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Global Women's Health》：“Nowhere to go”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of social workers' perspectives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Jorda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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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术语翻译（摘要部分）
背景： COVID-19大流行显著改变了全球许多人生活的社会经济层面，导致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 DV）风险增加。本研究旨在通过探索社会工作者对家庭暴力潜在成因的看法，以及大流行特有的社会经济和心理压力如何在约
专业术语翻译（摘要部分）
背景： COVID-19大流行显著改变了全球许多人生活的社会经济层面，导致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 DV）风险增加。本研究旨在通过探索社会工作者对家庭暴力潜在成因的看法，以及大流行特有的社会经济和心理压力如何在约旦背景下影响家庭暴力，来考察COVID-19大流行对约旦家庭暴力动态的影响。
方法： 质性研究，于2022年2月至7月在约旦安曼开展。研究人员通过20名在安曼市不同家庭与青少年保护中心（Family and Juvenile Protection centers, FJPD）工作的社会工作者进行个人深度访谈收集数据，以探索他们对新冠疫情期间针对女性暴力状况的看法。采用潜在内容分析（latent content analysis）对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 研究人员从叙述中识别出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为：COVID-19的恐惧和限制措施加剧了障碍，影响了受害者寻求和获得社会服务的途径。该主题建立在两个类别之上：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性“噤声”（social hushing），尤其在弱势女性群体中；以及受害者在暴露于病毒的风险与对施暴者的恐惧之间的矛盾心理。第二个主题为：COVID-19大流行及其限制措施给受害者、施暴者和社会工作者带来了巨大压力。该主题由四个类别构成：大流行期间家庭暴力发生率的增加；社会经济困难的加剧；受害者及其施暴者酒精和药物滥用的增加；以及社会工作者对隔离期间求助可及性的担忧。
结论： 在COVID-19危机期间，约旦的家庭暴力明显增加，这归因于多种因素，如与施暴者共处时间过长以及前往家庭保护部门面临的实际障碍。赋权女性并为受害者和施暴者提供心理社会支持，可以预防和减少家庭暴力的危害性影响。应实施数字化报告工具和社会工作者标准化远程咨询协议，以克服报告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实际和社会经济障碍。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自2019年12月COVID-19疫情暴发以来，全球超过200个国家受到影响。各国为遏制疫情传播采取了社交隔离、停课停工、旅行限制等措施，但这些措施在降低感染率的同时，也与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 DV）发生率的上升密切相关。大量DV受害者在疫情封锁期间被迫与施暴者共处一室，同时与外界联系被严重切断，陷入“最坏情形”。全球多国报告显示，封锁期间DV报告率上升30%–50%。在约旦，疫情期间DV事件较平时增加了40%以上，且失业和已婚女性成为暴力受害的高危预测因素。
尽管DV问题在疫情期间显著恶化，但现有研究存在明显不足：约旦多数DV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和在线自填问卷，往往只能捕捉表面数据，缺乏对更广泛系统性背景的理解。此外，直接访谈受害者面临严格的制度规程、伦理约束和安全风险。因此，本研究选择社会工作者作为关键知情人，利用其一线经验和机构管理视角，将个体受害者的叙述综合为更广泛的系统模式，弥补标准化调查可能遗漏的信息。研究以一般紧张理论（General Strain Theory, GST）为概念框架，探讨大流行特有的社会经济和心理压力如何在约旦背景下影响DV动态。