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国沿海地区老年人抑郁症状患病率及其相关因素：一项基于社区的横断面研究

《Mental Illness》：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Older Adults in Coastal Bangladesh: A Community-Based Cross-Sectional Study

　　

背景：晚年生活中的抑郁症状是全球老年人面临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尤其是在精神卫生服务有限的中低收入国家。在孟加拉国，老龄人口面临社会经济劣势、慢性健康问题和医疗保健获取受限。沿海地区的老年人还额外遭受气旋、洪水、海岸侵蚀、盐碱入侵或环境相关流离失所等环境危害，这些可能增加心理压力和对抑郁症状的易感性。

方法：研究人员于2025年7月至2026年2月在孟加拉国选定的沿海县开展了一项基于社区的横断面研究，包括博拉（Bhola）、帕图阿卡利（Patuakhali）、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和吉大港（Chittagong）。通过简单随机抽样从家庭列表中选取了386名6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研究人员采用包含15个条目的老年抑郁量表（GDS-15）以及关于社会人口学、生活方式、健康和环境因素的问卷，通过结构化面对面访谈收集数据。使用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和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来确定与抑郁症状相关的因素。

结果：在386名参与者中，158名（40.9%；95% CI：36.1–45.9%）筛查呈抑郁症状阳性，其中98名（25.4%）为轻度、51名（13.2%）为中度、9名（2.3%）为重度症状严重程度。在调整分析中，身体虚弱（AOR = 2.17；95% CI：1.33–3.55）和环境压力源暴露（AOR = 2.30；95% CI：1.66–3.19）与较高的抑郁症状几率相关。缺乏日常活动参与（AOR = 1.65；95% CI：1.24–2.19）、缺少规律锻炼（AOR = 1.42；95% CI：1.09–1.86）、不健康的饮食习惯（AOR = 1.55；95% CI：1.16–2.07）以及缺乏娱乐设施（AOR = 1.46；95% CI：1.12–1.90）也独立地与较高几率相关。在修订后的分析中，视力/眼部问题和听力问题呈负相关，而行动问题和合并症在调整后无统计学显著性。

结论：孟加拉国沿海地区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患病率较高，且与社会、健康和环境的脆弱性相关。这些发现可能支持考虑在气候脆弱社区中开展基于社区的心理健康筛查，并将心理社会支持整合到老年人服务中。然而，这些意义应被视为服务规划的假设，而非干预有效性的直接证据。需要开展前瞻性和干预性研究，以确定针对性的筛查、心理社会支持或备灾干预是否能改善心理健康结果。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晚年抑郁症状已成为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尤其在精神卫生服务有限的中低收入国家（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LMICs）。孟加拉国老年人口比例快速增长，老年人常面临慢性疾病、经济无保障、社会支持不足等问题。同时，沿海地区居民还暴露于气旋、洪水、海岸侵蚀、盐度入侵等环境灾害，可能导致心理压力增加。然而，既往孟加拉国研究多集中于一般农村或城市老年人群，较少专门针对气候脆弱沿海地区并纳入个体水平环境暴露。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评估孟加拉国沿海地区老年人抑郁症状的患病率、严重程度及相关因素。

研究人员于2025年7月至2026年2月在博拉（Bhola）、帕图阿卡利（Patuakhali）、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和吉大港（Chittagong）四个沿海县开展基于社区的横断面研究。样本来源为当地Union Parishad记录和社区卫生工作者登记册中的家庭名单，采用计算机生成随机数进行简单随机抽样，最终纳入386名≥60岁居民。研究使用15条目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15, GDS-15）评估抑郁症状，以总分≥5定义为筛查阳性，并划分轻度（5–8）、中度（9–11）、重度（12–15）三个严重程度等级。同时收集社会人口学、生活方式、健康、心理社会和环境暴露信息。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两套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分别针对健康/环境因素与生活方式/心理社会因素），并辅以修正泊松回归敏感性分析。统计检验量包括调整优势比（adjusted odds ratio, AOR）、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和方差膨胀因子等。研究遵循伦理审查要求，获得书面知情同意。

