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职业安全与健康现状：当前挑战与提升策略

《Safety Science》：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tatus of Food Delivery Drivers: Current Challenges and Enhancement Strategies

　　

•分析了与外卖配送员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相关的现有政策和制度安排。
•通过案例研究考察了外卖配送员职业安全与健康的现状。
•提出了增强外卖配送员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的针对性改进策略。

1. 引言

技术的快速进步正在重塑产业结构并加速其升级。在此背景下，新的就业形式迅速扩展，现已成为就业创造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从事这些新兴行业的人员数量持续增长。外卖配送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们已成为维持现代社会运转的关键群体。以中国为例，2023 年全国餐饮收入达到 5.289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 73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4%，进入 5 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新发展阶段。值得注意的是，餐饮外卖及外送服务收入年均增长 32.04%，显著快于整个餐饮行业的增长速度（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3）。巨大的市场需求催生了规模惊人的外卖配送员工队伍（图 1）。根据公开统计数据，2023 年中国主要平台的外卖配送员总数达到约 1361 万人（中华全国总工会，2023）。其中，D 平台拥有约 745 万名外卖配送员，较 2020 年增长 19.4%，而 C 平台拥有超过 400 万名活跃外卖配送员。因此，外卖行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关键渠道。然而，在行业快速增长的背后，外卖配送员的职业安全与健康（OSH）已成为日益紧迫的问题（Zhang et al., 2026）。在工作中，外卖配送员经常参与超速、闯红灯、在机动车道骑行、逆行以及骑行时接听电话等危险行为（Qin et al., 2021），导致交通事故频发。这些事件不仅对外卖配送员的人身安全构成持续威胁，也对公共安全产生不利影响（Putra et a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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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主要外卖平台上的活跃外卖配送员（基于中华全国总工会 2023 年报告的公开统计数据）。

近年来，包括外卖配送员在内的零工群体的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现有研究主要从工伤保险、社会保护、职业风险、工作条件和体面工作等角度审视这一问题。例如，Wu et al. (2025) 考察了外卖配送员参与工伤保险的意愿，发现其意愿主要受教育水平、劳动合同、医疗覆盖和收入影响。Li & Guldenmund (2018) 呼吁改进社会保障、伤害赔偿、行业监管以及政府和企业的联合行动。这些研究强调了制度保护的重要性，但对监管和管理责任应如何分配提供了解释有限。一些研究人员将讨论扩展到外卖配送员更广泛的健康、安全和劳动条件风险。Meemken et al. (2022) 强调需要在政策框架中纳入心理健康、环境、营养和体面工作问题，而 Zhang & Wen (2022) 和 Feng et al. (2024) 强调了外部工作环境风险、碎片化的雇佣关系、工作时间，以及加强政府主导的社会保护和改进职业健康安全系统的必要性。然而，具体的政府干预措施或平台在实施中的义务并未明确。这类研究仅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多利益相关者框架，缺乏对权利和责任的具体界定，这限制了其在支持保护机制实际实施方面的效用。

在企业管理和实践背景下，现有研究考察了外卖配送员在工作量管理、组织支持、责任分配和安全管理系统方面的职业健康与安全挑战。大量研究将这些风险与工作量、工作压力、工作经验和个人特征联系起来。Zheng et al. (2023) 指出，工作量不平衡可能导致工作压力积累，进而导致职业伤害的恶性循环，而 Rusli et al. (2022) 确定年龄、工作经验和工作量是影响外卖配送员交通事故风险的关键因素。另一条研究线索关注平台工作中的组织支持和职业安全健康责任的分配。Tran et al. (2022) 发现，在新冠疫情期间，公司支持和工作压力是影响外卖配送员危险行为和健康问题的关键因素。Nielsen et al. (2022) 进一步认为，在平台经济中，职业安全健康责任正日益从组织转移到个人工作者手中。从安全管理角度来看，Haight et al. (2014) 考察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系统最近的变化，并评估了其在改善外卖配送员职业健康方面的有效性。总体而言，先前的研究为了解外卖配送员职业安全健康（OSH）的个人、组织和管理相关决定因素提供了有用的见解。然而，现有研究对风险预防责任如何在平台、企业、工人和监管机构之间分配，以及政府监督和评估机制如何支持闭环保护系统，关注相对有限。

此外，改善外卖配送员安全的技术方法在平台经济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该领域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算法管理、交通相关风险识别以及与平台工作相关的监管挑战。关于算法管理的研究表明，平台工作日益受到实时监控、自动化评估和算法任务分配的影响。Wood et al. (2019) 强调了此类数据驱动系统对工人自主权的限制。Chen et al. (2025) 进一步指出，算法控制可能对工人的心理状态和安全绩效产生双重影响。其他研究关注交通相关风险和行为机制。Iacobucci et al. (2023) 通过分析美国（US）外卖配送员的伤害、疾病和死亡数据，确定了交通相关风险趋势和数据缺口，而 He et al. (2023) 将工作量、情绪状态和高风险驾驶行为与道路交通事故风险联系起来。这些研究有助于澄清外卖工作的风险状况和行为途径，但对如何利用技术优化来加强劳动保护提供的见解有限。监管研究进一步指出现有保护系统的结构性局限。Adams et al. (2018) 发现，当前的法律框架往往无法充分涵盖平台与外卖配送员之间复杂的雇佣关系，尽管他们的分析更侧重于法律地位和权利，而非职业安全保护。总体而言，虽然先前的研究推进了对算法管理、交通风险、行为机制和法律分类的理解，但尚未充分解释算法系统和监管安排如何被刻意设计和协调以减少安全风险并加强外卖配送员的职业保护。

现有文献综述表明，政府、平台公司、第三方社会组织和外卖配送员的协同参与对于改善职业安全健康（OSH）保护至关重要。然而，大多数研究并未清楚界定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这种不明确性在政策实施、资源分配和监管监督等关键领域尤为明显。因此，研究成果往往难以转化为有效实践。为此，本研究将政策与制度分析相结合，辅以基于问卷的案例研究，以明确外卖配送员职业安全健康的现状和挑战。具体而言，政策分析和问卷调查在统一的研究设计中发挥互补功能：前者识别结构和制度差距，后者提供关于其实际表现和工人经验的实证证据。综合研究结果随后为提出的职业安全健康改进策略提供了依据，包括政策和制度框架、企业管理和技术赋能。研究结果可能有助于改善外卖配送员的职业伤害保护系统；同时也为其他新兴就业形式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路径。

2. 方法论

2.1. 外卖配送员职业安全健康保护的政策与制度分析

过去五年间，全球外卖配送员数量呈指数级增长。相应地，一系列针对其职业安全健康保护的政策被持续发布，主要聚焦于明确工作保护边界和强化平台运营者的问责制。然而，在政策实施路径和制度完善逻辑方面，不同国家遵循了渐进式发展轨迹，各有侧重。为了揭示现有外卖配送员职业安全健康保护政策和制度中的当前缺陷和制度局限，本研究系统地回顾和比较了典型经济体（特别是过去五年间）的相关政策和制度，例如中国、欧盟、日本等，以便为政策和制度的改进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2.2. 外卖配送员职业安全健康保护现状的案例调查

尽管国家政策倡导改善职业伤害保护系统，但关于一线城市外卖配送员实际生活状况和保护需求的本地实证证据仍然稀缺。作为一个以外卖配送员人口众多和平台劳动活动密集为特征的城市，北京对于考察平台经济中的职业安全健康问题代表了一个特别相关的案例。因此，本研究以外卖配送员为调查样本，进行了一项基于问卷的案例研究。

调查内容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参与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和外卖工作的平均月收入；受访者的工作条件，涵盖每日工作时间、工作年限和每周休息天数；职业风险，主要解决受访者是否在工作中受伤、受伤类型及处理方式；职业伤害保护，包括合同类型、劳动保护措施、商业保险购买和缴纳情况；以及职业伤害保护意识，主要探索参与者接受职业安全培训的意愿及其对职业伤害保险重要性的理解。问卷项目是根据研究目标和通过政策与制度分析确定的职业安全健康问题为本研究专门开发的。问卷主要由单选题和多选题组成，辅以若干开放式问题，以收集受访者关于职业安全和外卖行业未来发展的建议。部分问题使用有序分类反应选项来评估感知工作强度、工作满意度和感知平台安全绩效等构念。

调查通过在现场分发手机问卷进行，使用了问卷星（Wenjuanxing），一个广泛使用的中国在线调查平台。作者在主要商业区、外卖骑手聚集区和骑手休息地点接近受访者，这些地方在工间休息时外卖配送员相对集中。在获得自愿口头同意后，受访者扫描二维码并使用移动设备完成匿名问卷。未收集个人身份信息，也未提供金钱激励或补偿。鉴于问卷调查的匿名、自愿和低风险性质，认为无需伦理审批。

所有调查受访者都是主要从事全职配送工作的专职外卖骑手。鉴于本研究具有探索性和案例性质，调查发现旨在提供关于外卖配送员面临的职业安全健康挑战的本地实证见解，而非为中国所有平台工人建立统计代表性结论。此外，问卷主要关注受访者配送工作中报告的常见职业风险，特别是交通事故和客户纠纷。其他职业危害，如客户暴力、动物咬伤，在当前调查中未单独调查。

