）显著高于美国（53%），而室内圈舍（86%对35%）及风扇/喷淋降温（82%对35%）在美国采用率更高，反映了两国生产系统的结构性差异（放牧型与集约圈舍型）。两国放弃采用适应实践的比例均较低（低于七分之一）。
**（三）气候减缓实践采用现状**：新西兰在草场与饲草作物多元化方面采用率更高（62%对48%），美国在粪污管理实践（堆肥、曝气、固液分离）方面采用率更高（52%对37%）。新西兰66%的生产者已减少化肥施用，38%已减少或正在减少牛群规模。
**（四）未来适应实践采用意愿**：在尚未采用的生产者中，新西兰73%表示有意采用遮荫设施或树木（美国仅14%）；新西兰生产者在风扇/喷淋降温（33%对20%）和室内圈舍（31%对18%）方面也表现出更高的未来采用意愿。
**（五）未来减缓实践采用意愿**：在所有5类新兴肠道甲烷减排策略中，新西兰生产者的采用意愿均显著高于美国：选择性育种（46%对10%）、饲料添加剂（34%对10%）、甲烷抑制疫苗（28%对6%）、甲烷抑制剂（30%）及减少化肥施用（55%）。
**（六）实践采用驱动因素**：两国生产者的前三大考量均为奶牛福利、农场盈利能力及确保农场对后代可持续经营。美国将盈利能力纳入前三位的比例更高（87%对67%），新西兰则更重视环境保护（32%对17%），美国更关注最小化成本（32%对23%）。
**（七）实践采用障碍感知**：初始成本、维护成本与债务偿还是两国共同的前三大障碍。美国生产者更高比例感知初始成本障碍（P = 0.045），且更高比例感知缺乏能力/时间与设备障碍；新西兰生产者则更高比例感知缺乏成本信息、技术信息及技术援助等信息类障碍。
**（八）气候信念与预期影响**：87%的新西兰生产者和83%的美国生产者相信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但仅有63%的新西兰生产者和48%的美国生产者相信气候变化的（至少部分）人为成因。关于气候变化对饲料成本、作物生产、产奶量、牛群福利及劳动力可用性的预期影响，两国生产者均以“中性”回应为主，显示高度不确定性。
**四、研究讨论与结论**
该研究的三个核心发现：其一，两国生产者针对各自主流生产系统采用了相应的适应与减缓实践，但新西兰生产者对新兴肠道甲烷减排策略（选择性育种、饲料添加剂、疫苗）表现出显著更高的未来采用意愿，可能与新西兰持续参与《巴黎协定》、国内政策讨论及主要乳品合作社（如Fonterra）的激励计划有关。其二，美国生产者对人为气候变化的信念比例较低，且调查时甲烷减排饲料添加剂尚未获FDA批准，现有农业政策计划亦未覆盖肠道甲烷策略，可能抑制了其采用兴趣。其三，尽管美国拥有更丰富的政策激励计划，但美国生产者感知到更高的财务与设备障碍，而新西兰生产者更多感知信息与技术援助缺口，这提示政策激励并非实践采用的唯一决定因素，其他因素如监管压力、国际市场要求和个体信念可能更为重要。两国生产者对气候变化运营影响的广泛不确定性，凸显了开展地方与区域适宜的气候风险评估和推广外展工作的重要性。
研究结论指出，两国奶业生产系统（新西兰的放牧系统与美国的圈舍系统）需要根本不同的适应与减缓策略，但均有实施气候智慧型实践的机会。新西兰生产者对环境保护和肠道甲烷减排策略的较高优先性，可能源于奶业在该国排放结构中的高占比、持续参与国际气候协定、更高的人为气候变化信念以及面向国际可持续导向客户的市场营销。新西兰生产者在获取充分的技术与成本信息后所展现的高采用意愿，为该国实现农业减排目标带来积极前景。上述发现为利益相关方提供了关于驱动因素和障碍的重要洞见，以促进气候智慧型奶业实践的采用，满足行业与政府的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