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le Futures》：Exploring the Impact of Gr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overeign Sustainability Practices on Corporate Gree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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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意识日益普及，企业现在必须遵守国际公约。由于全球环境问题和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期望日益提高，组织已认识到生态保护的必要性。尽管已有大量文献，但很少有研究探讨企业绿色绩效（Firm
环境意识日益普及，企业现在必须遵守国际公约。由于全球环境问题和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期望日益提高，组织已认识到生态保护的必要性。尽管已有大量文献，但很少有研究探讨企业绿色绩效（Firm Green Performance, FGP）与绿色企业社会责任（Gr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GCSR）之间的联系。市场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arkets, SRM）的调节作用以及亲绿色行为（Pro-Green Behaviour, PGB）、绿色企业形象（Green Corporate Image, GCI）在建立GCSR-FGP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论证。因此，研究人员利用来自印度运营企业的500名员工标准化问卷，并采用Smart PLS分析数据，以回答这些研究问题。研究发现，GCSR对FGP具有正向影响，显著性值为（T=9.851，P=0.000），β系数为0.419。此外，分析显示，PGB在GCSR与FGP之间起中介作用，值为（T=2.157，P=0.031），β系数为0.044。研究还评估了SRM对环境可持续性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SRM正向调节GCI与FGP之间的关系，显著性值为（T=2.157，P=0.031），但不调节PGB与FGP之间的关系，这由非显著值（T=0.380，P=0.704）所证明。研究结果还表明，GCSR改善了FGP，支持了绿色理论。本研究的发现为GCSR和SRM领域的实证研究增添了文献贡献，可能有助于企业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信誉。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随着环境意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企业面临着遵守国际环境公约和国内法规的迫切要求。全球性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期望不断提高，促使组织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尽管已有文献对CSR与组织绩效的关系进行了较多探讨，但专门针对绿色企业社会责任（GCSR）与企业绿色绩效（FGP）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相对有限。尤其缺乏对亲绿色行为（PGB）和绿色企业形象（GCI）在二者关系中作用机制的考察，也未能清晰揭示市场社会责任（SRM）的调节效应。基于此，研究人员以在印度运营的外资企业员工为样本，尝试回答以下问题：GCSR是否直接促进FGP？PGB和GCI是否在GCSR与FGP之间起中介作用？SRM是否调节GCI与FGP以及PGB与FGP的关系？该研究旨在填补现有文献在GCSR影响FGP的微观机制和宏观情境方面的空白。
**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采用描述性横截面研究设计，在印度外资企业中共发放650份问卷，回收500份有效问卷，覆盖不同性别、年龄和教育背景的员工。利用Smart PLS软件进行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分析，检验了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GCSR对FGP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β=0.419，T=9.851，P=0.000）；PGB在GCSR与FGP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β=0.044，T=2.157，P=0.031）；GCI的中介作用不显著（β=0.007，T=1.315，P=0.188）；SRM显著正向调节GCI与FGP的关系（β=0.066，T=2.157，P=0.031），但对PGB与FGP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β=0.016，T=0.380，P=0.704）。研究结果支持了绿色理论的核心观点，表明企业通过实施GCSR不仅能够提升环境绩效，还能通过激发员工的亲环境行为带来额外收益，同时，国家或市场层面的可持续实践有助于强化绿色形象的绩效转化。
**关键研究方法与技术**
研究采用标准化问卷和五点李克特量表测量各构念。GCSR采用4条目量表，PGB采用4条目量表，GCI采用3条目量表，SRM采用8条目量表，FGP采用4条目量表，均改编自已有成熟研究。数据收集采用时间滞后策略分阶段进行，以降低共同方法偏差。样本来自印度外资企业的500名员工。分析方法上，采用PLS-SEM（使用Smart PLS 4软件），通过Cronbach's alpha、组合信度、平均提取方差（AVE）评估信效度，利用异质-单质比率（HTMT）和Fornell-Larcker标准检验判别效度，并采用5000次自助抽样（bootstrap）进行假设检验。
**研究结果**
**4.1 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评估**
测量模型评估显示，所有构念的Cronbach's alpha和组合信度均高于可接受阈值，AVE值均大于0.5，表明收敛效度良好。HTMT比率均小于0.95，Fornell-Larcker准则也满足，判别效度得到确认。结构模型方面，内生变量FGP的R
2为0.335，PGB为0.113，GCI为0.009，显示模型对FGP具有中等解释力。所有潜在变量的Q
2值均显著，表明模型具有预测相关性。
**4.2 假设检验**
基于5000次自助抽样分析：H1（GCSR→FGP）得到支持（β=0.419，T=9.851，P=0.000）；H2（GCSR→PGB→FGP）得到支持（β=0.044，T=2.157，P=0.031）；H3（GCSR→GCI→FGP）未得到支持（β=0.007，T=1.315，P=0.188）；H4（SRM×GCI→FGP）得到支持（β=0.066，T=2.157，P=0.031）；H5（SRM×PGB→FGP）未得到支持（β=0.016，T=0.380，P=0.704）。
**4.3 讨论**
结果表明，GCSR对FGP的直接正向影响与自然资源基础观（NRBV）理论一致，企业通过将环境因素纳入CSR活动，既能满足监管要求，又能通过资源优化创造竞争优势。PGB的中介作用可由社会交换理论解释，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能够赢得员工信任，激发员工自愿参与环保行为，进而提升组织绿色绩效。GCI未显现显著中介作用，说明绿色形象更多影响外部利益相关者，内部绩效转化需要辅以其他机制。SRM对GCI与FGP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符合制度理论，在高水平市场社会责任环境中，利益相关者更关注企业绿色表现，监管和政策框架也更能防止“漂绿”，从而增强绿色形象的价值。SRM对PGB与FGP关系无显著调节效应，表明员工亲环境行为对绩效的影响主要受组织内部因素驱动，外部市场条件的作用相对有限。
**结论与意义**
研究证实，GCSR实践对FGP具有正向影响，PGB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SRM正向调节GCI与FGP的关系，但不调节PGB与FGP的关系。这一发现为绿色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同时丰富了GCSR、SRM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文献。研究还表明，企业应重视内部员工亲环境行为的培育，并善用国家或市场层面的可持续实践来放大绿色形象的经济效应。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营造支持可持续发展的高制度质量环境，有助于激励企业履行绿色社会责任。研究局限在于样本仅限于印度，且采用横截面设计，未来可扩展至其他地区并引入更多中介或调节变量，以增强结论的普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