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Mental Health》：Psycho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shaping substance use and internet fraud among Nigerian you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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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数字技术的迅速扩展为青少年引入了新的社会心理风险，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在尼日利亚，青少年精神活性物质（psychoactive substances）使用率上升与网络诈骗（“Yahoo-Yahoo”）日益普遍并存，引发了对二者相互交织的社会、心理与文化
背景：数字技术的迅速扩展为青少年引入了新的社会心理风险，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在尼日利亚，青少年精神活性物质（psychoactive substances）使用率上升与网络诈骗（“Yahoo-Yahoo”）日益普遍并存，引发了对二者相互交织的社会、心理与文化驱动因素的关注。目的：本研究探讨了尼日利亚青少年精神活性物质使用与参与网络诈骗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塑造这一关联的社会、经济、心理与文化背景。方法：采用质性研究设计，在尼日利亚西南部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的物质相关精神与行为障碍治疗单元开展4场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s, FGDs），共纳入22名年轻成人。部分参与者报告直接或间接参与网络诈骗。数据采用Braun和Clarke框架进行主题分析。结果：研究发现，物质使用与网络诈骗之间存在复杂、双向的关系，并受到同伴影响、经济边缘化、道德常态化以及文化嵌入的成功期望等因素的中介作用。精神活性物质被认为可在诈骗活动中促进情绪应对、增强自信和耐力，而网络诈骗所得往往又维持持续的物质使用。尽管社会接受程度各异，参与者仍报告存在内疚、心理困扰及显著的精神健康风险。结论：尼日利亚青少年精神活性物质使用与网络诈骗更多并非孤立的越轨行为，而是在结构性不平等背景下的适应不良应对策略。迫切需要采取综合性、以青少年为中心的干预措施，以应对精神健康、家庭动态和经济机会等问题。
尼日利亚青少年精神活性物质使用与网络诈骗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动力：一项质性研究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数字技术的快速扩展深刻改变了全球青少年的社会与经济面貌，在创造学习、连接和创造机会的同时，也催生了网络犯罪等危害行为，并与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等公共卫生问题日益交织。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一趋同尤为突出：青年群体面临结构性劣势、有限的经济机会以及快速演变的数字亚文化。尼日利亚作为非洲最大经济体及人口最多的黑人国家，3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70%以上，正同时面临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率上升与本地称为“Yahoo-Yahoo”的网络诈骗在青少年中蔓延的双重挑战。既有文献显示，尼日利亚大学生精神活性物质终生使用率高达86%，区域流行率分别为酒精44%、曲马多30%、大麻6%–16%、可待因11%；合成大麻素（如“Wiz”“Black Mamba”“Colorado”）及卡西酮类新型精神活性物质（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NPS）亦构成严重威胁。然而，过去研究多将物质使用与网络诈骗分别记录，鲜有从亲历者视角质性探讨二者的交集。因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三个问题：青少年如何感知精神活性物质在促进或维持网络诈骗参与中的作用；哪些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因素塑造物质使用与诈骗参与的关系；文化叙事和社区回应如何影响二者的互惠动力。