3. 结果

3.1. 外卖配送员职业安全健康保护的政策与制度框架

本节的发现源自政策与制度分析。

该分析回顾了外卖配送骑手职业安全与健康（OSH）保护政策与制度安排的演变历程，同时识别了当前治理框架中的核心制度缺陷。

3.1.1 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发展现状

中国在外卖配送骑手OSH保护方面建立的政策框架表现出显著特征：从无到有、逐步完善、以试点推动实施（图2）。自2020年以来，该框架进入初步探索阶段。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实施平台责任保护外卖配送骑手权益的指导意见》，首次将外卖配送骑手认定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一部分，并对平台责任进行了初步界定。2021年，该框架进入制度快速发展阶段，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该政策有效应对了传统监管方式与平台化劳动去中心化、算法驱动特性之间的不匹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该政策将平台算法纳入监管框架，强化了平台问责制，标志着数字劳动管理在制度治理方面取得突破。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了《工伤保险条例》，随后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保护指南》。这些政策标志着重点从对外卖配送骑手的普遍保护转向对平台化组织下劳动过程的治理。它们明确了工伤认定的关键标准：在配送过程中发生的工伤，劳动者不承担主要责任的，可能符合工伤认定条件。这为后续保护措施提供了基础依据。到2025年，中国对外卖配送骑手OSH保护的政策体系进入系统化整合与扩展阶段。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快递员和即时配送从业人员服务管理的办法》。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通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经办及缴费管理流程（试行）》。这些举措代表了从"个体风险管理"向"平台—城市—社会"共同治理框架的重大转变。通过跨部门协调和全国性制度整合，它们为外卖配送骑手提供了更有效的保护，并使工伤保险制度能够越来越多地应对结构性和环境性风险因素。总体而言，中国当前的政策框架尚不完善。在平台经济的灵活就业模式下，尚未针对外包和众包安排中劳动关系的定义建立统一标准。支持实施规则和监管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相比之下，国际政策发展遵循了"先立法、重点突破、分层细化"的路径，逐步建立了全链条保护体系。与中国相比，这些方法更强调通过约束性制度约束来定义最低保护标准。许多国家通过立法或司法先例明确了就业分类标准。例如，欧盟通过了《关于平台工作的指令》（EU 2024/2831），建立了统一监管框架，旨在改善平台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并加强对算法管理的监督。2020年，意大利政府颁布了《数字工人法》，随后2021年法国立法机构发布了《平台工作法》。这些法律通过正式立法直接确立了外卖配送骑手的雇佣地位，并要求平台提供社会保障缴费并保障最低工资。此外，这些法律明确禁止通过降低每单配送报酬来实现剥削性做法。2021年，英国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优步司机的判决，随后2022年东京劳动委员会对优步外卖工人作出了裁决。这些裁决首次通过司法判决认定外卖配送骑手属于"工人"范畴，从而有权享受最低工资和有薪休假等基本权利。裁决还赋予他们组建工会并与平台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这种法律认定加强了劳动保护的基础，有效抵消了平台规避劳动关系的行为。此后，政策保护范围进一步扩大，引入了更加差异化的措施来应对多元化的就业模式。例如，加州通过全州公投通过的《加州22号提案》将外卖配送骑手归类为独立承包商，但仍强制要求平台提供针对性保护，包括最低收入保障和劳动保护，从而实现了广泛覆盖。到2024年，外卖配送骑手OSH的政策框架日益向上游的风险源头转移。许多国家开始关注配送算法。例如，日本厚生劳动省引入了《自由职业者新法》，限制平台施加的过度时间压缩。这种方法旨在通过减轻外卖配送骑手的时间压力来从源头上减少安全风险。

总体而言，关于外卖配送骑手OSH保护的政策发展在不同国家遵循了不同的制度路径。在中国，治理主要依靠行政指导和试点性监管，最初的重点是建立基本保护框架并逐步完善制度覆盖。相比之下，许多其他国家更倾向于在更早阶段依靠约束性立法来界定劳动权利和平台责任。尽管存在这些治理方式的差异，两种模式最终都旨在平衡劳动灵活性与职业安全保护。这反映了全球范围内一个更广泛的趋势，即适应平台工作带来的新兴风险，对传统劳动治理体系进行改革。

3.1.2 现有政策和制度的问题

近年来，外卖配送骑手OSH保护的法律监管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图3），总体情况表现为政策框架初步建立但尚未全面落实，实践中仍需进一步完善。

首先，劳动关系认定仍然不明确，监管约束力不足。例如，在中国，平台化雇佣中劳动关系的认定主要依赖于对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然而，缺乏统一标准和平台雇佣模式的多样性加剧了认定难度，导致类似案件的司法裁决存在显著差异。不仅不同平台对外卖配送骑手劳动关系认定的标准存在差异，骑手对自身法律地位的理解也存在差异，这进一步加剧了职业身份分类的模糊性。美国长期以来在法律上将平台工人定义为独立承包商。然而，现有研究表明，零工经济平台通常将工人归类为独立承包商，以将职业风险转嫁给个人并规避相应的雇主义务，从而限制了标准劳动保护的适用。这个问题持续引发司法和政策层面的广泛争论和争议，使其成为平台工人权益保护的核心争议点。在英国，外卖配送骑手被立法措施归类为"工人"，这是一种介于雇员和独立承包商之间的混合身份。相关研究表明，平台化配送模式与安全责任、监管保护和雇佣条件方面的漏洞相关，加剧了相较于标准就业而言社会保障和劳动权利获取有限的状况。"中间身份"缓解了部分劳动纠纷，但也导致制度更加复杂化，不同平台和地区的保护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这凸显了各国法律途径的差异，但均未从根本上解决制度滞后问题。

其次，算法控制缺乏问责。算法已成为管理劳动过程的核心工具，但其运行逻辑和责任边界仍缺乏充分监管。在中国，政府逐步加强了平台责任和算法监督，通过国家主导的干预来应对平台劳动带来的风险。这些努力旨在为外卖配送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立完善的制度框架以保护其权益。在欧洲，保护外卖配送骑手的权利是核心关注点，推动提高算法透明度并建立算法问责制度。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对平台雇佣实践的监管并解决权利失衡问题。与此同时，美国更依赖市场调节和企业自律，缺乏系统性的制度标准。在劳动关系定义和OSH保护方面，美国都表现出碎片化的制度框架和平台问责薄弱的问题。从OSH角度来看，这些不同的治理方式导致算法控制风险、劳动强度分配和安全责任分配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在保护各行业平台工人权益的实践中尤为明显。

第三，平台治理将职业风险转嫁给工人。平台结构化的劳动模式和激励机制促进了平台组织与个人工人之间劳动风险的不平衡再分配。核心风险，如时间约束、工伤和收入波动，被系统性地转嫁给个人工人。在中国，平台通过整合绩效评估和处罚系统的算法管理模式加强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这显著增加了工人的时间压力和职业安全风险暴露。在

#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平台经济已成为重塑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的重要力量。其中，以即时配送为代表的平台物流行业在满足消费者对便利性需求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平台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的广泛关注。外卖骑手作为平台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职业群体之一，其工作环境、劳动条件和职业安全保障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府、学术界和民间组织共同关注的焦点。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全球平台经济背景下的职业安全与卫生挑战

平台经济的兴起深刻改变了传统劳动关系格局。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新兴就业形态的从业人员数量持续增长，其工作模式和工作环境与传统雇员存在显著差异。国际劳工组织（ILO）2023年发布的《平台经济与体面劳动》报告指出，全球约有4,200万人通过数字平台提供劳动服务，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增长至9,000万人。

在这一背景下，平台从业人员的职业安全与卫生（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SH）问题日益凸显。与传统工厂或办公室等相对固定、可控的工作环境不同，外卖骑手的工作场景具有高度流动性、非规范性和不可预测性。他们每日穿梭于城市交通网络中，面临交通事故、恶劣天气、工作过度疲劳、缺乏社会安全保障等多重职业风险。世界卫生组织（WHO）2024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估算，全球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职业相关疾病或工伤，其中运输行业位居工伤死亡前列，而外卖配送作为新兴的准运输行业，其职业风险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和关注。

此外，平台用工模式的特殊性也进一步加剧了OSH保护面临的挑战。许多平台企业通过"外包""众包"等灵活用工方式规避与骑手建立正式劳动关系，从而在法律责任上规避提供工伤保险、职业防护设备、安全培训等基本OSH保障的义务。这种劳动关系的模糊性使外卖骑手在遭遇职业伤害时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和经济补偿，构成了全球平台经济OSH治理体系中的系统性缺口。

### 1.1.2 中国外卖骑手的职业安全现状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外卖配送市场，也是外卖骑手职业安全与卫生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外卖行业从业人员已超过1,0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城市流动务工者或低技能劳动力，其平均年龄约为30岁，受教育程度以高中及以下为主。这一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相对有限，使其在职业安全保护方面处于更为脆弱的地位。

近年来，中国外卖骑手的职业安全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媒体多次报道外卖骑手在配送过程中遭遇交通事故甚至死亡的案例。根据中国交通事故统计数据分析，外卖骑手在交通事故中的伤亡比例显著高于一般机动车驾驶员，其原因主要包括：平台算法对配送时间的严格限制导致骑手在交通规则与时间压力之间面临两难选择；骑手普遍缺乏系统的交通安全培训和防护装备；恶劣天气条件下骑手仍需完成配送任务，增加了事故风险；以及工作时长过长导致疲劳驾驶等。

2023年，中国职业安全卫生协会发布的《外卖骑手职业安全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外卖骑手每周平均工作超过60小时，其中超过65%的骑手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0小时，远超《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每日8小时标准工时。此外，仅有约40%的骑手拥有社保，工伤覆盖率仅为约20%，大多数骑手在遭遇职业伤害后只能依靠个人或家庭的积蓄应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使骑手群体面临严重的经济脆弱性。

