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Intercropping in the Merovingian period? Legume finds from Harestadkrysset, Norway, in their wider Scandinavian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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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为配合道路建设，挪威西南部哈雷斯塔德克吕塞特（Harestadkrysset）遗址的考古发掘揭露了不同时期的考古遗存，其中包括墨洛温时期（Merovingian period，570–793 AD）的房址。在这些房址中最大的一座，其墙沟（
2021–2022年，为配合道路建设，挪威西南部哈雷斯塔德克吕塞特（Harestadkrysset）遗址的考古发掘揭露了不同时期的考古遗存，其中包括墨洛温时期（Merovingian period，570–793 AD）的房址。在这些房址中最大的一座，其墙沟（wall ditch）和一个柱洞（posthole）中出土了炭化的大型豆科植物种子，初步鉴定为栽培豆类（cf. Vicia/Lathyrus/Pisum），其放射性碳测年结果为579–645 cal AD。这些种子无论在尺寸之大还是富集程度之高方面均属罕见：尽管野豌豆（vetches）在罗加兰郡（Rogaland）的野生/杂草种子组合中偶有单粒发现，但这是迄今中世纪（Medieval period）以前单座房址中出土豆科植物数量最多的一次。这表明豆科植物曾被栽培，其进入考古记录是采集和加工活动的结果。本文将这些发现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中，与罗加兰郡及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地区的豆科植物发现进行比较。该发现还与历史记载的农业实践（包括为改善土壤肥力而进行的燕麦与豌豆间作）进行了对比。这一发现可能代表了面对晚古小冰期（Late Antique Little Ice Age，LALIA）气候变化时当地的一种创新或农业实践变革，本文还将哈雷斯塔德克吕塞特的发现与挪威西南部该时期其他古植物学材料进行了比较。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公元536年，一次大规模火山喷发（可能发生在北美或冰岛）引发了尘埃幕事件，导致全球气温急剧下降。随后十年间的数次喷发以及太阳活动极小期进一步加剧并延长了这次降温，这一时期被称为晚古小冰期（Late Antique Little Ice Age，LALIA）。与此同时，始于公元542年的查士丁尼大瘟疫（Justinian Plague）导致南欧和中欧人口显著下降，并可能对斯堪的纳维亚产生了至少间接的社会影响。气候变化与瘟疫的叠加及其引发的社会和环境后果，通常被称为“6世纪危机”，甚至被认为是欧洲“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生存时期”。
在挪威，这一时期标志着民族大迁徙时期（Migration Period，400–570 AD）的结束和墨洛温时期（570–793 AD）的开始。在本文关注的罗加兰郡，许多至今仍可见于地表的废弃农庄均曾于罗马铁器时代（0–400 AD）和民族大迁徙时期有人居住。进入墨洛温时期后，聚落数量和遗物数量均出现下降，专门化陶器生产停止，精细金属加工也出现衰退。从气候数据和考古记录的变化可以推断，寒冷天气同样影响了农业，导致耕地生产力下降，牲畜（尤其是对寒冷和风敏感的牛）生存条件恶化，产奶量降低。作物歉收和农业减产进一步导致人口减少。在人口减少和气候不利的条件下，人群很可能通过调整耕作方式来适应，转而种植更耐寒的作物和采用劳动密集程度更低的实践。
此前的研究已表明，罗加兰郡总体上谷物遗存数量减少，其中燕麦（Avena sp.）的发现量下降，而有壳大麦（Hordeum vulgare L.）相对增多，野生坚果和浆果略有增加，黑麦（Secale cereale L.）偶有发现，可能属于试验性作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哈雷斯塔德克吕塞特遗址墨洛温时期房址中出土的豆科植物种子引起了研究人员的特别关注。
二、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研究人员对挪威西南部罗加兰郡兰德贝格市（Randaberg municipality）哈雷斯塔德克吕塞特遗址2021–2022年发掘材料中的炭化植物大遗存进行了分析。该遗址面积达18,593 m2，共记录和发掘了485个考古遗迹单位，年代从新石器时代（4000–1800 BC）延续至中世纪早期（1030–1200 AD），但大部分遗迹属于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青铜时代、前罗马铁器时代和墨洛温时期。在送测的60个放射性碳样品中，19%（11个样品）属于墨洛温时期，这在挪威西南部极为罕见。