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质性探索性设计，依托生物心理社会模型、Merton紧张理论（Strain Theory）与Sutherland差别交往理论（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作为概念框架。研究在尼日利亚西南部埃基蒂州大学教学医院的精神与行为障碍物质使用管理单元开展，研究对象为因物质相关障碍接受治疗的住院和门诊患者，且对网络诈骗活动具有直接或间接知识。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通过临床记录及临床团队对既往自发披露的识别，最终纳入22名参与者（男性17人，女性5人），年龄18至47岁（均值25.36岁，标准差6.53），其中17人接受过高等教育，5人接受过中等教育；18人来自一夫一妻制家庭，4人来自一夫多妻制家庭。研究人员共开展4场焦点小组讨论，每组4至6人，按年龄和性别分层，其中一组以女性为主以探讨性别动态。讨论采用半结构化主题指南，涵盖同伴影响、经济压力、物质使用模式、网络诈骗经历、文化回应及二者关系等。数据以英语进行，每场持续60至90分钟，全程录音并辅以现场笔记。第四组讨论确认主题饱和，未出现新的实质性主题。数据分析采用Braun和Clarke六步主题分析框架，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进行逐行开放式编码，经团队协商形成编码框架，并通过多轮讨论与外部研究者评审来验证主题。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主题分析共提炼出八个核心主题。第一，社会环境与同伴影响：同伴影响是所有焦点小组中最一致被提及的物质使用和诈骗参与动机，青少年为获得接纳、避免排斥或模仿同伴的成功而采纳这些行为，物质收益与归属感压过风险考量。第二，经济压力与抱负不满：经济困难被广泛视为根本性原因，男性参与者尤其面临养家糊口的文化期望，教育、勤奋等常规途径的失败使诈骗行为在部分参与者眼中获得合理化。第三，物质使用模式与感知效用：参与者报告使用大麻、曲马多、可待因、酒精及合成大麻素等，其功能可分为娱乐、情绪应对和表现增强三类，例如“吸Colorado以在Yahoo时保持清醒”。第四，常态化、合理化与社区回应：这些行为在许多社区不再被视为越轨，而被奉为可行的生存策略，社交媒体和“大男孩”炫富强化了这种常态化；参与者还通过“不是持枪抢劫”等比较表达道德相对主义。第五，父母与家庭影响：家庭反应包括不知情纵容、主动共谋以及寻求传统巫医（babalawos）“加固”以助诈骗成功，同时专断惩罚式养育导致隐瞒和叛逆。第六，性别角色与文化期望：男性更直接参与诈骗和毒品，女性多为间接参与或通过恋爱关系获益，“男性必须 hustle 否则不算男人”的观念驱动行为。第七，毒品与诈骗关系的分歧与重叠：存在功能性联结（物质直接助诈）、独立性（两者并存但无直接关联）及双向强化三种模式，并非所有诈骗者都使用物质，也并非所有使用者都参与诈骗。第八，心理后果与道德冲突：尽管行为被常态化，参与者仍报告内疚、抑郁、睡眠障碍、对受害者的侵入性想法及难以建立信任关系，部分人在诈骗失败后出现暴力行为；参与者还主动提出经济赋权、育儿培训、娱乐职业项目、心理健康支持和信仰道德重建等建议。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物质使用与网络诈骗并非孤立的越轨行为，而是结构性不平等、同伴社会化和文化矛盾交织下的适应不良应对。研究揭示了二者关系的情境依赖性，挑战了将物质使用简单视为诈骗原因或结果的叙事。同时，参与者经历的外部接纳与内部道德困境并存，表明即使身处越轨亚文化，个体仍保有道德意识并承受心理痛苦。社区共谋现象——父母和长辈受益于或默许非法收入——以及传统信仰实践，反映了文化系统同时禁止与纵容的矛盾，这种模糊性可能比明确谴责或认可对青少年行为更具影响。研究在理论层面验证并扩展了三个框架：生物心理社会模型解释了生物、心理与社会因素的动态互动；紧张理论揭示了文化目标与合法手段之间的结构性脱节，并扩展了集体适应与亚文化创新的维度；差别交往理论则强调同伴互动及社交媒体等中介渠道在传递技术、动机和合理化定义中的作用。政策与实践方面，研究建议优先实施经济赋权、就业创造、技能培训；加强NPS监管；临床评估应筛查创伤、同伴动力、经济压力和文化影响；团体干预和替代性同伴空间有助于重塑规范；家庭项目需兼顾情感连接、沟通与价值观传递。研究优势在于质性设计深入探讨亲历经验，局限包括单一临床机构样本的限制、临床环境可能影响叙述、社会期望偏差等。结论明确指出，尼日利亚青少年物质使用与网络诈骗是结构性不平等、同伴社会化和文化矛盾下的相互关联的适应不良反应，二者关系因人、因情境而异，不能用简单因果解释；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物质成功，参与者仍报告显著心理困扰，揭示了隐藏的人文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