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views on Evidence-Based Nursing》：Resilience and Quality of Life: The Role of Positive Affect on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in High-Stress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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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HCPs）在长期职业性应激环境中工作；在以色列，由于COVID-19大流行与持续武装冲突的叠加压力，这一负担显著加剧。尽管心理韧性和积极情感（PA）已被确认为保护性因素，但在长期极端危机期间二者交互作用对维持生活质量（QoL）的具体性质仍未被充分探索
医护人员（HCPs）在长期职业性应激环境中工作；在以色列，由于COVID-19大流行与持续武装冲突的叠加压力，这一负担显著加剧。尽管心理韧性和积极情感（PA）已被确认为保护性因素，但在长期极端危机期间二者交互作用对维持生活质量（QoL）的具体性质仍未被充分探索。本研究考察了医护人员（HCPs）的心理韧性、积极情感（PA）与生活质量（QoL），并探究在长期危机中PA是否调节心理韧性与QoL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全国性横断面在线调查，共纳入260名以色列HCPs。参与者完成了多项经过验证的工具，包括简易心理韧性量表（BRS）、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PANAS）以及多元文化生活质量指数（MQLI）。调节分析评估了心理韧性对QoL的预测效应以及PA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心理韧性和PA均显著预测QoL。一个较小但显著的交互效应显示，PA调节了心理韧性与QoL之间的关系，且在心理韧性较低的HCPs中获益更强。具体而言，在PA水平较低的HCPs中，心理韧性与QoL的关联更强，而这一关联在PA水平较高时减弱。将证据转化为行动：医疗领导和管理者可通过实施促进积极情感的干预措施（如同伴支持系统和认可激励计划）来优化员工的生活质量，尤其是针对基线心理韧性较低的员工。在政策层面，机构宜采取更广泛的系统性策略，并结合个体化培训，以在长期危机期间维持支持性情感氛围。此外，未来研究应利用纵向设计评估这些干预措施对劳动力保留的长期影响。
论文解读：高应激环境下医护人员心理韧性与生活质量的保护机制——积极情感的调节作用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医护人员（HCPs）长期暴露于高强度工作负荷、时间压力、复杂决策以及反复面对患者痛苦与生死情境之中，职业性应激已成为其职业常态。在以色列，自2023年10月7日该国医疗系统进入战争状态以来，基层职业压力急剧攀升，叠加COVID-19大流行的长期影响与武装冲突，形成了所谓的“双重危机”。既往证据表明，在极端医疗需求、大规模伤亡事件、资源受限以及常规社会支持系统瓦解的情况下，医护人员的负担会进一步加重。此外，战争还造成了多层面的脆弱性：医护人员需要在职业责任与家庭责任之间艰难平衡，一方面持续提供医疗照护，另一方面因家园面临导弹威胁与普遍不确定性而承受持续的担忧与情绪负担。个人威胁与职业义务的交汇极大加剧了心理痛苦。为深入理解以色列医护人员在COVID-19大流行与后继武装冲突叠加情境下的体验，一项前期定性研究通过10次深度访谈识别出心理韧性和积极情感是核心的心理社会资源，推测它们会影响环境动荡下医护人员的生活质量。然而，现有研究多分别考察心理韧性与生活质量或积极情感与生活质量的双变量关系，尚缺乏探讨心理韧性、积极情感与生活质量三者交互机制的定量证据。因此，本研究旨在全国性样本中检验积极情感是否以及如何在长期极端危机条件下调节心理韧性与生活质量的关系，以填补这一关键文献空白。
二、研究目的与理论框架
