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mily Process》：User Profiles in Supervised Family Center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hildhood Symptoma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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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翻译
高强度父母间冲突是儿童情绪和行为适应的重要风险因素，尤其在分居或离婚后使用家事探视监督中心（Supervised Family Centers, SFCs）的家庭中。本研究旨在识别西班牙SFC使用者中的父母画像，并考察其与儿童内化和外化症状随时
# 摘要翻译
高强度父母间冲突是儿童情绪和行为适应的重要风险因素，尤其在分居或离婚后使用家事探视监督中心（Supervised Family Centers, SFCs）的家庭中。本研究旨在识别西班牙SFC使用者中的父母画像，并考察其与儿童内化和外化症状随时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对来自10个自治区的504名分居父母（54.8%为母亲）进行了以个体为中心的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其中84名参与者完成了1年随访。测量工具包括父母间冲突、共同养育、家庭暴力、父母身体和心理症状以及心理韧性。研究识别出三个剖面：（1）中度冲突与心理韧性；（2）低冲突与中度共同养育质量的适应性调整；（3）高冲突与高症状水平。第三剖面父母的儿童表现出显著更高水平的情感困扰、同伴困难和儿童对父母暴力（child-to-parent violence, CPV）（p < 0.001）。纵向分析显示1年内症状无显著变化，其中适应性剖面家庭儿童的情绪敏感性有轻微改善。研究结果强调了父母间冲突、父母福祉和共同养育动态在塑造儿童结局中的相互作用。从理论角度看，研究结果强调需要在系统性家庭框架内理解儿童困扰。在实践中，研究结果强调了在SFC中实施早期全面评估以识别高风险家庭并设计针对性干预以减轻儿童症状的重要性。
# 论文解读文章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分居或离婚后的高冲突情境，尤其是伴有暴力的父母间冲突，已被大量研究证实是儿童心理社会发展的重大风险因素。暴露于频繁、强烈且持续的父母冲突中，儿童在内在化层面更易出现抑郁、焦虑、低自尊和自杀意念，在外化层面则可能表现为情绪自我调节困难、挑战性行为甚至攻击行为。部分儿童会采取“情感疏离”作为应对敌对环境的防御策略，但长期可能损害共情能力并加剧行为问题，有时升级为儿童对父母暴力（child-to-parent violence, CPV）。此外，慢性压力还与头痛、睡眠障碍、胃肠问题及免疫系统受累导致的长期疾病易感性相关，并对教育和就业领域产生远期负面影响。
家事探视监督中心（Supervised Family Centers, SFCs）是法院指定的专业监督场所，为高冲突、存在风险或安全关切的离异家庭提供父母与子女接触和交换的中立空间。SFC使用家庭往往呈现多重叠加风险因素，其子女罹患内化和外化症状的风险更高。然而，现有针对SFC用户的研究十分有限，多存在样本量小、以描述性为主、横断面设计、依赖行政记录或满意度访谈、较少使用标准化测量等局限性，且缺乏以个体为中心的综合性评估框架。因此，有必要采用更广泛、更整合的视角，识别SFC家庭功能的不同构型，为精准评估和干预提供依据。
## 二、研究目的与开展原因
本研究旨在填补上述空白，通过纳入父母间冲突、家庭暴力（父母间及父母对子女）、共同目标、共同养育、父母身体和心理症状以及心理韧性等多维度变量，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识别西班牙SFC使用父母的异质画像；进而考察不同画像与儿童内化症状（情绪困扰、情绪不敏感性）和外化症状（CPV、同伴困难）的关联；并检验1年后儿童症状随父母画像的稳定性。该研究基于情绪安全理论（Emotional Security Theory, EST）、离婚-压力-适应模型（Divorce-Stress-Adjustment, DSA）和家庭调整与适应反应模型（Family Adjustment and Adaptation Response, FAAR），试图超越线性解释，理解离婚后适应作为个体与关系维度相互影响的循环过程。