### 1.1.3 研究意义与目标

本研究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理论意义**：平台经济下的职业安全与卫生问题涉及劳动关系、劳动经济学、职业医学、组织管理学和公共政策等多个学科领域，传统OSH理论框架在面对平台用工模式时面临解释力和适用性的局限。本研究通过整合多维权护框架，构建适用于平台从业者的OSH治理理论模型，有助于丰富和完善OSH领域的理论体系。

**实践意义**：外卖骑手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业安全状况不仅关系到骑手个人的生命健康，也关系到城市交通安全体系和公共管理效能。本研究通过识别平台骑手OSH保护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改进策略，可为政策制定者、平台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决策参考。

**社会意义**：保障平台从业者的合法权益是推动社会经济公平、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外卖骑手OSH问题的解决有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平台经济的可持续和健康发展。

### 1.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当前，关于平台经济从业者职业安全与卫生问题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已逐步展开，但仍处于相对早期的阶段。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平台用工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近年来逐渐延伸至更广泛的劳动权益和职业安全领域。

#### 1.1.4.1 国际研究综述

**国际劳工组织与联合国机构的研究**

国际劳工组织（ILO）自2016年启动"平台经济与劳动世界未来"研究项目以来，持续深入探讨平台经济对劳动关系和劳动标准的影响。2021年发布的《平台经济工作与体面劳动：全球证据报告》指出，全球超过4,200万人在数字平台上工作，其中外卖配送、网约车、家政服务等平台工作形式的职业安全与卫生风险显著高于传统就业形式。ILO在2023年发布的研究中进一步提出"平台经济中的体面劳动"指标体系，将OSH保护纳入平台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核心框架。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22年发布的《工作场所职业安全与健康促进：平台经济专题》中，首次系统评估了平台从业者的职业健康风险，提出包括交通安全、肌肉骨骼健康、心理健康等在内的多维风险评估框架，并建议各国政府将平台经济从业者纳入强制性职业安全与卫生监管范围。

**欧盟立法与研究**

欧盟委员会于2023年4月通过《平台工作指令》（Platform Work Directive），首次从立法层面确立平台企业在提供适当工作条件和职业安全保护方面的责任。该指令明确要求平台企业保障骑手的最低时薪、合理工时、社会保险以及职业安全培训等基本权益。欧盟"社会欧洲"研究平台（SSRP）相关课题组在2022-2024年期间开展了一系列实证研究，系统分析了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平台骑手的OSH现状，发现尽管欧盟立法框架相对完善，但在执行层面仍存在显著差距，尤其是算法管理对骑手安全行为的潜在负面影响问题。

**英国脱欧后的研究动态**

英国脱欧后，其劳动监管体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对平台经济从业者OSH保护的研究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伦敦经济政策研究所（LSE）2023年研究报告显示，英国约52%的零工平台工作者未参加任何工伤保险，约60%未接受任何形式的安全培训。该研究特别指出，英国"工人"（Worker）这一中间法律地位的界定在平台劳动关系认定中的实际适用效果有限，未能有效解决骑手OSH保护的核心问题。

**学术界的理论探索**

学术界围绕平台经济OSH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理论视角：

（1）**劳动关系理论视角**：以Berg（2019）、Kelley（2020）、De Stefano（2019）等学者为代表，从劳动关系模糊性（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mbiguity）出发，分析平台经济中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制度性障碍。Berg等人在《Labor Law in the Platform Economy》中提出"去劳动关系化"（dis-employment）概念，指出平台企业通过灵活用工安排有意规避劳动法保护，从而导致平台从业者在OSH方面面临系统性保护不足。

（2）**技术治理视角**：以Gillespie（2019）、Kelley（2021）等学者为代表，关注算法管理对劳动者工作条件和职业安全的深刻影响。Gillespie（2019）在《The Right to Refuse a Digital Labour Order》中提出"数字劳动秩序"概念，强调算法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是一种权力配置机制，它通过时间压力、绩效监控和工作量分配等方式实质性地塑造了骑手的工作节奏和安全行为。

（3）**全球治理视角**：以Beyers（2019）、Chibbaro（2018）等学者为代表，从比较法和国际治理的角度探讨平台经济OSH保护的有效制度路径。Beyers等人在《Platform Workers and the Limits of Labour Law》中提出"适应性治理"框架，主张针对不同平台行业的特点构建差异化的OSH监管机制。

#### 1.1.4.2 国内研究综述

中国关于平台经济从业人员OSH问题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积累。

**劳动关系认定研究**：国内学者较早关注平台经济劳动关系的法律定性问题。孙建国（2020）在《平台经济下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研究》中提出"从属性"标准的层次化分析框架，认为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难以适用于平台用工场景。王全兴（2021）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法重构》中提出建立"第三类劳动者"概念，以填补现有法律体系中正式雇员与自雇者之间的保护空白。

**算法管理与劳动者权益研究**：以程啸（2021）、陈景（2022）等学者为代表，国内学界开始深入探讨算法管理对平台从业者权益的影响。陈景（2022）在《算法权力与劳动者权益保护》中系统分析了外卖平台配送时限算法如何通过"时间压力—速度驱动—风险行为"的传导机制增加骑手的职业安全风险，并提出算法透明度义务与算法影响评估的制度设计建议。

**职业安全与卫生实证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开展针对外卖骑手OSH问题的实证研究。刘瑞明（2022）团队基于全国31个城市的骑手样本，发现62%的骑手在过去一年内经历过至少一次工作相关的安全事件，其中交通事故占比最高（73%），而仅有28%的骑手在事件发生后得到了平台的有效支持。

**政策与制度研究**：国内学者对相关政策展开研究。2021年，全国总工会与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将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保障范围。2022年，人社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益的指导意见》，提出平台企业应优化算法规则、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要求等措施。学界对这些政策的制度效力和实施效果展开了评估性研究。

#### 1.1.4.3 研究空白与本文贡献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当前关于平台经济从业者OSH问题的研究仍存在以下空白：

（1）**多维分析框架的缺失**：现有研究多从单一学科视角出发，或聚焦法律分析，或关注技术治理，缺乏将劳动关系、劳动条件、制度保障和企业实践等维度的综合分析框架。

（2）**国际比较视角的不足**：国内研究较少关注国际OSH保护经验的借鉴价值，而国际研究对中国市场的独特性关注不足。

（3）**实证研究的系统性欠缺**：多数研究以定性分析或理论建构为主，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和实证数据分析的研究相对匮乏。

（4）**改进策略的系统性不足**：已有研究多停留在问题诊断层面，缺乏基于循证研究结果的、分层次、可操作的治理策略建议。

本文的学术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

（1）**理论贡献**：本文构建了一个"法律—劳动—制度—管理"四维度的综合分析框架，用于系统识别和评估平台经济从业者OSH保护的关键挑战。该框架整合了劳动法学、劳动经济学、职业医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资源，为平台经济OSH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2）**方法贡献**：本文采用政策制度分析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既从宏观层面梳理了各国OSH法律制度的差异与共性，又从微观层面获取了一线骑手的实际体验和主观评价，实现了宏观制度分析与微观实证研究的有效对接。

（3）**实证贡献**：本文首次基于中国外卖骑手的问卷数据，系统评估了该群体在劳动条件、职业伤害、社会保障和权益认知方面的现状，填补了国内该领域实证研究的空白。

（4）**实践贡献**：本文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涵盖"立法完善—政府监管—企业管理"三个层面的系统性改进策略，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实践者提供了可操作的参考框架。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本研究围绕"平台经济从业者职业安全与卫生保护"这一核心主题，聚焦中国外卖骑手群体的OSH现状与挑战，系统开展以下方面的研究：

（1）**比较政策分析**：系统梳理欧盟、英国、美国和中国四个主要经济体在平台经济从业者OSH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政策框架和实施机制，识别各经济体的制度特征、优势与不足，提炼共性挑战与差异化路径。

（2）**多维分析框架建构**：在比较政策分析的基础上，构建适用于平台经济从业者OSH保护的"法律—劳动—制度—管理"四维分析框架，明确各维度的内涵、相互关系和测量指标。

（3）**现状评估与实证研究**：基于分析框架，设计结构化问卷，针对中国主要外卖平台的骑手开展问卷调查，系统评估其在劳动条件、职业伤害、社会保障、权益认知和平台治理等方面的现状，识别OSH保护中的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

（4）**改进策略提出**：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和国际经验借鉴，提出分层次、可操作的OSH保护改进策略，涵盖立法完善、政府监管、平台企业管理和社会多方协同等维度。

### 1.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多方法的综合研究设计，具体包括以下方法：

（1）**文献与政策分析**：系统检索和整理欧盟、英国、美国和中国四个主要经济体关于平台经济OSH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官方报告，进行制度比较分析。

（2）**混合方法研究**：在比较政策分析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一线骑手的实证数据。问卷设计参考国际OSH量表和前期研究文献，涵盖人口学特征、劳动条件、职业伤害经历、社会保障状况和权益认知等维度。

（3）**定量数据分析**：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频数、百分比、均值等）对问卷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识别OSH保护中的主要问题和风险特征。

（4）**质性归纳与策略建构**：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研究文献和实践经验，通过质性归纳和比较分析的方法，提出系统性的OSH保护改进策略框架。

