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tific Reports》：Social influence under uncertainty: decision-making in anonymous crow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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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和有限的信息获取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群体动态以及城市人群中的不安全移动。尽管此类情境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但除备受争议的传染（contagion）概念外，指导人群决策的社会心理机制几乎未被探索。本实验研究旨在通过考察（非）沟通与群体规模如何影响匿名环境中
不确定性和有限的信息获取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群体动态以及城市人群中的不安全移动。尽管此类情境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但除备受争议的传染（contagion）概念外，指导人群决策的社会心理机制几乎未被探索。本实验研究旨在通过考察（非）沟通与群体规模如何影响匿名环境中群体层面决策的持续时间与同质性，对该问题进行初步的实证逼近。结果表明，沟通并不影响找到最终解决方案的持续时间，但可能导致极化或同质化的结果。另一方面，缺乏沟通可能激活自我呈现关切，并降低高度同质化结果的可能性。研究人员结合实验的影像学分析所识别的社会影响与从众机制，对上述发现进行了讨论。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城市日常生活中，通勤、换乘或购物等场景下的决策通常依赖常规和熟悉性自动完成。然而，当出现标识不清、技术故障或相互矛盾的移动提示等干扰时，常规行为被迫中断，人们需要做出有意识的决策，这可能扰乱行人流动并导致拥堵或无序移动，进而增加高密度场景和伤害风险。在此类不确定情境中，何种决策正确往往难以判断。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核心问题在于：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出决策的速度如何，决策的一致程度又如何？已有人群研究长期将传染（contagion）视为匿名人群中社会影响的关键机制，而集体决策过程则被归属于团队研究范畴，其关注焦点是达成共识的条件——这在匿名条件下并不适用。本研究旨在初步弥合这一缺口，将匿名性作为一种社会构念纳入空间决策过程研究，探讨不同社会框架如何影响随机组建的匿名人群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速度与同质性。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研究基于三个理论支柱：其一，Festinger提出的不确定性决策机制——个体首先寻求验证物理现实，当无法实现验证时转向他人判断，此时社会影响成为决定性因素；其二，匿名情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人们虽互不相识，仍遵循文化编码的行为规范，保持心理与身体距离，言语沟通受到限制；其三，显著共享社会身份与社会影响之间存在正向联系。据此，研究人员提出三组假设：感知群体成员身份（H1a）和感知相似性（H1b）分别促进决策同质性与速度；沟通促进群体层面决策同质性（H2a）但可能延长决策过程（H2b）；较小群体产生更一致的决策（H3a）且决策时间更短（H3b）。
**三、研究方法**
研究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三菱电机大厅（Mitsubishi Electric Hall）开展，共444名参与者，分为10人的小群体（12组）和24–41人的大群体（10组）。实验任务为：想象站台场景，从两个肉眼无法辨别大小差异的黄色标记区域中选择较大的一个。自变量包括沟通（允许/禁止）和群体规模（小/大）。定量数据通过前后测问卷（7点李克特量表）收集，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和双因素方差分析（ANOVA）进行分析；定性数据采用影像学分析法（videography），由两名观察者按照严格编码模板对四种行为模式进行编码。
**四、研究结果**
**共享社会身份在实验中的作用**：预期中全天参与实验会促进共享社会身份形成的操作化未能成功——上午组与下午组在归属感、联结感等指标上无显著差异，评分均处于中性至略负范围。该变量仅作为控制变量，确认所有实验运行在相似的感知社会联结水平下进行。
**决策过程的持续时间**：将决策过程分解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初始空间安排"，第二阶段"空间重定位"，第三阶段"无重排的进一步测量"。以最后一位参与者做出最终选择（第二阶段终点）为指标，群体规模和沟通均无显著主效应，交互作用亦不显著。但第一阶段存在群体规模的显著主效应（小群体M=23秒，大群体M=37秒，p=.008）；第三阶段存在沟通的显著主效应（沟通条件M=243秒，非沟通条件M=131秒，p=.022）。
**决策过程中的行为模式**：识别出四种行为模式：移动测量、视觉测量、跟随活动和无所事事。参与者主要依赖视觉测量等被动技术（占比仅3%–5%），移动测量仅由少数参与者短暂实施。沟通条件下出现非正式角色分配（"测量者""讨论领导者""沉默跟随者"），非沟通条件下无角色分配，但个体测量活动仍被他人密切关注，其结论有时通过点头等姿态获得确认。
**决策的同质性与社会影响**：因实验运行数量有限，同质性仅进行描述性比较。小群体中完全同质（100%）的最终定位更频繁，且未出现强烈分歧；两个大群体运行呈现特别分裂的意见。沟通条件下结果分布相对均匀，表明沟通本身引发交流但并未产生标准化影响；非沟通条件下10/11次运行的一致性保持在混合范围内，唯一一次完全同质是通过非言语信号协调实现的。
**第二阶段重定位中的社会影响**：沟通条件下更多参与者改变位置，但方向模式相反——非沟通条件下约三分之二转向多数派，沟通条件下更可能转向少数派。问卷结果显示，处于最终少数派的参与者对识别较大区域的信心显著更低（β=?1.29, p<.001），感知决策难度显著更高（β=?1.00, p<.001）。
**五、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支持了不确定性条件下个体倾向使用低努力、基于经验的决策策略而非系统性信息收集的既有结论。决策过程的阶段分解揭示了集体决策的复杂性：若仅以最后一人定位时间衡量，将无法检测出实验条件间的差异。信息性社会影响（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与规范性社会影响（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的明确区分不足以覆盖社会影响的复杂性——个体将物理现实验证委托给少数活跃者，同时遵循展示独立性和抵抗多数意见的文化规范。沟通与否触发了不同形式的社会影响：沟通条件下决策结果可能高度极化或高度同质，非沟通条件下高度同质化则难以实现。研究局限包括：社会身份操作失败、大群体规模不完全标准化（24–41人）、实验运行数量有限（无法进行同质性统计检验）、缺乏可用的音频数据以及参与者动机可能偏低。总体而言，本研究作为探索性调查，为理解匿名情境中的人群集体决策机制提供了初步经验基础，并指出连接人群动力学与团队集体行为研究的重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