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Climate Change》：Public support for novel carbon removal hinges on procedural and distributive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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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移除（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正日益被视为全球气候政策的核心支柱之一，与快速减排需求并行。然而，如何以公平且具有社会合法性的方式扩大碳移除规模，引发了紧迫的治理问题。研究人员利用在六个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国家开展的基于情景
二氧化碳移除（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正日益被视为全球气候政策的核心支柱之一，与快速减排需求并行。然而，如何以公平且具有社会合法性的方式扩大碳移除规模，引发了紧迫的治理问题。研究人员利用在六个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国家开展的基于情景实验的全国代表性调查（总样本量N=10,852，覆盖巴西、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意大利、挪威和英国），检验了新型碳移除方法的不同实施模式在多元社会政治背景下能否获得公众支持。研究发现，公众支持取决于程序公正（procedural fairness）与分配公正（distributive fairness）：将规划过程向公众和专家审查开放、利益共享以及非营利性安排，在所有国家和技术类型中均持续提升了公众对碳移除的支持度。受访者不愿以此类公正考量换取技术性能。在扩大新型碳移除方法规模时，公正的治理与实施对于确保公众支持至关重要。
论文解读：程序公正与分配公正如何塑造公众对新型碳移除技术的支持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正逐渐形成“减排+移除”的双轮驱动格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表明，仅靠深度脱碳难以实现《巴黎协定》温控目标，二氧化碳移除（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必须发挥补充性作用。然而，当碳移除技术从实验室和试点阶段迈向规模化部署时，一系列涉及社会公正的问题随之浮现：谁承担成本、谁享受收益、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责任如何分配、项目实施如何反映当地社区的需求与价值观，并最终赢得公众支持。
尽管公众支持并非项目落地的绝对前提——历史上美国二氧化碳管道网络和海底通信电缆的建设并未依赖广泛的公众首肯——但公众反对确实可以显著延缓甚至搁置基础设施项目。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经验反复表明，公众接受度贯穿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政策制定者与监管机构的社会政治接受度、投资者与企业的市场接受度、以及当地居民的社区接受度。早期迹象也警示了碳移除领域的潜在冲突：英国和加拿大的海洋碳移除实验、冰岛Coda Terminal地质封存终端均遭遇过公众质疑。
然而，现有关于碳移除公众感知的研究仍存在显著缺口。大量文献聚焦于个体态度、信念和人口学特征如何塑造认知，发现支持度因技术类型而异，“自然”属性较强的造林获得更高支持，而“工程”属性的直接空气碳捕集与封存（direct air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DACCS）、生物能源碳捕集与封存（bioenergy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BECCS）和增强岩石风化（enhanced rock weathering, ERW）面临更多审视。质性研究揭示了公众对土地使用冲突、能源成本、矿物开采负担等具体权衡的担忧，但量化研究多局限于少数全球北方国家和少数碳移除方法。更为关键的是，公众对碳移除方法的熟悉度普遍较低，在这种低信息情境下，公众的判断可能更多依赖启发式线索、对其他技术的类比，以及更宏观的信任与公正感知，而非对技术细节的理解。关于实施模式如何影响公众支持、公正考量与技术设计特征之间如何交互，学界仍缺乏系统的跨国量化证据。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为填补上述空白，研究人员在六个政治体制、政治经济和地理背景差异显著的国家——巴西、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意大利、挪威和英国——开展了多因素情景实验（vignette experiment）。调查由专业数据公司Norstat Denmark于2025年6月23日至7月21日期间执行，通过各国在线样本库招募18至75岁的受访者，采用年龄、性别、教育和地理区域的配额控制以确保全国代表性，最终获得10,852份有效样本。受访者首先被分配至DACCS、BECCS或ERW三种技术之一，随后逐一评估该技术下的五个不同项目实施情景（共36种情景）。情景围绕四个社会技术属性随机组合：实施主体（企业或地方政府）、决策过程（不咨询、咨询当地居民或咨询科学专家）、利润分配（企业私有利润、利润部分再分配或非营利公共服务模式）和碳移除规模（小、中、大）。研究人员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ordinary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估计平均边际成分效应（average marginal component effects, AMCE），并以个体层面聚类标准误进行推断，以评估各属性对公众支持的影响。