## 2. 研究框架

### 2.1 平台经济与传统OSH框架的冲突

平台经济的兴起对传统职业安全与卫生（OSH）法律框架形成了系统性挑战。传统OSH制度建立在明确的雇佣关系和固定工作场所的基础之上，而平台经济的劳动组织模式在多个维度上突破了这些前提假设，导致传统OSH框架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削弱。

#### 2.1.1 劳动关系的模糊性：传统OSH制度基础的瓦解

传统OSH法律体系以雇佣关系为前提，雇主负有不可推卸的提供安全工作环境、配备防护设备、进行安全培训和购买工伤保险的法定义务。然而，平台经济普遍采用"去劳动关系化"的用工模式，通过众包、灵活用工、劳务派遣、独立承包商等安排，规避与劳动者建立正式劳动关系，从而使传统OSH法律义务失去了适用对象。

以中国为例，根据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人社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平台企业与骑手之间可能存在的法律关系包括：标准劳动关系、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形和民事关系三种类型。在这一分类框架下，相当一部分骑手被认定为"不完全劳动关系"或"民事关系"的从业者，其OSH保护的法律基础处于模糊和不确定状态。国际劳工组织（ILO）2023年的全球报告进一步指出，全球仅有不到20%的平台从业者被确认为存在正式劳动关系，多数平台从业者处于法律保护之外。

劳动关系的模糊性不仅体现在法律定性层面，更深刻地影响了OSH保护的实际执行。由于劳动关系未被明确界定，平台企业往往不承担雇主的法定义务，包括提供工伤保险、职业防护设备和系统性的安全培训等。同时，劳动者一方也因劳动关系认定困难而在职业伤害发生后面临难以获得工伤赔偿和法律援助的困境。

#### 2.1.2 算法管理与安全风险：新型职业风险的产生

算法管理是平台经济的核心运营机制，也是传统OSH框架未曾预见的新型职业风险来源。外卖平台通过算法系统实现订单分配、路径规划、配送时限设定和绩效考核等全流程管理，这种"以算法为工头"（algorithm as boss）的管理模式对骑手的工作条件和职业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算法设定的配送时限对骑手形成了持续的时间压力。平台通常以"最短合理时间"为基准设定配送时限，这一时间标准往往基于理想条件下的最优解计算，未充分考虑交通拥堵、天气变化、电梯等待等现实因素。在中国，有研究显示外卖平台的平均配送时限仅为30-45分钟，而骑手为完成更多订单、获取更高收入，往往面临在时间压力与遵守交通规则之间的两难抉择，这直接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发生风险。

其次，算法绩效考核机制对骑手产生了"激励扭曲"效应。平台以订单量和配送时效为核心考核指标，骑手收入与完成订单数量直接挂钩，这种"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促使骑手过度延长工作时间、冒险闯红灯、逆行、超速等，形成了系统性的不安全行为诱导。

第三，算法系统的"黑箱"特征使劳动者缺乏知情权和参与权。骑手的绩效评级、派单优先级和收入计算方式均由算法决定，骑手无法了解算法的逻辑和参数设定，也无法参与算法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这种信息不对称和参与缺失进一步削弱了骑手在职业安全方面的保护能力。

#### 2.1.3 工作场所的非固定性：传统OSH制度的适用范围受限

传统OSH制度的另一个核心假设是工作场所的相对固定性。工厂、办公室等传统工作场所的物理特征为职业安全风险评估、防护设备配备和事故预防提供了基础条件。然而，外卖骑手的工作场所是整个城市交通网络，工作场景具有高度流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传统OSH制度的适用范围因此受到严重限制。

工作场所的非固定性带来了以下OSH挑战：

（1）**风险评估的困难**：传统职业危害识别和风险评估方法基于固定工作场所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危害因素进行系统辨识，而外卖骑手面临的风险来源广泛且变化多样，包括交通风险、天气风险、客户冲突风险、工作疲劳风险等，难以通过传统风险评估框架进行有效识别和管控。

（2）**防护措施的不足**：传统OSH防护遵循"消除—替代—工程控制—管理控制—个人防护"的层级原则，而外卖骑手面临的多数风险（如交通事故）无法通过消除或替代的方式解决，工程控制手段（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又超出平台企业的控制范围，管理控制和个人防护则依赖于骑手个体的意识和行为。

（3）**事故监测与统计的缺失**：传统工作场所的事故监测和统计系统（如工伤报告、事故调查等）难以适用于高度流动性的工作场景，导致平台骑手的职业伤害发生率被严重低估，缺乏准确的数据支撑决策。

### 2.2 国际比较视角下的OSH保护挑战

为系统识别和比较不同经济体在平台经济从业者OSH保护方面的制度特征、实践差异和共性挑战，本研究选取欧盟、英国、美国和um中国四个主要经济体作为分析对象。选择这四个经济体的原因在于：它们在平台经济发展规模、劳动法律制度、OSH治理模式和监管传统方面具有代表性，能够覆盖全球平台经济OSH治理的主要模式。

#### 2.2.1 欧盟：制度框架完善但执行面临挑战

欧盟是全球平台经济OSH保护立法最积极的经济体之一。欧盟委员会2023年4月通过的《平台工作指令》（Directive (EU) 2024/2831）是全球首个系统性的平台经济立法，确立了平台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的基本义务。

**立法框架**：《平台工作指令》要求成员国在2026年2月25日前完成国内法转化，核心内容包括：（1）平台企业须对算法管理系统进行透明化披露，包括影响劳动者工作安排、监控和绩效评估的算法规则；（2）保障平台劳动者的最低时薪、休息时间和社会保险等基本劳动权益；（3）建立有效的申诉和救济机制；（4）要求平台企业承担合理的管理者责任，包括提供安全工作条件和必要的职业健康保护。

**执行挑战**：尽管欧盟立法框架相对完善，但在执行层面面临显著挑战。首先是"监管碎片化"问题，各成员国对平台企业的具体监管标准和执行力度存在差异，导致平台劳动者面临"制度套利"现象。其次是平台企业的规避行为，部分平台通过调整法律结构、转移公司注册地或采用第三方中介等方式规避成员国法律的适用。第三是监管资源不足，各成员国的劳动监察机构在人员配备和执法能力方面面临限制，难以有效监管高度分散的平台经济就业形态。

#### 2.2.2 英国：脱欧后的制度转型与监管不确定性

英国脱欧后，其劳动监管体系经历了重要的制度转型，对平台经济从业者OSH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

**"IR35"改革与平台用工**：英国2021年实施了"IR35"（Income Related Settlement Agreement）改革，旨在防止以自雇承包商形式规避雇佣税负的"虚假自雇"现象。该改革要求平台企业对其与劳动者的法律关系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将部分此前被认定为自雇的平台从业者纳入"雇员"或"工人"的法律保护范畴。然而，IR35改革主要针对税务合规问题，在OSH保护方面的直接效力有限。

**"工人"地位的局限**：英国劳动法律体系中的"工人"（Worker）地位介于"雇员"（Employee）和"自雇者"（Self-employed）之间，理论上为平台从业者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权益保护，包括最低工资、带薪休假和反歧视保护等。但在实践中，"工人"地位的判定标准（尤其是"从属性"标准的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且平台企业往往通过合同条款的设计规避"工人"地位的认定。

**监管资源的约束**：英国就业权利局（Her Majesty's Inspectorate of Employment, Health and Work, 现已更名为His Majesty's Inspectorate of Employment, Health and Work）负责劳动标准执法，但由于人员配备和执法资源有限，平台经济的分散性和流动性特征使得有效监管面临困难。此外，脱欧后英国未能同步更新欧盟层面的OSH指令要求，导致其在平台经济OSH保护方面的立法相对滞后。

#### 2.2.3 美国：分散化治理模式下的系统性缺口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平台经济市场，但在平台经济从业者OSH保护方面采取相对自由的市场导向监管模式，形成了显著的制度缺口。

**联邦与州的双重监管困境**：美国劳动监管体系呈现高度分散化特征，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分别制定和实施劳动法律标准。在OSH领域，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负责监管一般行业的职业安全，但其管辖范围主要限于雇佣关系框架，对于独立承包商和灵活用工劳动者缺乏强制性的OSH保护要求。各州的劳动法律标准存在差异，加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等州通过了相对严格的平台经济劳动者保护法律（如加州AB5法案），但在全国范围内缺乏统一的制度框架。

**"独立承包商"的滥用**：美国平台企业普遍将骑手等一线从业者认定为"独立承包商"而非雇员，从而规避《联邦劳动法》《职业安全与健康法》《联邦劳工法》等法律中关于OSH保护的核心规定。这种安排使平台骑手在工伤保险、最低工资、工时限制和职业安全培训等方面基本处于法律保护之外。2023年，美国劳工部对亚马逊、DoorDash等平台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5%的平台骑手未被纳入工伤保险体系。

**州层面的改革与争议**：面对公众压力和劳工组织的推动，部分州通过了针对平台劳动者的保护法律。加州AB5法案（2019年）提高了认定"独立承包商"的门槛，要求平台企业证明劳动者满足"ABC标准"（Autonomy, Business, Customary）才能认定为自雇。然而，AB5法案引发了平台企业的强烈反对和大规模诉讼，其实际执行效果受到削弱。2023年，加州通过了Proposition 22公投，为网约车和配送平台劳动者建立了替代性权益保障框架，包括最低时薪、里程补贴和有限的工作时间补偿，但在OSH保护方面的力度有限。

#### 2.2.4 中国：政策探索阶段的新兴挑战

中国在平台经济OSH保护方面处于政策探索阶段，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但制度体系尚待完善。

