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营商环境与环境投资：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摘要：环境污染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直接相关，政府和企业在环境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本文利用 2019 年至 2024 年中国 A 股上市制造业公司的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reghdfe) 分析环境污染和营商环境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污染抑制企业环保投资，而营商环境的改善则促进此类投资。环境污染和营商环境通过行政监管和行政效率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环保投资。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对环境变化和营商环境变化的敏感度更高。东部地区企业对环境变化和营商环境变化均表现出显著反应，且环境污染对环保投资的抑制效应尤为显著。中部地区企业仅对环境污染表现出显著反应，而西部地区企业对营商环境优化的正向反应最强。因此，政府应通过多维途径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包括差异化环保政策和营商环境优化。

引言：环境污染是全球性问题，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空气、水和土壤污染日益威胁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 (Wu 等，2022)。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因污染过早死亡的人数达数百万，经济损失占全球 GDP 的相当大比例，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因此，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是全球政府和社区面临的关键挑战。作为主要的经济主体和污染源，企业的环保投资直接影响污染控制和绿色转型 (Ren 等，2022)。然而，由于环保投资成本高、见效慢、风险大且外部性强，企业往往缺乏承担此类责任的动力，导致投资低下和“市场失灵”。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污染控制，出台众多政策规范企业环保投资。从“十一五”规划中将节能减排设定为约束性指标，到实施新环保法、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和“双碳”目标，环境法规持续加强，监管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了多层次、全面的政策框架 (Huang 和 Lei，2021)。这些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增长，但仅靠政府强制手段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缺乏环保动力的问题。过于严格或不恰当的规定甚至可能增加企业的合规负担，挫伤其投资和创新热情，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在加强环境监管的同时，我们可以优化制度环境，建立兼顾激励与约束的长效机制，引导企业以灵活、市场化的方式主动承担环境责任，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稳定、可预测的营商环境促进市场公平，维持市场活力，并有助于经济实体的成长。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研发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企业主动进行环保投资 (Contractor 等，2020)。近年来，中国提升营商环境，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深化“简政放权”改革，旨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于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 (Iqbal 等，2020)。具体而言，高质量的营商环境可以通过简化行政审批、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加强法律与产权保护，增强企业对未来收益和投资信心的稳定预期，从而有效刺激其环保投资。同时，公平竞争的市场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产能，迫使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和污染控制，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转型 (Tan 和 Yan，2021)。

企业环保投资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关注。但现有文献报告的结论仍存在争议和不一致。基于不同理论和方法，我们可以将现有的解释归纳为三种主要观点。

首先，交易成本理论视角。源于科斯开创性的工作，主要探讨交易成本如何影响企业的环保投资。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 (1960) 提出，在零交易成本下，无论产权如何定义，市场交易都能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交易成本往往相当可观，如搜寻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执行合同成本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核心是政府工具使用时产生的制度负担。Williamson (1975) 认为，当交易涉及高度专用资产且不确定性高时，层级组织 (企业) 比市场更有效地削减交易成本。在环保投资中，污染治理设施往往具有强资产专用性和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North (1990) 从制度变迁的宏观视角出发，指出制度环境决定交易成本水平，进而影响经济绩效。他强调，正式制度 (如法律和产权) 和非正式制度 (如社会规范和习俗) 共同塑造了指导经济行为的框架。De Soto (1989) 通过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经济发现，过度监管和复杂审批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Djankov 等 (2002) 比较了 85 个国家的准入法规，发现过度监管导致更高的腐败和更大的非正规经济。这表明，在制度不完善且合同执行不确定性高的情况下，企业往往在管理合规、关系维护和违约风险预防等制度性交易成本上投入巨大，从而减少投资。Acemoglu 等 (2005) 通过跨国研究证实，制度质量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良好的产权保护、有效的执法和低腐败能降低交易成本，刺激长期投资。在环保方面，透明、稳定、可预测的政策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环保投资。反之，标准波动、执法不一和审批复杂会增加成本并抑制此类投资 (Rodrik 等，2004)。

其次，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波特假说作为一个关键理论，探讨了环境监管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联系。传统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这会增加合规成本，挤占生产性投资，并降低竞争力。Porter 和 van der Linde (1995) 反驳了这一观点，认为设计良好的环境规则能刺激创新，抵消合规成本，甚至提升竞争力。学者们通常将波特假说分为三种版本：弱、强和窄。弱版本认为适当的环境监管能刺激企业创新；强版本断言由此产生的创新收益完全抵消或超过合规成本，从而提升竞争力；窄版本主张基于市场的灵活工具比命令控制型监管更能刺激创新 (Jaffe 和 Palmer，1997)。在微观层面，该理论认为环境监管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影响企业环保投资：第一，创新补偿，即监管驱动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效率和发展清洁生产，降低单位环境成本；第二，信号效应，严格的监管向市场传递政府致力于环保的承诺 (Lanjouw 和 Mody，1996)。最后，还有竞争效应。环境监管改变了市场竞争格局，促使公司寻找环保方面的独特竞争优势。大量实证文献考察了环境监管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Rubashkina 等 (2015) 对 17 个欧洲制造业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环境监管强度与环保投资产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他们并未发现企业竞争力有明显提升。