三、研究结果
（一）不同新型碳移除技术获得相似水平的初步支持
基于受访者对全部情景的评估，三种碳移除技术在各国获得的平均支持分数介于5.12至7.35之间（标准差2.44至2.88），总体呈现初步支持态势。在欧洲国家中，DACCS的支持度显著低于BECCS和ERW；而在非欧洲国家，技术间的支持差异总体较小。巴西受访者对BECCS的支持显著高于DACCS和ERW，沙特阿拉伯受访者对BECCS的支持显著高于ERW，马来西亚则未呈现显著的技术间差异。跨国比较识别出两种特征：巴西、沙特阿拉伯和马来西亚呈现较高支持水平，而欧洲国家支持更为温和且反对比例更高，其中挪威受访者的支持水平最低。
（二）程序公正与分配公正提升公众对碳移除的支持
平均边际成分效应分析显示，在所有国家中，程序公正对公众支持的影响最为强劲。与完全不征询意见的基线相比，将决策过程向当地居民或科学专家开放，可使支持分数提升约1.0至1.7分（1-10分量表）。居民咨询与专家咨询之间的效应差异不显著。分配公正是第二重要的驱动因素：相较于企业独占利润，向当地社区直接再分配收益可提升支持约0.50至1.25分，非营利式公共服务安排也能显著提升支持，但在沙特阿拉伯的效应相对较小。碳移除规模对支持亦有影响，二氧化碳移除量越大支持越高，该效应在沙特阿拉伯最为突出。实施主体属性（企业或地方政府）的影响总体较小，仅在英国呈现显著的企业减分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对“后院”碳移除项目持反对态度的受访者，对治理和技术属性的回应与支持者类似甚至更强烈，表明反对者并非一刀切地拒绝碳移除，而是对项目实施方式高度敏感。
（三）高碳移除能力无法弥补公正缺失
通过纳入碳移除规模与决策过程、利润分配属性的交互项，研究人员检验了技术性能与公正考量之间的替代关系。结果显示，高移除能力无法补偿咨询缺位或利润私有化带来的支持损失；反之，良好的公正治理也无法弥补移除能力不足。技术有效性和公正治理对公众支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独立，这意味着碳移除项目若要赢得公众支持，必须在技术设计和社会治理两个维度同步发力。
（四）公众期待地方社区的积极参与，欧洲国家尤为突出
问卷调查进一步考察了公众对不同程度公众参与的看法。在英国、意大利和挪威，约43%至44%的受访者认为将决策权赋予地方社区是许可碳移除项目最公正的方案；即使在沙特阿拉伯和马来西亚，这一比例也达到36%和34%。仅2%至9%的受访者认为完全不涉及地方社区是公正的。公众普遍表达了对参与决策的明确偏好，且这种偏好贯穿项目许可、选址和利润分配等各类决策环节，尽管对利润分配决策的直接参与意愿略低。
（五）个体特征与态度的影响
多层次模型显示，个体特征解释了各国支持差异的37%至52%。风险感知、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对相关行动者的信任和技术乐观主义是与支持最为密切相关的因素，这与既有研究一致。人口学特征虽有影响，但效应较小且跨国一致性较弱。令人关注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左-右光谱和经济自由主义）与支持度的关联近乎为零，表明新型碳移除尚未像一般气候变化议题那样被政治极化所裹挟，这可能反映了公众对碳移除的低熟悉度以及判断更多依赖于风险、效能和信任感知而非政治世界观。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强调，本研究结果需要在公众对碳移除低熟悉度、各国碳移除产业尚处萌芽阶段的背景下加以解读。能源技术的历史经验表明，随着实际部署推进、权衡取舍和分配影响变得具体，争议和极化可能加剧，当前观察到的相对非极化状态可能反映的是技术的新颖性而非稳定的共识。碳移除治理将不可避免地与既有政策工具发生适配或改造，生物燃料争议可能外溢至BECCS讨论，碳捕集与封存的监管先例、页岩气水力压裂和核废料处置的争论也可能塑造公众对涉及地质封存的碳移除方法的认知。历史性的不公正经验——如采掘和污染产业对特定社区的伤害——同样可能通过“历史溢出效应”影响公众态度。
研究为碳移除的治理与部署提供了四点核心启示：第一，通过向公众和专家开放决策过程来促进程序公正，能够持续提升公众支持，这为面向具体地点和情境的公众参与形式探索留出了空间，同时应辅以在行业和政府行动者中建立和修复信任的社会政治措施。第二，追求分配公正和非营利安排能获得更高支持，公众对利润共享和非营利模式的偏好表明，社会对超越私营部门主导的碳移除替代方案持开放态度。第三，公众不愿以公正考量换取技术性能，这凸显了碳移除部署需要社会技术整合视角和跨学科协作。第四，加速部署以弥合碳移除缺口的紧迫性与保障程序公正之间存在张力。项目层面和开发者主导的公众参与未必能确保公正负责任地部署，政策制定者应考虑超越单个项目的区域层面和系统性参与，将参与时机前置至规划阶段而非实施阶段。非营利偏好的凸显也反映出公众对私营公司信任度持续偏低，这对发展商业模式和筹集规模化部署所需投资构成挑战。总体而言，这些张力要求以审慎的态度估算碳移除的未来规模和速度，避免以未来移除的承诺为代价牺牲当下的减排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