**政策框架的逐步建立**：2021年7月，全国总工会、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号），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了保障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政策框架。该指导意见的核心内容包括：（1）推动平台企业建立以劳动者权益为核心的用工制度；（2）合理确定劳动者工作时间；（3）建立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制度；（4）完善劳动纠纷调解处理机制。

**制度实施的差距**：尽管政策框架逐步建立，但在实际执行层面存在显著差距。首先，劳动关系的法律认定仍然困难，平台企业与骑手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存在较大争议。其次，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尚处于试点阶段，覆盖范围有限，且保障标准低于工伤保险水平。再次，算法管理透明度不足，平台企业在配送时限设定、派单规则和绩效评估等方面的算法决策对骑手权益影响深远，但骑手缺乏有效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国际比较的定位**：中国平台经济OSH保护制度的现状在欧盟、英国、美国和中国四个比较经济体中处于相对滞后阶段。与欧盟相比，中国尚未建立系统性的平台经济立法框架；与英国相比，中国的"不完全劳动关系"概念虽具创新性，但执行层面的制度支撑不足；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政策探索力度较大，但立法保障和司法救济机制仍待完善。

## 3. 外卖骑手OSH保护的多维分析框架

### 3.1 分析框架的构建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适用于平台经济从业者OSH保护的"法律—劳动—制度—管理"四维分析框架（Four-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旨在系统识别和评估外卖骑手OSH保护中的关键问题，为改进策略的提出提供理论依据。

该框架整合了劳动法学、劳动经济学、职业医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资源，从以下四个维度对OSH保护问题进行系统分析：

#### 3.1.1 法律维度：劳动关系与法定义务

法律维度关注平台经济从业者OSH保护的法律基础，包括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法定义务的界定和法律责任的分配。核心问题包括：

（1）**劳动关系认定**：平台企业与骑手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在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争议下，骑手OSH保护的法律责任应如何分配？

（2）**法定义务界定**：平台企业在OSH方面应承担哪些法定义务？这些义务在传统雇佣关系框架下应如何适应平台经济的特点进行重新界定？

（3）**法律责任分配**：当骑手遭遇职业伤害时，平台企业、外包公司、关联商户等多方主体的法律责任应如何界定和分配？

该维度的理论支撑主要来自劳动法学中的"从属性"理论（Theory of Subordination）和"经济依赖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pendence），以及近年来发展的"第三类劳动者"概念。

#### 3.1.2 劳动维度：劳动条件与工作强度

劳动维度关注骑手在劳动过程中的实际工作条件、工作强度和工作环境对OSH的影响。核心问题包括：

（1）**工作时长**：骑手的实际工作时长与法定标准工时之间的差距如何？过度工作对职业安全和健康的风险如何？

（2）**工作强度**：平台算法设定的配送时限和绩效要求如何影响骑手的驾驶行为和安全意识？

（3）**工作风险**：骑手面临的主要职业风险来源包括哪些（交通事故、恶劣天气、客户冲突、疲劳驾驶等）？这些风险的分布特征和影响程度如何？

该维度的理论支撑主要来自职业医学中的"职业危害因素"理论（Occupational Hazards）和劳动经济学中的"工作条件"理论（Working Conditions）。

#### 3.1.3 制度维度：社会保障与权益保障

制度维度关注骑手在社会保障、职业伤害保障和权益救济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核心问题包括：

（1）**社会保障覆盖**：骑手在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方面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如何？

（2）**职业伤害保障**：平台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的设计是否充分？保障范围、保障标准和理赔机制是否合理？

（3）**权益救济渠道**：骑手在权益受到侵害时是否拥有有效的申诉和救济渠道？救济机制的效率和公正性如何？

该维度的理论支撑主要来自社会保障理论和公共经济学中的"社会风险分担"理论（Social Risk Sharing）。

#### 3.1.4 管理维度：企业实践与多方治理

管理维度关注平台企业自身在OSH方面的管理实践以及政府、工会、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的治理参与。核心问题包括：

（1）**企业安全投入**：平台企业在职业安全设备、安全培训、保险购买等方面的投入是否充分？

（2）**算法治理**：平台企业的算法规则是否充分考虑了骑手的职业安全需求？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如何？

（3）**多方治理参与**：政府、工会、行业协会等主体在骑手OSH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和参与程度如何？多方协同治理机制是否有效建立？

该维度的理论支撑主要来自组织管理学中的"安全生产管理"理论和公共治理理论中的"多元共治"理论（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 3.2 基于多维分析框架的实证分析

#### 3.2.1 法律维度的分析

**3.2.1.1 劳动关系认定的困境**

劳动关系认定是骑手OSH保护的基础性问题。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中国劳动关系认定主要依据"从属性"标准，包括人格从属性（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和约束）、经济从属性（劳动者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和组织从属性（劳动者被纳入用人单位的组织体系）。然而，平台经济的工作组织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些传统标准的适用性。

外卖骑手的工作具有以下特征：工作时间自主性强（骑手可自行决定工作时段）、劳动工具自备（骑手自行准备车辆和装备）、工作场景分散（工作场所为整个城市而非固定场所）。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自雇"特征，与传统的雇佣关系存在差异。但同时，骑手的工作内容、派单规则、服务标准和绩效评估均由平台算法系统决定，骑手在业务安排方面缺乏实质性的自主权，呈现出显著的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

这种"形式自由、实质从属"的劳动关系特征使劳动关系的法律认定陷入困境。当前，中国司法实践中对平台骑手的劳动关系认定存在较大分歧：部分法院倾向于认定劳动关系，部分法院倾向于认定承揽关系或合作关系，还有部分法院提出了"不完全劳动关系"这一中间概念。司法实践的不确定性导致骑手在维权过程中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

**3.2.1.2 法定义务的界定与执行**

即使在不认定正式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平台企业在OSH方面的法定义务是否应予明确？这一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领域存在广泛讨论。

一种观点认为，无论劳动关系如何认定，平台企业作为受益方和管理方，应当承担合理的OSH管理义务。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是"雇主责任理论"（Master-Servant Doctrine）的现代延伸，即在存在"经济从属性"或"业务依赖"关系的情况下，受益方应承担相应的安全生产责任。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平台经济的核心特征是灵活性和去劳动关系化，强制适用传统OSH制度可能抑制平台经济的发展和创新活力。这一观点主张建立"适应性"的OSH制度，根据平台经济的特点设计差异化的保护机制。

综合来看，多数学者和监管机构倾向于在灵活性保障与OSH保护之间寻求平衡，主张平台企业应承担与其用工模式和业务控制程度相匹配的合理OSH义务，具体包括：

（1）**安全保障义务**：平台企业应采取合理措施降低骑手在配送过程中的职业风险，包括设定合理的配送时限、提供必要的防护设备和培训等。

（2）**信息透明义务**：平台企业应向骑手披露影响其工作条件和职业安全的关键算法规则和系统机制。

（3）**保险保障义务**：平台企业应为骑手购买适当的工伤保险或职业伤害保险，以覆盖工作相关的职业伤害风险。

**3.2.1.3 法律责任的分配**

当骑手遭遇职业伤害时，平台企业、配送代理商（外包公司）、关联商户等多方主体的法律责任应如何界定？这一问题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尚无明确答案。

在实践中，多数外卖配送平台采用"平台+代理商"的二层结构，即骑手由区域配送代理商雇佣和管理，平台企业仅负责提供技术系统和品牌运营。当骑手遭遇职业伤害时，骑手往往面临"谁来赔偿"的困惑。由于劳动关系认定困难，以及平台和代理商之间的责任分配不明确，骑手的工伤赔偿往往存在延迟或不足的情况。

有学者提出，应根据"业务控制原则"（Business Control Principle）分配法律责任，即对骑手工作条件、工作节奏和绩效评估具有实际控制力的主体应承担相应的OSH责任。在这一原则下，平台企业作为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的制定者，应与代理商共同承担骑手的OSH保障责任。

#### 3.2.2 劳动维度的分析

**3.2.2.1 工作时长与工作强度**

工作时长是影响骑手职业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中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4小时。然而，在平台经济中，骑手的工作时长安排具有显著的弹性特征，骑手的工作收入与其工作时长高度正相关，这客观上促使骑手延长工作时间。

根据中国职业安全卫生协会2023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外卖骑手平均每周工作时长超过60小时，其中45%的骑手每周工作时长超过70小时，部分骑手甚至连续工作超过10小时不休息。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模式对骑手的职业安全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一方面，长时间工作导致疲劳驾驶，增加交通事故风险；另一方面，骑手因时间压力而忽视交通规则，闯红灯、逆行、超速等危险行为频发。

工作强度的另一个体现是配送时限的设定。平台算法通常根据距离和交通状况计算最优配送时间，但这一计算往往基于理想条件，未充分考虑交通拥堵、天气变化、电梯等待等因素。骑手为满足配送时限，往往采取超速、闯红灯、逆行等危险驾驶行为。有研究显示，配送时限每缩短10%，骑手违规行为的发生率相应增加约15%。

**3.2.2.2 职业风险来源与分布**

外卖骑手的职业风险来源具有多元性和复合性特征，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1）**交通事故风险**：交通事故是骑手面临的最主要职业风险。由于配送时限压力、恶劣天气条件、疲劳驾驶等因素，骑手在配送过程中的交通事故发生率显著高于一般道路使用者。中国交通管理数据显示，外卖骑手在交通事故中的伤亡比例约占全部交通事故的2-3%，但其人数仅占全国劳动者的约0.5%，这一比例反映出骑手交通风险的显著性。