### 3.1 抑郁症状的患病率与严重程度

通过GDS-15筛查和描述性统计发现，386名参与者中158名（40.9%；95% CI：36.1–45.9%）筛查呈抑郁症状阳性。其中，轻度抑郁症状者98名（25.4%），中度51名（13.2%），重度9名（2.3%）。这表明尽管多数参与者低于筛查阈值，但仍有相当比例存在轻至中度症状负担。

### 3.2 与抑郁症状相关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通过卡方检验分析社会人口学因素与抑郁症状的关联，结果显示年龄与抑郁症状显著相关（χ²=18.94，p=0.001），其中60–65岁组患病率最高（49.2%），而较高年龄组患病率较低。婚姻状况亦显著相关（p<0.001），已婚者抑郁症状检出率（45.7%）高于丧偶者（15.0%）。有当前收入者（47.2% vs 34.6%）和报告家庭收入不足者（48.6% vs 32.0%）的抑郁症状检出率更高。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安排、家庭类型和房屋类型未观察到显著关联。

### 3.3 与抑郁症状相关的健康及环境因素

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显示，身体虚弱与环境压力源暴露是健康和环境域中最强的相关因素。身体虚弱者检出抑郁症状的调整优势比为2.17（95% CI：1.33–3.55），环境压力源暴露者为2.30（95% CI：1.66–3.19）。视力/眼部问题和听力问题在修订分析中反而与较低抑郁症状几率相关（AOR分别为0.65和0.62），但作者提醒这可能是医疗获取、适应或残余混杂所致。行动问题和合并症在调整后未达统计学显著性。

### 3.4 与抑郁症状相关的生活方式及心理社会因素

针对生活方式和心理社会因素的多变量回归显示，缺乏日常活动参与（AOR=1.65；95% CI：1.24–2.19）、不进行规律锻炼（AOR=1.42；95% CI：1.09–1.86）、不健康饮食习惯（AOR=1.55；95% CI：1.16–2.07）和缺乏娱乐设施（AOR=1.46；95% CI：1.12–1.90）均与较高抑郁症状几率独立相关。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感具有较强关联（AOR=2.18；95% CI：1.63–2.92）。吸烟史、无烟烟草使用、规律宗教实践和服用安眠药在调整后无显著关联，其中宗教实践的关联接近显著性（p=0.055）。

讨论部分指出，40.9%的筛查阳性率与既往孟加拉国老年人研究估计相当，但不具全国代表性。身体虚弱、生活方式因素和日常压力与抑郁症状的关联可能涉及双向路径，抑郁症状本身也可能降低活动意愿、能量和参与度。视力/听力问题的意外负向关联需谨慎解释，可能反映适应、报告差异或未测混杂。环境暴露与抑郁症状显著相关，且与沿海灾害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一致，但该变量仅采用二分自我报告，未包含事件严重性、频率和损失，因此不能推断因果关系。社会人口学特征在调整后多不再显著，应视为更广泛社会经济环境的标志而非因果决定因素。临床和公共卫生意义在于，可以考虑在气候脆弱社区将GDS-15筛查和心理社会支持整合至老年人服务中，但这一建议属于服务规划假设，而非干预有效性证据。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目的性抽样、GDS-15仅为筛查工具、自我报告偏倚、环境暴露量化不足以及残余混杂。

研究结论：在这项针对孟加拉国选定沿海地区老年人的基于社区的横断面研究中，使用GDS-15筛查显示40.9%存在抑郁症状。抑郁症状与部分健康、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和环境特征相关，尤其是身体虚弱、日常活动受限、缺乏规律锻炼、不健康饮食习惯、缺乏娱乐设施和环境压力源暴露。这些发现表明抽样沿海人群中抑郁症状负担较大，但不应解释为因果关系，也不代表孟加拉国所有沿海老年人。需要采用经过验证的、最好是客观的环境暴露测量，重复评估抑郁症状，并纳入标准化心理社会和功能指标的纵向研究，以确定时间路径并验证环境逆境是否先于心理健康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