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为质性研究，于2022年2月至7月在约旦安曼开展，覆盖安曼东部和西部的4个家庭与青少年保护中心（Family and Juvenile Protection Division, FJPD）。研究人员采用目的性抽样招募了20名关键知情人，包括15名一线社会工作者（8名女性、7名男性，年龄27–51岁）和5名FJPD中心管理者（1名女性、4名男性，年龄35–55岁）。其中15人拥有社会学学士学位并接受过心理社会咨询培训，5人拥有硕士学位。所有访谈以阿拉伯语进行，采用开放式问题，每次持续25–30分钟，由两名研究人员共同参与（一人主持访谈、一人记录）。出于安全和保密考虑，仅4次访谈进行了录音，其余访谈通过双研究者逐字记录和即时核对的方式确保数据准确性。数据采用潜在内容分析（latent content analysis）方法，由双语约旦研究人员独立进行双重编码，并采用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混合主题分析方法，以一般紧张理论为演绎框架指导解释过程。研究获得哈希姆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IRB）伦理批准。
三、研究结果
数据分析共提炼出两个主题，建立在六个类别之上。
主题一：COVID-19恐惧和限制措施加剧了障碍，影响了受害者寻求和获得社会服务的途径
类别A：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性“噤声”，尤其在弱势女性群体中。社会工作者反映，在阿拉伯社会中，女性在婚姻冲突中常处于弱势地位，尤其当丈夫是主要经济支柱时。许多女性因缺乏家庭支持而被迫留在施暴者身边，忍受伤害并保持沉默。受访者指出，“无处可去”是受害者的普遍困境——离开家庭意味着流落街头，而娘家往往不愿同时接纳她和孩子。社会文化压力要求女性以家庭完整和子女福祉为重，将暴力隐藏在“关上的门后”。离婚女性更因社会污名而忍受虐待，以保全自身名誉。
类别B：受害者在暴露于病毒的风险与对施暴者的恐惧之间的矛盾心理。封锁使受害者面临两难选择：留在施暴者身边，或外出面临感染病毒的风险。一名受害者表示“死于病毒比死于殴打更仁慈”。社会工作者描述这是一种流动的“危险等级”，受害者需要在家庭暴力的急性威胁与大流行不可预测的公共卫生危机之间权衡，这种权衡决定了她们是否愿意打破隔离寻求安全，结果往往是困在家中与施暴者共处。此外，弱势女性缺乏互联网和手机等数字资源，进一步限制了她们获取信息和寻求帮助的能力。
主题二：COVID-19大流行及其限制措施给受害者、施暴者和社会工作者带来了巨大压力
类别A：大流行期间家庭暴力发生率的增加。社会工作者观察到疫情期间报告暴力的电话和信息显著增加，女性是寻求FJPD服务的主要群体。20多岁年轻女性更易遭受暴力，因其在权力不平衡的关系中缺乏逃脱和理性决策能力。宵禁导致家庭成员被迫长时间共处，消除了物理距离这一保护缓冲，成为DV升级的直接催化剂。
类别B：社会经济困难的加剧。疫情导致失业和收入减少，丈夫因无法养家而产生挫败感。女性受害者因失去经济来源，离开施暴者变得更加困难。经济资源减少引发伴侣间关于有限资金分配的冲突，部分男性通过暴力行为来重获控制感。经济恶化和贫困加剧了性别不平等，成为家庭冲突的主要来源。
类别C：施暴者和受害者酒精与药物滥用的增加。隔离使人们无法从亲友处获得情感支持，恐惧和社会隔离的压力导致饮酒和药物滥用增加。这些不良应对机制降低了行为抑制，进而加剧了DV的发生。
类别D：社会工作者对隔离期间求助可及性的担忧。疫情影响了社会工作者提供常规咨询服务的能力，他们面临工作量激增和职业倦怠。部分社会工作者在自身感染风险与帮助受害者的责任感之间挣扎。封锁阻断了传统的实体安全网，迫使疲惫的社会工作者和绝望的受害者转向尚未成熟的数字保护服务——通过手机、911紧急电话和Facebook进行报告和响应。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COVID-19疫情并未创造新的行为模式，而是加剧了约旦社会中已有的脆弱性及其心理和经济影响。一般紧张理论（GST）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经济损失（目标达成失败）、社会支持和流动性丧失（积极刺激移除）以及被迫与施暴者共处（不良刺激呈现）三种压力源共同触发了负面情绪，增加了暴力行为的可能性。与西方灾害研究不同——报告通常仍是主要选择——本研究表明疫情“武器化”了已有的社会污名，在保守社会中，公共卫生危机不仅创造了新障碍，更放大了既有文化障碍。研究还发现，疫情期间DV案件数量增加但严重程度未显著上升。
研究建议采取多层次干预措施：开发数字化报告工具和伪装界面的静默举报应用程序；建立不依赖集中交通的社区安全庇护所；培训社会工作者使用加密平台的标准化远程咨询协议；同时应兼顾低技术、零资费的非互联网电话方案，并将数字接入点整合到社区药房、诊所和社区中心等可信实体空间。未来研究应聚焦受害者视角，开展纵向追踪研究，并比较城乡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