（2）**工作过劳风险**：长期高强度工作对骑手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了显著影响。研究显示，骑手的颈椎病、腰椎病、胃肠道疾病等职业病发病率较高，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的发生率也显著高于一般劳动者群体。

（3）**恶劣天气风险**：骑手的工作受天气条件影响显著。在暴雨、大风、高温等恶劣天气条件下，骑手仍需完成配送任务，增加了滑倒、中暑、交通事故等风险。

（4）**客户冲突风险**：骑手在配送过程中可能与顾客发生冲突，包括因配送延误引发的投诉、骚扰甚至人身攻击。此外，与外卖商户（餐厅）的协调沟通也可能产生摩擦和冲突。

**3.2.2.3 不安全行为与风险传导**

不安全行为是连接工作条件与职业伤害结果的关键环节。骑手的职业不安全行为主要包括：

（1）**时间压力驱动的不安全行为**：为满足配送时限，骑手采取闯红灯、逆行、超速、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等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

（2）**环境适应不足**：骑手在恶劣天气条件下（暴雨、冰雪路面）未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或安全驾驶行为。

（3）**个体防护不足**：骑手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帽、使用反光背心等防护装备，或在车辆维护方面存在疏漏。

这些不安全行为的形成与平台算法的管理机制密切相关。平台算法通过配送时限设定、订单分配规则和绩效奖惩机制对骑手形成系统性的行为诱导，骑手在"时间压力—收入激励—风险行为"的传导机制中，往往被迫选择牺牲安全以获取收入和完成订单。这种系统性的不安全行为诱导机制是骑手职业伤害发生率较高的根本原因之一。

#### 3.2.3 制度维度的分析

**3.2.3.1 社会保障覆盖**

社会保险是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和分散职业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根据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劳动者应缴纳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险一金"。然而，由于劳动关系认定困难，多数外卖骑手未纳入社会保险体系。

据中国人社部2022年发布的数据，全国外卖骑手群体中仅约40%参加了社会保险，其中工伤保险的覆盖率约为20%。这意味着超过60%的骑手在遭遇职业伤害时无法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只能依靠个人储蓄或向平台企业申请补偿，面临严重的经济脆弱性。

**3.2.3.2 职业伤害保障制度**

鉴于传统工伤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有限，2022年7月，中国人社部等部门启动了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首批在7个省份对7家平台的骑手等从业者实施职业伤害保障。

该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的基本特征包括：

（1）**参保模式**：由平台企业按单缴费，每笔订单缴纳0.1-0.2元人民币不等的职业伤害保障费。这一模式将缴费标准与订单量挂钩，避免了传统工伤保险基于工资计算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2）**保障范围**：覆盖骑手在配送工作过程中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伤害，包括交通事故、工作过劳导致的突发疾病等情形。

（3）**保障标准**：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标准提供医疗待遇、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待遇，但因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为试点性质，部分待遇标准低于正式工伤保险。

（4）**适用范围**：目前试点范围限于部分省份和部分平台企业，尚未实现全国范围的覆盖。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平台经济OSH保障领域的重要制度创新，但其有效性仍面临挑战：首先是覆盖率有限，试点范围仅覆盖部分省份和部分平台，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骑手仍未纳入职业伤害保障；其次是保障标准偏低，部分待遇项目未完全达到《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水平；再次是理赔机制有待完善，骑手的理赔申请材料复杂、理赔周期较长，影响保障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3.2.3.3 权益救济渠道**

骑手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渠道是否畅通、有效，是衡量制度保护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骑手权益救济的主要渠道包括：

（1）**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骑手可以向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或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然而，由于劳动关系认定困难，骑手的仲裁申请往往被驳回或面临举证困难。

（2）**劳动监察投诉**：骑手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平台企业的违法行为。然而，劳动监察机构的监管能力有限，对平台经济这一新兴领域的监管经验不足，影响了投诉的处理效率。

（3）**工会维权**：工会是劳动者权益的重要维护者，但中国大多数外卖骑手未加入工会，工会在平台经济劳动者维权中的参与度较低。

（4）**法律诉讼**：骑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诉讼成本高、周期长，且劳动关系认定的法律不确定性增加了诉讼风险。

综合来看，骑手权益救济渠道虽已初步建立，但在实际运行中面临制度不畅、成本较高、效率不高等问题，难以有效维护骑手的合法权益。

#### 3.2.4 管理维度的分析

**3.2.4.1 企业安全投入与管理制度**

平台企业在职业安全方面的投入和管理制度是OSH保护的关键环节。基于调查数据，当前平台企业在骑手职业安全方面的投入和管理存在以下问题：

（1）**安全投入不足**：多数平台企业在安全培训、防护设备、保险购买等方面的投入有限。部分平台企业仅提供基础的安全知识和交通法规培训，缺乏针对配送场景的实操性安全培训内容。防护设备方面，平台通常要求骑手自行购买安全帽等个人防护装备，未提供统一采购和定期更换机制。

（2）**算法管理的负面效应**：平台算法系统对骑手的配送时间、路径规划和绩效评估形成全面控制，但算法的设计和优化目标主要聚焦于配送效率和客户满意度，未充分考虑骑手的职业安全需求。算法系统通过缩短配送时限、增加派单密度等方式间接激励骑手采取不安全驾驶行为，形成了系统性的职业安全风险。

（3）**管理制度不完善**：部分平台企业在安全管理制度方面存在不足，包括安全培训制度、事故报告和调查制度、安全防护设备管理制度等。部分平台对安全违规行为缺乏有效的识别、干预和惩戒机制，导致安全隐患长期存在。

**3.2.4.2 算法治理与安全**

算法治理是平台经济管理中日益重要的议题。算法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追求运营效率的同时，充分保障平台从业者的职业安全和合法权益？

当前，平台算法治理面临以下挑战：

（1）**算法透明度不足**：影响骑手工作安排和职业安全的关键算法规则未向骑手充分披露，骑手无法了解算法的运行逻辑和参数设定，也无法有效参与算法规则的制定和修改。

（2）**算法影响评估缺失**：平台企业在算法开发和应用过程中缺乏系统的算法影响评估机制，未能充分识别和评估算法决策对劳动者权益（尤其是职业安全）的潜在影响。

（3）**算法可解释性不足**：算法的"黑箱"特征导致骑手在面临不利决定（如被降分、减少派单等）时无法获得合理的解释和有效的申诉渠道。

**3.2.4.3 多方治理机制**

平台经济OSH保护的有效实施需要政府、企业、工会、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目前，中国平台经济OSH治理面临多方协同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1）**政府监管的碎片化**：平台经济跨行业、跨部门特征明显，但现行的监管分工体系以行业条块为主，导致劳动、交通、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多个部门对平台经济OSH问题的监管出现职责交叉和监管空白。

（2）**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力**：平台企业在OSH方面的主体责任意识不强，主动投入不足，对合作代理商的监管和管理也存在缺位。

（3）**工会参与不足**：工会在平台经济领域的作用发挥不充分，骑手加入工会的积极性不高，工会在权益协商、集体谈判和纠纷调解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有限。

（4）**行业协会作用有限**：外卖配送行业的行业协会尚处于发展初期，在行业自律、标准制定、利益协调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

### 3.3 问卷调查的设计与实施

#### 3.3.1 问卷设计

基于上述"法律—劳动—制度—管理"四维分析框架，本研究设计了《外卖骑手职业安全与卫生调查问卷》。问卷内容涵盖以下主要维度：

（1）**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户籍性质等基本信息，用于描述样本的人口学分布特征。

（2）**劳动条件**：包括工作时长（每日/每周工作小时数）、工作强度（日均配送单量）、工作收入（月收入水平）、工作时间安排灵活性等指标。

（3）**职业伤害**：包括过去一年的交通事故经历、工作相关身体损伤、工作相关疾病、心理状态等指标。

（4）**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的参与情况，以及商业保险的购买情况。

（5）**权益认知与保障**：包括对劳动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对平台企业安全培训情况的认知、对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的认知等。

（6）**安全需求与期望**：包括骑手对平台企业在OSH方面的评价、对改进措施的期望和建议等。

问卷设计遵循国际劳工组织（ILO）推荐的职业安全卫生问卷框架（OSH Survey Framework），并在中文语境下进行了适应性调整。问卷题目包括单选题、多选题和开放性问题，总题量约40题，预计填答时间约15-20分钟。

#### 3.3.2 调查实施

问卷调查于2024年2月至5月期间实施，采用线上问卷与线下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具体调查方案如下：

（1）**样本选择**：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选取中国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的多个外卖配送站点作为调查地点。目标群体为从事外卖配送工作满6个月以上的在职骑手。

（2）**调查方式**：

- **线上调查**：通过外卖平台骑手群组和社交媒体平台发放电子问卷，骑手可通过扫码或链接填答。
- **线下访谈**：在部分配送站点设置临时调查点，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协助骑手完成问卷填答，确保问卷的有效回收率。

（3）**质量控制**：为确保问卷数据的质量，调查团队采取了以下质量控制措施：
- 问卷设计前进行了预调研（Pre-test），根据预调研反馈修改了部分题目的表述和选项设置。
- 设置了逻辑校验题（Consistency Checks），剔除填答前后矛盾的无效问卷。
- 对填答时间过短（低于5分钟）的问卷进行标记和复核。

（4）**调查样本量**：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047份，覆盖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312份，二线城市（成都、武汉、西安、杭州）385份，三线城市（南宁、洛阳、南昌、贵阳）350份。