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墨洛温时期房址中的植物大遗存密度总体较低，表明谷物剩余生产下降；第二，房址10（House 10）的墙沟和柱洞中出土了14粒大型豆科植物种子（cf. Vicia/Lathyrus/Pisum），其尺寸（直径约3–4 mm）明显大于该地区已知的野生豆科植物种子，直接测年结果为579–645 cal AD，这是中世纪以前斯堪的纳维亚单座房址中出土豆科植物数量最多的一次；第三，墨洛温时期的作物组合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包括燕麦比例上升、黑麦作为可能的试验性作物出现、亚麻（Linum usitatissimum L.）仅在部分房址中发现，以及野生坚果和浆果的利用增加；第四，这些豆科植物发现被解释为面对6世纪气候危机时当地农业创新的证据，可能与历史上记载的燕麦—豌豆间作实践（即当地品种“耶伦豌豆”（j?rerter）的栽培方式）存在渊源关系。
三、关键技术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浮选法（flotation）样品处理，使用Siraf型浮选机，轻组分收集于500 μm筛网，重组分收集于1 mm筛网并依次过4、2和1 mm筛；立体显微镜下进行植物遗存鉴定，使用Nikon SMZ-1500，放大倍数最高达112.5×，通过与已发表参考材料和现代参考标本比对进行物种鉴定；加速器质谱放射性碳测年（AMS radiocarbon dating），使用IntCal20校准曲线进行日历年代校正。样本来源为哈雷斯塔德克吕塞特遗址2021–2022年发掘的墨洛温时期房址（房址1和房址10）及火葬墓（墓2190）中的柱洞、墙沟、地板层和灰坑等遗迹。
四、研究结果
4.1 墨洛温时期遗迹样品分析结果
遗址中有两座建筑被可靠地确定为墨洛温时期：房址1和房址10。此外，一座火葬墓（墓2190）也属于该时期。
4.1.1 房址1
房址1位于遗址中部，其柱洞和灰坑中共采集17个样品。样品中植物大遗存密度极低，平均每升仅0.6粒可鉴定种子，多个柱洞样品未产出任何可鉴定的炭化种子。发现的作物包括燕麦（Avena sp.）谷粒和有壳大麦，其他遗存包括榛子（Corylus avellana L.）果壳碎片、黑莓（Rubus fruticosus agg.）、覆盆子（Rubus idaeus L.）、石南草（Danthonia decumbens）、三叶草（Trifolium sp.）、藜（Chenopodium album L.）、蓼（Persicaria sp.）和 corn spurrey（Spergula arvensis L.）等。
4.1.2 房址10
房址10位于遗址南部台地，共采集38个样品。柱洞样品中平均每升0.73粒，发现燕麦和小麦（Triticum sp.）谷粒及覆盆子、禾本科、苔草（Carex sp.）、毛茛（Ranunculus sp.）和三叶草种子，其中样品149中发现一粒大型豆科种子。地板层样品密度较高，每升4.64粒，包含榛子壳碎片、山楂（Crataegus monogyna Jacq.）、矮山茱萸（Cornus suecica L.）、黑莓、苔草、石南草、长叶车前（Plantago lanceolata L.）、毛茛、三叶草、蓼和 sheep's sorrel（Rumex acetosella L.）等。墙沟样品平均每升1.48粒，以放牧指示植物为主，但最重要的发现是4个样品中出土的13粒大型豆科植物碎片（cf. Vicia/Lathyrus/Pisum），直接测年结果为579–645 cal AD。此外还发现一粒亚麻种子。墙沟外部的烹饪坑中出土了包含大麦在内的谷物以及农田杂草和放牧指示植物。
4.1.3 墓2190
墓2190为火葬墓，位于遗址中部，距房址1以东约25 m。墓内除烧骨外还出土了琥珀珠、骨梳、纺轮和铁器及铜合金器残片。墓填土中的大麦谷粒测年为约595–649 cal AD。两个样品平均每升近198粒可鉴定种子，远高于房址中的密度。谷物以大麦为主，共34粒大麦、28粒未鉴定谷物和104粒谷物碎片。组合以农田杂草为主，其中藜占全部1,343粒可鉴定种子的58%，另有 hemp-nettle（Galeopsis sp.）、蓼、荞麦蔓（Fallopia convolvulus）和繁缕（Stellaria media）等。研究人员指出，藜的叶和种子在挪威传统上曾于饥荒时期食用，因此该组合可能代表食物祭品而非作物加工废料。
4.2 哈雷斯塔德克吕塞特墨洛温遗迹与其他时期的比较
