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tific Reports》：Understanding the leaky pipeline for female leadership in global health research i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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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占全球卫生人力的大多数，但在领导职位中的代表性仍然不足。尽管全球日益关注领导层的性别平等，关于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在德国仍缺乏证据。因此，研究人员采用定性研究设计（qualitative study design），调查了影响德国全球健康研究
女性占全球卫生人力的大多数，但在领导职位中的代表性仍然不足。尽管全球日益关注领导层的性别平等，关于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在德国仍缺乏证据。因此，研究人员采用定性研究设计（qualitative study design），调查了影响德国全球健康研究领域女性晋升领导职位的促进因素与障碍。研究人员于2024年6月在柏林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共有来自8所德国大学和机构的20名中高级女性研究人员参加，包括5场关于女性领导力促进因素与障碍的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 FGD），并辅以8次后续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 IDI）。研究采用库卡茨的内容结构化质性内容分析法（content-structuring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对数据进行分析，结合演绎与归纳编码，并将结果映射到女性全球健康（Women in Global Health, WGH）生态模型上。研究人员识别出影响女性晋升的五个相互关联的主题：性别社会化；个人素质，包括自信和主动性；工作场所条件，包括科层结构和支持性领导；部门特定挑战，包括固定期限合同和国际流动性；以及持续强化不平等的父权结构。研究结果表明，多个生态层面的相互关联因素共同塑造了德国全球健康研究领域女性获得领导职位的路径，凸显了采取更强有力的政策行动、有效实施配额制度、开展性别敏感的机构改革以及致力于改变更广泛社会性别规范的必要性。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女性约占全球卫生人力的70%，却仅持有该领域25%的领导职位。2018年至2022年间，全球健康领域董事会女性主席比例虽增长了12%，但2022年女性仍仅占这些职位的32%。女性全球健康（Women in Global Health, WGH）运动将这一持续存在的差距称为“XX悖论”。与之相关的“漏管效应”（leaky pipeline）指女性在学术和职业发展的连续阶段中比例不断下降的现象。在德国，2022年医学与健康科学专业新生中女性约占72%，但这一比例在随后的每个学术阶段持续下降，博士阶段降至60%，完成特许任教资格（habilitation）者中降至37%——特许任教资格是德国教授职位通常所需的高级博士后资质。在最高学术等级中，女性仅占W3和C4教授职位的18%，低于跨学科平均水平的25%。全球健康研究领域同样存在失衡：2018年德国75个教授职位中77%由男性担任。这些差距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SDG）5.5构成挑战，该目标呼吁女性充分有效参与各级决策并享有平等的领导机会。鉴于德国在全球健康领域的作用日益增强，解决女性潜力流失问题迫在眉睫。
既往提出的策略包括针对女性的领导力培训、女性榜样展示、导师计划和女性专业网络。虽然此类个人层面的支持有价值，但转变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对于创造有利环境和消除性别歧视至关重要。然而，关于这些障碍如何在德国全球健康研究领域体现和相互作用，现有证据仍有限。该领域兼具德国学术体系的结构性特征与全球健康研究的国际和跨文化要求，可能为女性职业发展带来独特挑战。本研究旨在：（1）识别德国全球健康研究领域女性晋升领导职位的障碍与促进因素；（2）提出加强其晋升的举措。
**二、研究设计与关键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探索性定性研究设计，以半结构化焦点小组讨论和个体深度访谈为数据收集手段，并基于标准化访谈提纲开展。研究嵌入2024年“封堵‘漏管效应’：推进全球健康研究领导层的性别平等”研讨会。2024年6月，在德国柏林举行研讨会，5场焦点小组讨论在研讨会首日并行开展，共有20名来自8所德国大学和机构的中高级女性研究人员参与；随后于2024年10月至11月进行了8次线上深度访谈。数据采用库卡茨的内容结构化质性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结合演绎与归纳编码，并映射至WGH生态模型。该模型改编自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学理论，将个体行为概念化为受人际、机构、社区和公共政策等多个相互作用层面的塑造。所有焦点小组讨论和深度访谈均进行录音并转录，德国转录文本经翻译后由双语作者审校。编码过程中，两名研究人员独立编码约20%的材料以减少主观判断，编码分歧通过团队讨论达成共识。
**三、主要研究发现**
分析确定了五个主主题和15个子主题：性别社会化、个人素质、工作环境、全球健康研究部门和父权结构。