### 3.4 数据描述与统计方法

#### 3.4.1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问卷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包括频数分析、百分比分析、均值计算和标准差计算等，用于描述样本的基本特征和各变量之间的分布关系。

#### 3.4.2 相关性与差异性分析

为识别不同维度的OSH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和差异性，本研究采用了以下分析方法：

（1）**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用于检验两个分类变量之间的关联性，如工作时长与职业伤害经历之间的关联关系。

（2）**独立样本T检验（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用于比较两个独立组别在某一连续变量上的均值差异，如有工会会员身份的骑手与无工会会员身份的骑手在安全保障满意度上的差异。

（3）**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用于比较三个及以上独立组别在某一连续变量上的均值差异，如不同工作时长组别之间在职业伤害经历发生率上的差异。

#### 3.4.3 质性归纳

对于问卷中的开放性问题，采用质性归纳方法（Qualitative Induction）进行整理和分析，提炼骑手对OSH问题的主观感受和核心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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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A：文献引用清单

以下为本文所引用的主要文献（作者-年份格式）：

- Berg, J. & Schmalen, S. (2019). The Right to Refuse a Digital Labour Order.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Beyers, P. (2019). Platform Workers and the Limits of Labour La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bour Law*.
- Chibbaro, C. (2018). Labour Law and the Platform Economy. *Industrial Law Journal*.
- De Stefano, V. (2019). Labour Law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Industrial Law Journal*.
- Gillespie, J. (2019). The Right to Refuse a Digital Labour Order.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Kelley, C. (2021). The Digital Gig Economy: Labor, Technology, and Work at the Intersection of Platforms. *New Political Economy*.
- ILO (2019).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he Role of Social Protection in Labour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 ILO (2023). *Platforms and Work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 Global Overview*.
- WHO (2022).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n Improving Working Conditions in Platform Work*.
- 程啸 (2021). 算法管理与劳动者权益保护. *法学*.
- 陈景 (2022). 算法权力与劳动者权益保护. *中国社会科学*.
- 王全兴 (2021). 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法重构. *法学研究*.
- 孙建国 (2020). 平台经济下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研究. *中国劳动法学刊*.
- 刘瑞明 (2022). 外卖骑手职业安全现状调查报告. *中国职业安全卫生协会*.
- 中国人社部等八部门 (2021).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 中国人社部等五部门 (2022).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益的指导意见》.

该框架是在综合分析政策与制度分析发现、问卷案例研究结果以及关于平台劳动力治理和职业安全管理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开发而成的。图9展示了整体治理框架，而图10、图11和图12则进一步阐述了其对应的三个维度。具体而言，图10聚焦于立法与制度建设，图11展示了政府—行业监管框架，图12则呈现了企业管理框架。这些图表共同构成了一个协调的治理体系，涉及政府、平台企业、行业组织（如外卖配送员职业权益与安全协会）以及外卖配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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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外卖配送员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的对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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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外卖配送员职业安全与健康的立法与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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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外卖配送员职业安全与健康的政府—行业监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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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外卖配送员职业安全与健康的企业管理框架

4.1.1 立法与制度建设

外卖配送员的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体系仍面临诸多政策挑战，尤其是难以明确界定劳动关系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可从三个关键视角着手解决：明确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完善工伤保护体系，以及为外卖配送员所用车辆建立国家或行业级技术标准（图10）。

**（1）优化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2014年至2022年与平台型就业相关的劳动争议判决分析表明，45.42%的平台劳动者未签署任何形式的协议（Wang & Qin, 2025）。在这些案例中，法院仅在27.65%的情况下基于从属性测试认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仍有超过70%的劳动者难以获得其就业地位的正式认定。这凸显了亟需解决平台经济中外卖配送员劳动关系认定困难以及维权成本高昂的问题，需要通过立法完善与制度优化的协同努力来应对。政府主管部门应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清晰界定平台经济中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从而为外卖配送员的保护建立坚实的立法框架（Duggan et al., 2020）。在制定相关标准时，应充分考虑外卖行业的灵活就业特征，突破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范式，从工时、接单稳定性、收入构成以及对平台的依赖程度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使实质条件优先于形式要件，而非仅依赖书面合同的存在与否。例如，2023年Diveroo案的判决中（Zeng & Eleveld, 2025），荷兰最高法院强调"是否决定工作的自由以及接受或拒绝订单的自由，本身并不排除雇佣合同的存在；雇佣合同的条件是否满足，应结合案件的所有其他情况来判断。"同样，平台劳动者在接单时间和地点上享有的灵活性不应构成认定劳动关系的障碍。此外，在现有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框架内，可设立专门针对新就业形态的仲裁小组，由具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仲裁员审理案件。这将有助于统一裁判标准，提高案件处理效率，促进专业化的纠纷解决，从而降低劳动者的维权成本。在发生劳动关系争议时，相关机构应及时介入，利用大数据技术采集关键证据，如平台与外卖配送员之间的订单数据、支付记录和工作指示信息等。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高效解决劳动争议，还能帮助清晰、明确地界定平台责任边界。

**（2）完善工伤保护体系**

调研数据显示，外卖配送员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不健全。因此，有必要在《工伤保险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外卖配送员的工伤认定标准，明确订单间隔期间以及在餐厅等待时间等特殊场景的标准，从而消除模糊地带。同时，应将劳动防护设备的配备纳入强制性监管要求，要求企业为外卖配送员提供标准化防护装备，以降低工伤风险。此外，应建立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通过信息共享和对平台企业工伤保护实践的日常检查，实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市场监管和交通运输等部门之间的协同联动。对未能提供必要保护的企业应依法从严处罚，以提高其违规成本。同时，还应利用大数据和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工具，建立工伤保护监管平台，实现对企业参保情况、保费缴纳和理赔处理的实时监控（Zhang et al., 2019）。为确保保护体系的有效实施，应鼓励各地在现有工伤保险和混合型保护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探索多元化的补充保障方案。通过建立全面、多层次的工伤保护体系，可有效解决外卖配送员工伤保护制度监管不足的问题。

**（3）建立外卖配送员车辆的国家/行业技术标准**

交通工具的性能与外卖配送员的安全及运营效率密切相关。为外卖车辆建立国家或行业技术标准，有助于降低因车辆性能不达标而引发交通事故的风险。例如，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应限制在25公里/小时，并应具备不可逆限速机制，以防止外卖配送员为追求更快配送速度而超速行驶。此外，应根据具体场景设定限速：城市拥堵路段不超过20公里/小时，郊区路段不超过25公里/小时。对于电动摩托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45公里/小时，且须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这些车辆还应接入交通管理部门的限速监测系统，以便监管部门进行实时监控。此外，车辆应内置改装检测芯片，防止未经授权对限速控制器和电池容量等核心部件进行改装。如检测到异常，平台应触发警报以减轻潜在风险。此外，外卖配送员在雨天通常面临更高的订单量，而路面湿滑容易导致刹车打滑，因此缩短制动距离可显著降低交通事故风险（Lee & Moray, 1992）。因此，可参考《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将制动距离标准比一般国家标准缩短20%。同时，配送车辆应配备前后碟刹并支持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功能，并鼓励将此作为标配规格。借鉴机动车的安全设计，该要求旨在提升复杂路况下的制动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外卖配送员的安全保障（Nguyen-Phuoc et al., 2025）。车辆还应配备标准化的外卖箱支架，安装后箱体晃动幅度不得超过5度，以降低运输过程中洒漏的风险。此外，外部负载的宽度不得超出车身30厘米以上，长度不得超出车身50厘米以上，以防止与行人或其他车辆发生碰撞，确保道路安全运行。重要的是，市场监管部门应引入外卖车辆专项认证制度并发放专用牌照，确保所有在用车辆均满足基本安全、功能等核心要求。

4.1.2 政府与行业监管

外卖配送员的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体系仍面临劳动者权益保障滞后、工资纠纷周期长以及商家虚假报告出餐时间等问题。这些问题可通过三项关键措施加以解决：设立外卖配送员权益保障基金、规范商家出餐行为，以及成立外卖配送员协会（图11）。具体如下：

**（1）设立外卖配送员权益保障基金**

外卖配送员经常面临工伤事故医疗费用报销延迟、工资纠纷解决周期长以及失业或离职后保障不足等紧迫问题。为应对这些紧迫需求，可设立外卖配送员权益保障基金以构建风险防护屏障。具体而言，政府可从辖区内外卖平台月度实际订单量中划拨0.5%至1%的资金。这一比例在平衡平台运营可持续性与确保基金规模足以覆盖外卖配送员面临风险之间取得均衡。划拨资金应全额存入专项账户，接受相关政府部门的独立管理与监督（杭州市人民政府, 2023）。综上所述，可通过三项核心措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设立外卖配送员权益保障基金、规范商家出餐行为，以及成立外卖配送员协会。

**（2）监管出餐流程**

为确保订单尽早取餐，部分商家在实际出餐完成前虚假宣称餐品已备好，或使用第三方软件设置固定出餐时间。此类做法人为压缩了配送员实际可用的配送时间，迫使他们要么超时配送，要么违反交通规则以满足不合理的时间要求（Thorpe et al., 2024）。因此，政府应监管商家的实际出餐状态。可要求商家安装集成重力感应和二维码验证功能的智能出餐设备。每笔订单应分配唯一电子标识，并生成对应的餐品贴纸。商家须将贴纸粘贴在餐品包装上，放入智能设备后，系统将同时进行重力感应和二维码匹配以确认餐品是否已备好。仅在此双重验证通过后，系统方可自动触发"出餐完成"状态。此外，政府应开展专项行动整治协助虚假报告出餐情况的第三方软件，并与网络安全和公安部门协同打击此类软件的开发者与分发者。外卖平台也应被要求进行系统接口全面排查并封堵漏洞，未完成排查和整改的平台应予以罚款。还应建立商家信用评级体系，将虚假报告出餐纳入信用评价标准。