墨洛温时期房址样品的平均密度为每升1.48粒可鉴定大遗存，远低于全遗址平均值（每升12.07粒）和前罗马铁器时代房址（每升28.78粒）。房址10中出土的最大谷物数量为13粒，不到前罗马铁器时代最小组合的四分之一，更被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青铜时代房址中超过1,000粒大麦的发现所压倒。同时，墨洛温时期的作物组合呈现多样化：有壳大麦仍然常见，但燕麦占比上升，小麦罕见但存在，栽培豆科植物仅见于房址10，亚麻仅见于房址10和房址7。森林和林地植物（包括榛子和浆果等采集食物）以及放牧指示植物的比例均有所增加。
五、讨论部分总结
讨论部分首先论证了哈雷斯塔德克吕塞特豆科植物为栽培种的可能性。虽然这些种子因保存状况差（缺乏种皮，种脐部分或完全缺失）而无法精确鉴定到属种，但其尺寸明显大于该地区已知的野生 Vicia/Lathyrus 种子，也大于挪威传统用作饲料的野豌豆（如 Vicia cracca L.）的种子。唯一能产生类似尺寸种子的本地野生种为海滨山黧豆（Lathyrus japonicus Willd.）和豌豆野豌豆（Vicia pisiformis L.），但前者生长于沙质和石质海滩，后者仅偶见于挪威东部且非罗加兰郡本地种，因此无论属于哪个种，都几乎必然源于栽培。
研究人员将豆科植物发现置于斯堪的纳维亚更广泛的背景中。在瑞典，通过战略环境考古数据库（SEAD）检索显示50个遗址有 Vicia 和 Pisum 发现，其中39个遗址的发现量不超过5粒，最大的发现来自布胡斯伦（Bohusl?n）的斯瓦特堡（Svarteborg），年代为晚期青铜时代或前罗马铁器时代，共126粒。丹麦最早的蚕豆（Vicia faba L.）发现也来自前罗马铁器时代，墨洛温时期的里伯（Ribe）也有报道。在挪威西部，学界通常认为豆科植物直到中世纪才成为农业体系的一部分，但罗加兰郡已有更早的证据：桑内斯（Sandnes）斯托卡（Stokka）遗址前罗马铁器时代墓葬石堆中的陶片表面发现了一粒豌豆印痕，尺寸大于本地野生豆科植物但略小于现代栽培豌豆；此外，哈雷斯塔德克吕塞特以南约30 km的南布劳特（S?r Braut）遗址也发现了可能属于墨洛温时期的栽培豆科植物。
讨论还联系了历史文献和民族植物学资料。1274年的《马格努斯·拉加博特斯土地法》（Magnus Lagab?tes landslov）规定了对盗窃园中蔬果（包括豌豆和豆类）的处罚；1277年豌豆被纳入挪威什一税的计算范围；1400年的《挪威外交文书》（Diplomatarium Norvegicum）中记载了请求将豌豆和豆类送往松姆勒（Sunnm?re）博尔贡（Borgund）播种的记录。在耶伦（J?ren）地区，当地至今仍保留一种名为“耶伦豌豆”（j?rerter）的本地豌豆品种，传统上与燕麦间作栽培，农民认为豌豆虽以燕麦为攀爬支撑并造成一定遮荫，但这种方式能同时获得良好的燕麦和豌豆收成，且豆科植物有助于肥田。这一间作实践从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机械化收割和廉价人工肥料的引入而消亡。有学者提出斯托卡遗址的豌豆印痕可能即属于“耶伦豌豆”，若如此，该品种的栽培历史可追溯至2,000年前。
在农业适应方面，讨论引用了萨拉·韦斯特林（Sara Westling）的博士研究：罗加兰郡大麦占谷物90%以上的遗址更可能延续至维京时代，而燕麦占40%以上的遗址最可能在墨洛温时期被废弃。韦斯特林认为，成功的遗址表现出对畜牧业的更大依赖。霍夫-苏尔伯（Hove-S?rb?）遗址出土的大量炭化黑麦提供了挪威最早的本地黑麦栽培证据，可能是在气候压力下试验新作物的结果。韦斯特林还认为，挪威最大的史前聚落福桑（Forsand）在墨洛温时期被废弃，原因在于其谷物无法自给自足且严重依赖贸易。相比之下，霍夫-苏尔伯和哈雷斯塔德克吕塞特等延续至墨洛温时期及以后的聚落中，黑麦和豆科植物的不寻常发现可被视为应对变化条件的适应性尝试。
六、研究结论翻译
本文呈现了挪威西南部哈雷斯塔德克吕塞特遗址墨洛温时期豆科植物（cf. Vicia/Lathyrus/Pisum）存在的证据。这些发现本身因保存状况太差而无法精确鉴定，但其尺寸和相对于该地区其他遗址的出现频率强烈表明栽培豆科植物的种植。哈雷斯塔德克吕塞特的古植物学证据还支持铁器时代晚期谷物剩余生产减少和饮食多样化的趋势，研究人员认为这很可能源于公元6世纪的气候和人口衰退。这些豆科植物发现还与当地豌豆品种“耶伦豌豆”（j?rerter）相关联，该品种传统上与燕麦等谷物间作栽培。
我们无法确定这一豌豆品种或间作传统能否追溯至墨洛温时期或更早。然而，通过审视哈雷斯塔德克吕塞特及其他遗址的豆科植物考古发现、当地的间作传统以及6世纪危机带来的各种环境挑战，我们可以开始讲述一个地方性农业创新的故事。我们已知罗加兰郡的农业和饮食在墨洛温时期及其后发生了显著变化：有壳大麦和燕麦确立为该地区的主粮作物，对野生资源的依赖增加，以及早期大型谷物剩余生产的终结，这些模式延续至维京时代和中世纪。这一模式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该地区乃至更广泛的区域，只能通过进一步研究来确定。研究人员希望本文能提高铁器时代挪威西部潜在栽培豆科植物发现的关注度，并为其他研究者调查更广泛北欧地区的非谷物作物栽培提供参考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