本研究以弗雷德里克森（Fredrickson）的拓展—建构理论为框架，该理论认为积极情绪体验能够拓展个体的思维—行动 repertoire（“拓展”），并随时间积累形成持久的个人资源（“建构”），从而支持适应性应对。在此框架中，积极情感被概念化为一种动态的情绪资源，可增强持续应激下的认知灵活性与应对能力；心理韧性则被视为一种相对稳定、由既往适应过程累积形成的能力。研究假设：积极情感在心理韧性与生活质量之间起调节作用，高积极情感能够放大心理韧性对生活质量的保护效应，而低积极情感可能阻断拓展—建构循环，使即使心理韧性较高的个体也易受长期危机的耗竭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描述性相关设计，于2024年5月至9月期间通过线上问卷平台（Qualtrics与Google Forms）在以色列全国范围内招募医护人员样本，最终纳入260名符合条件且完成全部问卷的参与者。纳入标准为年满18周岁、能以希伯来语读写、在职的护士、医生、社会工作者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员。研究使用三套经过验证的测量工具：简易心理韧性量表（BRS）评估个体从压力中恢复的能力；多元文化生活质量指数（MQLI）评估包括躯体、心理、职业、人际、社会支持等多维度的主观生活质量；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PANAS）中的积极情感分量表评估个体体验积极情绪的频率与强度。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Wilcoxon秩和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多元线性回归以及PROCESS宏的调节效应分析。
四、主要研究结果
（一）样本特征与群体差异
最终样本以女性为主（79%）、已婚者居多（79%），平均年龄49.7岁（SD=11.8），平均职业资历22.8年（SD=12.4）。多数参与者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75%为犹太裔，52%担任管理职务。群体差异分析显示：男性在生活质量和心理韧性上高于女性，但积极情感无性别差异；硕士和博士学历者在生活质量、心理韧性和积极情感上均显著高于本科学历者；担任管理角色者的生活质量、心理韧性和积极情感显著高于非管理角色者。婚姻状况和职业类别未发现显著差异。
（二）变量间相关与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生活质量与心理韧性（r=0.505, p<0.01）、心理韧性与积极情感（r=0.438, p<0.01）以及生活质量与积极情感（r=0.641, p<0.01）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中生活质量与积极情感的相关最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心理韧性（β=0.25, p<0.001）和积极情感（β=0.53, p<0.001）均显著正向预测生活质量，二者共同解释了生活质量48%的方差。
（三）积极情感的调节效应
调节分析发现，积极情感对心理韧性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存在一个较小但统计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β=?0.08, p=0.047）。简单斜率图显示：在心理韧性较低的医护人员中，高积极情感组与低积极情感组的生活质量差异很大（约从4.2提升至7.0），表明高积极情感在低心理韧性个体中起到了重要的补偿作用，可防止生活质量下降；而在心理韧性较高的个体中，高、低积极情感组的生活质量差异明显缩小，提示高心理韧性本身已能提供较为稳定的幸福感基础，对即时情绪状态的依赖较少。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表明，心理韧性和积极情感是长期极端应激条件下维持医护人员生活质量的两个核心保护因素，但二者作用机制有别且相互依赖。积极情感在心理韧性较低时发挥最大的保护性补偿作用，这一发现符合拓展—建构理论：积极情绪通过拓展认知灵活性并促使个体获取心理资源，从而在内部资源有限的个体身上产生更强的增益效应。相反，高心理韧性个体对积极情感的依赖降低，提示心理韧性本身是一种较为持久的、可自我维持的保护机制，能够缓冲慢性应激的损害并维持总体幸福感。研究还指出，心理韧性并非固定特质，而是会随持续高强度应激而波动、甚至耗竭的动态能力，因此保持和强化心理韧性是医疗组织的重要优先事项。基于实证证据，促进积极情感的组织干预（如积极心理学项目、正念训练、认知行为疗法）、同伴支持系统与认可激励计划，加以个体化的心理韧性和积极情感匹配支持，可能有效提升医护人员的心理资源和生活质量。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确立因果关系、单一国家情境限制外推性、双重大规模应激源（疫情与战争）叠加可能不同于单一应激源的影响，以及未纳入组织层面因素。未来应采用纵向设计追踪医护人员心理资源的动态变化，并通过多层次方法考察组织支持与个体心理资源的交互作用。总之，本研究为极端危机环境下医护人员心理韧性与积极情感对生活质量的差异化保护作用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提示针对低心理韧性个体的积极情感促进策略具有关键的临床与政策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