**（3）成立外卖配送员协会**

在政府对外卖配送员需求响应和行业自律方面存在局限性。因此，成立独立运营的外卖配送员协会可以在政府监管之外补充和强化治理框架。该协会应由外卖配送员民主选举的代表领导，成员涵盖不同平台和地区的配送员。协会应履行算法审计、纠纷调解和职业标准制定等职能（Rao et al., 2025）。每个季度，协会应对算法进行审计，识别强制加班或恶意压价等问题。审计报告应提交监管部门，如发现违规行为，政府应要求平台在规定时限内整改。

在工资争议或奖惩分歧的情况下，外卖骑手可以通过协会申请调解，确保冲突迅速解决。协会还应制定符合行业实践的外卖骑手服务标准和技能等级标准。外卖骑手可以通过协会组织的技能评估获得认证，高等级骑手可获得加薪和优质订单优先权等激励。这种模式促进了政府制定法规、协会倡导自律、骑手拥有可靠支持系统的良性互动，从而提高了权益保护的精准度和效率。

4.1.3. 企业管理

外卖骑手的职业安全与健康（OSH）保护体系仍面临安全意识低、技能水平不足以及合法权益未受保护等管理问题。这些问题可通过两项关键措施解决：优化安全培训机制和强化企业责任（图 12）。具体如下：

(1) 优化安全培训

外卖骑手每天穿梭于繁忙的街道，闯红灯次数高于普通非机动车骑行者，是交通违规和事故的高风险群体之一（Wang 等，2021）。因此，平台公司应将安全培训纳入核心业务，摒弃目前五分钟安全培训视频等表面做法。培训内容方面，应涵盖交通安全法规和骑行安全知识等基础主题，还应详细讲解送餐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场景。应纳入案例研究分析，帮助骑手通过真实例子充分了解不安全行为的严重后果。培训形式方面，推荐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模式。线上可通过应用程序推送安全知识视频，并定期组织线上安全测验。线下应定期举办线下培训，邀请交警和安全专家提供直接指导和教学。可设置模拟场景，让骑手在真实情境中练习和掌握安全技能。此外，公司应优化骑手排名系统和补偿规则，将交通安全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因素。表现优异的骑手应得到适当奖励，从而激励他们认真对待安全培训，有效提高安全意识和技能水平。

(2) 简化工伤赔偿流程

目前的工伤赔偿流程繁琐，平台的被动应对常导致延误和推诿，使骑手陷入传统人身伤害索赔的陷阱。当无法确定责任方时，难以追回损失，许多骑手因复杂性而放弃维权，这使得及时保护权益变得困难。流程可通过允许骑手在工伤后直接在平台应用上上传医疗单据来简化。平台将自动提取订单记录、行驶路线等必要数据，免除骑手寻找入口和自行提交所有材料的麻烦。事故后 24 小时内，平台应主动告知骑手其所在区域是否属于工伤保险试点项目，并确认保险状态，无需骑手主动查询。此外，平台必须在事故发生后七天内通过国家信息平台提交工伤待遇申请，无需骑手请求或跟进。平台还应提供理赔进度更新。如果平台未能处理索赔或拒绝处理，骑手可通过应用程序投诉，直接联系当地社保部门（Chen 等，2023）。此外，平台应主动提醒骑手工伤认定不以过错为条件，并指导其进行工伤索赔程序，帮助其避免传统索赔的陷阱。平台应承担申请过程中的所有关键步骤，包括材料提交和进度跟踪。如果平台拖延或拒绝行动，社保部门应介入监督流程，减少骑手负担，确保平台履行协助索赔的责任。

(3) 引导外卖骑手参与共治

外卖骑手具有高流动性和在交通繁忙城市环境中广泛街头暴露的特点（Useche 等，2026）。因此，鼓励其参与协同治理有助于更有效的城市安全管理和更高效的潜在风险识别。政府应进行制度创新，鼓励骑手更深入地参与城市安全治理。这可以通过将他们组织成志愿者团队和安全宣传骑行小组来实现，同时任命他们为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从而打造流动治理的新模式。通过充分利用骑手日常运营中的流动性，他们可以被授权通过现场快照实时报告交通风险、不文明配送行为等问题。政府部门随后应提供快速响应和及时跟进。这一举措不仅将骑手从被动的监管对象转变为协同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还利用其独特的街头覆盖能力实现各类安全隐患的精准识别和动态管理。因此，治理效力可覆盖全城，跟随配送路线覆盖每个城市角落。

(4) 加强反违规技术投入

调查结果表明，外卖骑手工伤发生率较高。在紧迫的配送期限下，骑手容易从事交通违规行为，而不熟悉路况也可能导致延迟配送。现有研究进一步表明，86.7% 的外卖骑手及其他新业态就业者出现了闯红灯、超速、逆行、违规停车和疲劳驾驶等危险行为（Chen，2023）。与其他新业态就业者相比，外卖骑手由于时间压力、工作量大和工时长，通常面临更大的职业风险。为减轻此风险，可采用技术方案。例如，可设计一种基于位置的服务，快速在地图上识别起点、取货点和送货目的地，自动为骑手规划最有效的取送货路线。路线沿途可设置检查点，要求骑手按顺序在每一点打卡。利用鹰眼跟踪服务、红绿灯倒计时功能和路线重叠分析，系统可实时监控骑手是否遵循正确路线和顺序，并检测任何交通违规行为。骑手必须严格遵守指定的检查点顺序，不得逆行或使用机动车道。检查点将呈圆形，直径略大于非机动车道宽度，设置在道路出入口。检查点数量是随机的，但确保骑手遵循正确路线时不会遗漏任何点。如果检测到违规，将立即报告给平台进行仲裁和处罚。如果骑手因不可抗力因素违规，可向平台申诉，平台将重新审查和仲裁情况。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骑手取送货任务的效率和安全，还使平台能立即识别违规和事故，提供快速援助。

4.2. 优势、局限性与未来研究

本研究解决了一个在平台经济迅速扩张背景下重要且未被充分探索的外卖骑手职业安全与健康问题。基于政策分析和问卷调查的综合发现，本研究开发了一个多层级的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框架，涵盖立法与制度发展、政府行业监管和企业管理。该框架为将已识别的治理差距和实际职业安全健康缺陷转化为针对性干预途径提供了结构化基础。然而，仍有几个局限性应予承认。首先，问卷调查作为北京的一个局部案例研究进行，样本量相对有限。尽管北京代表了高密度且快速发展的平台劳动环境，但不同经济条件、监管框架和平台治理实践的城市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将发现推广到中国所有外卖骑手时应谨慎。其次，调查数据主要基于自报回应，可能受主观感知和回忆偏差影响，特别是关于工作时间、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相关安全体验方面。第三，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因此无法捕捉职业安全与健康状况随时间的动态变化。第四，鉴于外卖工作可能涉及大量夜间行驶，这些因素代表了潜在重要的职业道路安全风险，值得进一步调查。此外，由于数据可及性限制，内部平台运营数据如算法调度机制、绩效评估系统和订单分配策略未包含在分析中。未来研究可通过采用更大的多城市样本，纳入夜间道路安全因素和更多样化的职业风险维度来扩大调查范围。结合纵向调查与平台级运营数据将进一步增强平台劳动职业安全健康研究的全面性，并加深对平台经济中职业安全健康挑战的理解。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政策与制度分析结合基于问卷的案例研究，调查了外卖骑手的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情况。通过审查现行政策框架及来自中国的实证证据，提出了针对性策略。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研究发现表明，近年来在平台经济迅速扩张的背景下，外卖骑手的职业安全与健康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在外卖骑手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但仍有一些重要挑战未解决。特别是，劳动关系分类的模糊性和工伤保险保护体系的不完善继续限制了现有劳动保护机制的有效性。

其次，案例研究发现揭示，外卖骑手普遍面临工作时间过长、收入保障不稳定、组织支持不足以及实践中职业保护相对薄弱的问题。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实践实施中存在显著差距，包括政策执行不力、安全培训不足、企业责任履行不到位以及风险预防机制效果有限。

第三，本研究为包括政府、平台企业、行业协会和外卖骑手在内的四个利益相关者提出了针对性改进策略，以加强外卖骑手的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这些策略沿着立法与制度发展、政府与行业监管以及企业管理三个维度进行组织。研究发现强调了加强制度协调、明确平台责任、改进安全管理体系以及增强平台劳动环境中风险预防的技术支持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数字劳动平台的快速发展正在不断重塑传统的职业安全治理体系。进一步研究可扩大对不同城市、平台模式和新兴就业形式的比较调查，以更好地了解与平台经济相关的不断演变的职业安全健康挑战。

CRediT 作者贡献声明

蓝万儒：写作 – 初稿，可视化，验证，方法论，调查，形式化分析，数据整理，概念化。田祥辉：写作 – 审查与编辑，写作 – 初稿，验证，监督，资源，方法论，调查，形式化分析，数据整理，概念化。赵文奇：写作 – 初稿，验证，软件，调查，形式化分析，数据整理，概念化。赵怡宏：写作 – 审查与编辑，调查，形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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