**性别社会化（Gendered socialization）**。参与者描述了性别社会化作为歧视和系统性性别不平等的基本驱动力。研究表明，女孩获得的鼓励和认可少于男孩，教育环境中也存在性别偏见。社会对照顾工作的期望成为主要障碍，女性面临更大的家庭责任压力，这既导致歧视性雇佣实践，也增加了平衡家庭与职业的困难。工作场所中，女性被不成比例地分配行政或支持性的隐性劳动，这些工作无助于职业发展。参与者还指出，女性常承担团队中的情感支持角色，却得不到认可且挤占研究时间。
**个人素质（Personal qualities）**。参与者的描述表明，女性的沟通风格更趋于反思性和相对性，在专业环境中被视为劣势。由性别社会化塑造的领导行为，如支持性、共情性和协作性，在科层环境中被低估。相比于男性，女性更普遍地经历较低的自信心、更明显的自我怀疑和更强的冒充者综合征（imposter syndrome）。个人主动性被视为追求进一步培训和职业目标的有益因素。
**工作环境（Work environment）**。缺乏促进领导层性别平等的组织机制，尤其是透明的招聘流程，是重要障碍。职场氛围中的同伴支持有限和竞争性环境制约职业发展，对导师的依赖可能为权力滥用或性别歧视言论创造机会。专业网络对职业晋升至关重要，参与者强调需要建立女性自己的权力网络。性别配额被广泛视为提高女性领导代表性的有效工具，但机构承诺薄弱和实施不一致是主要障碍，且当前实施方式可能无意中增加女性的行政负担。
**全球健康研究部门（Global health research sector）**。固定期限合同限制女性获得领导相关专业知识的时间。科学产出被作为衡量学术成功的主要标准，而科学传播、教学和指导技能未获得足够认可。国际研究环境中的商务差旅对负有家庭责任的参与者构成重大挑战。文化上的性别平等差异削弱了女性在实地研究中的自主权和权威。拨款申请被描述为男性导向的，强调自信和自我推销的规范，为女性获取资金设置了障碍。
**父权结构（Patriarchal structures）**。参与者描述了根深蒂固的男性特权和“老男孩俱乐部”现象，即男性在非正式层面相互支持并影响人事决策。男性化的权力使用方式可能被包括女性领导在内的领导者所复制。多元化倡议中男性参与不足构成额外障碍。关于厌女症的报告包括与（潜在）怀孕或生育相关的歧视，以及女性能力受到质疑和男性同事及上级的性别歧视言论。部分参与者指出，性别障碍与其他社会和职业因素（如族裔、年龄、职业地位或阶级）交织，造成无法仅从性别角度理解的劣势经历。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德国全球健康研究领域的女性晋升领导职位面临多重障碍，这些障碍在个体、人际、机构、社区和公共政策层面相互作用。社会规范和性别角色深刻影响职场行为和决策。德国的公共政策在维持女性职场结构性障碍方面仍是决定性因素。育儿服务和育儿假安排未能充分满足实际需求，而税收和社保体系在财务上奖励单一主要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这通常强化了男性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格局。性别配额被认为是有效措施，但需要监督和谨慎实施；善意的平等措施可能无意中通过分配额外行政和代表任务而增加女性工作负担。
研究进一步揭示，性别化的照顾期望延伸至职场内部，而“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 指因成为母亲而遭受的职场歧视）可能在生育之前就已出现，育龄女性因担心未来怀孕而面临招聘或晋升前景受损。现有措施如弹性工作时间和远程工作不足以应对结构性障碍。仅训练女性适应现有规范，若规范本身未被挑战，则收效甚微。男性盟友参与和消除偏见培训是推进性别平等的有益策略。
不同于“玻璃天花板”的单一障碍隐喻，本研究证实女性在通往领导职位的道路上需要穿越由多重可见与不可见障碍构成的“迷宫”（labyrinth）。研究局限包括未收集出生时指定性别或性别认同信息，可能无法充分涵盖跨性别、非二元或性别多元研究者的经验；全部为女性的研究团队和参与者自愿参加性别平等主题研讨可能引入选择偏倚。
研究结论指出：德国全球健康研究领域的女性面临植根于父权结构、性别社会化和职场规范的巨大障碍。女性通过专业网络和个人主动性应对这些挑战，但仅靠个人策略是不够的。实现性别平等和充分发挥女性领导潜力，需要个体、人际、机构、社区和政治层面的协调行动，并关注交叉性。结构性干预措施，如设计良好且受监督的性别配额、性别敏感的晋升和资助政策，以及反歧视的机构实践，对于确保女性领导晋升不再是个体挣扎，而是从结构性核心加以解决并嵌入组织与社会体系之中，至关重要。未来研究应评估具体因素对职业发展的影响，开展跨国比较以识别有效措施，并采用交叉性视角纳入所有性别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