## 三、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在西班牙10个自治区（Autonomous Communities）的SFC中招募504名分居父母（54.8%为母亲），其中84名完成1年随访。数据收集于2021年12月至2024年12月进行，通过SFC专业人员协作完成，参与者匿名自愿填写问卷，并获得10欧元激励。使用工具包括：离婚-分居适应问卷（CADS-S）测量父母间冲突和共同养育意愿；分享家庭福祉目标量表（SOATIF-s）测量共同目标；家庭暴力量表测量家庭内暴力和CPV；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测量父母焦虑和抑郁；身体症状量表（PSI）测量身体症状；心理韧性量表（RS-14）测量心理韧性；长处与困难问卷（SDQ）测量儿童情绪问题和同伴问题；冷酷-无情特质量表（Inventory of 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测量儿童冷酷和不关心特质。分析方法包括潜在剖面分析、多元方差分析（MANOVA）、方差分析（ANOVA）、Tukey事后检验、多项逻辑回归和线性混合效应模型。
## 四、研究结果
### 4.1 潜在剖面识别
比较2、3、4剖面模型后，根据拟合指数（AIC、BIC、SSABIC、BLRT）、熵值、理论可解释性和各类别规模，最终保留3剖面模型（熵=0.83）。剖面1（49.6%，n=250）表现为中度冲突、较低共同养育协调、中等心理韧性；剖面2（14.9%，n=75）为适应性最佳组，具有高共同目标、低冲突和低暴力、低父母症状和高心理韧性；剖面3（35.5%，n=179）为最不利组，表现出高冲突、高家庭暴力、高父母身心症状和低心理韧性。
### 4.2 与前因变量的关联
多项逻辑回归显示，仅父母性别对剖面归属有显著预测作用：母亲比父亲更可能归属于剖面3而非剖面2（调整后OR=0.35，p=0.002）。其他社会人口学变量（共同居住状况、工作家庭协调、分居时间、关系时长、儿童年龄和性别）均无显著效应，模型整体解释力较低（Nagelkerke伪R2=0.047）。
### 4.3 儿童结局的基线差异
多元方差分析显示剖面在儿童调整指标的综合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Wilks' Λ=0.815，p<0.001）。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除冷酷特质（Callousness）外（p=0.056），所有结局均存在显著剖面差异：剖面3的儿童在心理性CPV、身体性CPV、情绪性CPV、情绪问题和同伴问题上均显著高于剖面1和2，剖面1居中；不关心特质（Uncaring）上剖面3显著高于剖面1；效应量η2在0.016至0.105之间。
### 4.4 纵向分析（T1–T2）
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显示，在情绪问题方面，剖面主效应显著（F=11.68，p<0.001），但时间及时间×剖面交互不显著；剖面2与剖面3在T2仍有显著差异。同伴问题方面，时间、剖面及交互均不显著。CPV方面，剖面主效应显著（F=9.81，p<0.001），T1时剖面3显著高于剖面1和2，剖面1高于剖面2；T2时剖面3仍高于剖面2，但剖面1与3差异消失。冷酷-无情特质方面，方差分析显示时间主效应显著（F=6.95，p=0.009），剖面2在T2时显著改善，但混合模型中剖面固定效应不显著，反映高个体间变异性。
## 五、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指出，三个父母剖面代表了家庭需求与资源的差异化构型，而非线性效应，支持了系统理论视角。母亲在剖面3中的过度代表可能反映其在高冲突离婚中承担主要监护和照顾负担的现实。儿童困扰与冲突嵌入的构型相关，而非仅冲突强度，支持情绪安全理论。CPV结果支持双向关系解释，并与 Patterson 的强迫理论一致。剖面1与剖面2在外化症状上无显著差异的现象提示，在高冲突甚至暴力环境中，缺乏共同养育接触可能反而起保护作用，需未来研究检验。关于症状稳定性假设，仅获得部分支持：总体父母报告的儿童困扰在1年内无显著变化，但剖面2的冷酷特质有显著改善，且各剖面间差异趋于收敛。研究人员强调，SFC的核心功能是提供中立环境以保护儿童免受冲突伤害，而非提供治疗，但现有证据支持在SFC中整合简短治疗性成分以帮助高风险家庭。
结论部分总结：本研究从系统和个体中心视角揭示了SFC家庭功能的异质性，识别出不同的风险与韧性剖面，为高冲突离异家庭的评估和干预提供了更细致的框架，有助于推进基于证据的实践，减少复杂家庭情境中儿童的困扰。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自愿性、缺乏对照组、仅依赖父母报告、纵向样本量小、潜在流失偏倚、分类误差及部分子量表信度较低等，未来研究需采用更大样本和更严格的三步法（BCH校正）以增强结论可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