最后，还有政府干预理论的观点。该理论关注公共政策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其中行政效率作为关键的调节因素。环境污染的外部性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正当性。当企业排污时，社会边际成本超过私人成本，导致资源帕累托配置的市场失灵。在此背景下，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以纠正市场失灵并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大量研究表明，行政效率直接影响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Djankov 等 (2002) 比较了 85 个国家的准入法规，发现低行政效率往往意味着复杂的审批和较高的腐败，从而抑制投资。Acemoglu 等 (2005) 通过国际研究表明，良好的治理促进企业长期投资。Johnstone 等 (2012) 发现，更严格的环境政策与更多的环境专利相伴而生，但这种联系取决于政府的执行能力。Weitzman (1974) 指出，在不确定条件下，行政效率决定政策工具的选择：高效政府偏好价格工具，低效政府则偏好命令控制型工具。政府干预对企业环保投资意愿的影响也因类型和行业而异。

从所有权来看，国有企业由于承担更多的政策负担和社会责任，往往感到更大的环保投资压力。然而，私营企业的环保投资决策更多受成本效益计算驱动 (Wang 和 Shen，2016)。同时，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与改善营商环境紧密相关。Lemos 和 Agrawal (2006) 表示，从宏观环境治理角度来看，高效的治理能削减制度性交易成本，创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Kettl (2004) 强调，新的环境治理要求政府提高协调能力和政策效率以应对复杂挑战。Liao 和 Shi (2018) 的研究表明，提高政府效率有助于改善环保设施和公共服务，为企业环保投资创造良好条件。然而，Yan 等 (2021) 揭示了政府干预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可能存在紧张关系。他们发现更严格的政策可能会削弱其社会合法性，暗示过度干预存在挤出效应。

尽管现有研究从多个角度探讨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因素，但仍存在差距。第一，大多数研究使用单一理论来识别驱动因素，缺乏整合交易成本、环境经济学和政府干预理论的框架。不同理论之间存在逻辑张力：交易成本理论指出制度成本对企业投资的抑制，环境经济学看到监管对创新的促进，而政府干预理论强调行政效率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将这些理论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企业环保投资分析框架还需要更多努力。第二，关于环境污染对企业绿色投资影响的研究结果各异。一些观点认为污染刺激投资（“压力驱动”理论），而另一些则认为其抑制投资（“成本挤出”理论）。研究结论的分歧可能源于对中介机制考虑不足，值得进一步探索。第三，关于营商环境与环保投资的关系，现有文献主要从宏观角度考察制度环境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较少关注行政监管和行政效率的中介作用。特别是，在环境污染压力和营商环境优化这两种情景下，行政监管和行政效率的机制可能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尚未得到充分阐明。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专注于构建一个综合分析框架，系统探讨环境污染、营商环境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并检验行政监管和行政效率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问题包括：第一，环境污染是否影响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以及影响方向如何？第二，营商环境优化能否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第三，行政监管和行政效率是否在环境污染、营商环境与环保投资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的面板数据，验证了环境污染、营商环境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行政监管和行政效率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

本研究做出三点边际贡献。第一，理论上，它发展了一个整合双路径框架，结合了交易成本理论、环境经济学和政府干预理论，从而解决了环保投资单视角解释的局限性。

第二，在机制方面，本文区分了行政规制和行政效率作为两个不同的传导渠道，揭示了它们在环境 Pollution、营商环境和环境投资关系中的不同中介作用：行政规制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行政效率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第三，在实证方面，本文利用2019年至2024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提供了跨所有制类型和地区异质性证据，表明非国有企业对环境污染和营商环境变化更为敏感，而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企业呈现出差异化的响应模式。综合而言，这些贡献阐明了环境压力和制度完善在何时、通过哪些渠道、对哪些企业影响环境投资。

**段落摘要**

**环境污染抑制企业环境投资行为**

企业环境投资是经济绿色转型的关键微观指标，反映了企业在污染控制和可持续性方面的承诺。然而，环境治理往往呈现"事后""被动"和"末端"控制的特征。政府通常只在不可逆的生态损害和社会成本发生后才会实施严格法规。这种被动应对方式导致企业面临突然且不确定的合规成本，使得主动绿色投资规划变得复杂。（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样本为2019年至2024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公司。数据主要来自以下渠道：企业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企业环境投资和行政规制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营商环境和行政效率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数据库。）

**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环境污染、营商环境、行政规制、行政效率以及企业统计特征（董事会规模、CEO两职合一、股权集中度和盈利能力）对企业环境投资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包含因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为了区分环境污染与营商……

**结论与政策建议**

环境污染对人类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政府和企业在治理中扮演关键角色。尽管全球聚焦于企业环境投资，但关于污染和营商环境影响的研究仍显不足。本文以2019年至2024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公司为样本，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环境经济学理论和政府干预理论，构建了综合分析……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编号23BGL255]；"天山英才"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育项目和新疆文化名家工程[编号2024QNYC045]支持。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杨梅：资源获取、项目管理、经费筹措。

孟令泽：论文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可视化、验证、监督、软件、方法论、调查研究、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思。

杨梅 | 孟令泽

新疆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乌鲁木齐，8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