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力损失与助听器使用污名对成人康复行为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横断面研究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Stigma of hearing loss and the use of hearing aids among adults with hearing los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摘要 目的：本研究探讨沙特阿拉伯成人中与听力损失（hearing loss, HL）及助听器（hearing aids, HAs）使用相关的污名现象，考察听力损失污名（hearing loss stigma, HLS）与助听器污名（hearing aids stigma, HAsS）的流行率及其与助听器使用和特定人口学特征之间的关联。 方法：研究对403名自我报告存在听力损失的成人开展横断面调查。研究人员通过便利抽样方式发放在线问卷，问卷包含经验证的工具，用于评估HLS、HAsS以及与听力损失相关的个人困扰/不足感（personal distress/inadequacy, PDI）。 结果：分别有50.12%和82.93%的参与者报告存在高水平的HLS和HAsS。较高的HLS水平与助听器使用、较低教育程度、未婚状态、较低收入、更严重的自我报告听力损失程度及更长的听力损失病程显著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年龄较大且收入较低的个体报告的污名水平最高。在医学上被建议使用助听器的参与者中，较高的HAsS与较低的助听器使用几率相关，而在调整其他模型协变量后，较高的HLS与较高的使用几率相关。HLS还与个人困扰和不足感密切相关。 结论：研究样本中观察到高水平的HLS和HAsS，凸显污名是重要的心理社会关切。HLS和HAsS与助听器使用呈现不同的关联模式，其中较高的HAsS与较低的使用几率相关，而较高的HLS与较高的使用几率相关。这些发现强调了在听力保健中解决污名问题的潜在重要性，并支持进一步研究在沙特背景下应对HL和HA相关污名的干预策略。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听力损失（hearing loss, HL）对个体的沟通能力产生广泛而深远的负面影响，常导致社会隔离、不足感、抑郁、焦虑及其他不良健康结局，同时显著影响就业机会。尽管HL的程度直接影响沟通能力，但康复效果同样受个人因素（如沟通需求、既往经验、人格、自我认知和应对策略）及社会因素（如家庭、同伴和社区支持）的塑造。助听器（hearing aids, HAs）是为HL个体提供听力与沟通支持的重要辅助技术，然而与HL和HA使用相关的污名可能阻碍个体承认听力困难、寻求专业帮助并参与适当的康复。近期证据进一步表明，个体可能通过隐瞒听力困难或HA使用来应对污名，而否认HL往往延误医疗服务的获取。在沙特阿拉伯，老年人口目前仅占总人口的3.5%，但人口预测显示2030年后老年人口将显著增长，因此早期减少HL污名不仅对改善当前HL个体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也为这一人口结构转变做好准备。然而，沙特背景下HL和HA相关污名的本地化证据仍然有限，现有沙特研究主要关注听力健康意识而非污名。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索沙特阿拉伯成人中与HL相关的污名、考察对HA使用的污名态度，并识别与两类污名相关的人口学和个人因素。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于2022年9月至2023年4月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研究对象为403名自我报告HL的沙特阿拉伯居民（18岁及以上），通过便利抽样方式经由在线问卷平台招募，问卷通过X、WhatsApp、Telegram和电子邮件等渠道传播。样本量基于95%置信水平和5%误差范围计算，最低要求385名参与者，最终纳入403份有效问卷。研究采用阿拉伯语版听力康复态度问卷（Hearing Attitudes in Rehabilitation Questionnaire, HARQ）中的四个分量表：个人困扰/不足感（PDI）、听力损失污名（HLS）、助听器污名（HAsS）和被评估压力。该问卷经正向-反向翻译法进行跨文化改编，并由五名专家小组审查，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Cronbach's α介于0.88至0.94之间）。统计分析方法包括卡方检验、Fisher精确检验、多元线性回归、多元二元逻辑回归、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双因素方差分析及Tukey HSD事后检验。

三、研究结果

3.1 参与者与听力损失特征

研究样本共403人，男女比例接近1:1，约半数参与者已婚。年龄分布显示40%的参与者处于18–40岁区间，仅13%为61岁及以上。地理分布上，中部地区占比最高（46.15%），其次是西部地区（22.83%）。教育程度方面，约四分之一（27.79%）为高中及以下学历，大多数（59.06%）持有学士学位。收入分布中，12.9%月收入低于5,000沙特里亚尔（SAR），38.71%收入在5,000–10,000 SAR之间。听力特征方面，77.67%报告感觉神经性听力损失（sensorineural HL），91.81%报告双耳受累，52.36%报告重度至极重度HL。病程方面，39.7%在近5年内确诊，30.52%确诊10年以上。89.08%的参与者报告有医学上的助听器使用指征，实际使用率为78.91%。

3.2 听力损失污名与助听器污名的流行率

研究结果显示，82.93%的参与者报告高水平的HAsS，仅9.76%报告低水平。具体污名信念包括：40.94%认为佩戴助听器会让自己显得愚蠢，50.62%认为佩戴助听器令人尴尬，47.89%认为助听器会让自己感觉衰老，59.55%担心他人会因自己佩戴助听器而改变互动方式。在HLS方面，50.12%的参与者报告高水平污名，55.09%报告在经历听力困难时感到被他人忽视，53.60%认为他人觉得与自己交谈费力，46.65%感到有人因自己的听力困难而回避自己。

3.3 医学指征下助听器使用的预测

在医学上被建议使用助听器的参与者中（n=359），11.42%未使用助听器。多元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年龄与助听器使用显著相关，50岁及以下参与者使用助听器的几率比老年人低72% [OR = 0.28, 95% CI (0.10, 0.77)]。较高的HAsS与设备使用率显著降低相关，HAsS每增加1个单位，设备采用可能性降低24% [OR = 0.76, 95% CI (0.67, 0.87)]。相反，较高的HLS与助听器使用正相关，HLS每增加1个单位，设备采用几率增加56% [OR = 1.56, 95% CI (1.30, 1.87)]。

3.4 听力损失污名与个人困扰的预测因素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显示，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HL严重程度和HL病程均可显著预测HLS（F = 15.85, p < 0.01, R2 = 0.19），其中HL病程（标准化β = 0.20）和年龄（标准化β = 0.14）影响最大。在预测PDI的模型中，仅HLS与PDI显著相关（β = 0.85, p < 0.01），模型解释83%的PDI变异，而HAsS和HL程度并非显著预测因子。

3.5 听力损失类型与污名及助听器使用的关系

自我报告的HL类型与HA使用和HLS均显著相关（Fisher精确检验p < 0.01）。报告传导性HL的参与者中90.91%未使用助听器，而感觉神经性HL参与者中89.46%使用助听器。传导性HL参与者中无一人报告高水平HLS，而59.74%的感觉神经性HL参与者报告高水平HLS。

3.6 收入与年龄对污名的交互作用

双因素方差分析揭示了年龄组与收入水平对HLS的显著交互作用（B = ?0.56, p = 0.002）。Tukey HSD事后检验显示，低收入（≤10,000 SAR/月）的老年人（>50岁）报告的HLS显著高于其他所有亚组（M = 13.34），而高收入老年人（M = 10.27）、低收入年轻人（M = 11.01）和高收入年轻人（M = 10.17）之间无显著差异。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HLS和HAsS在沙特阿拉伯HL成人中高度流行，凸显污名作为重要心理社会关切的地位。年龄和HL病程是HLS的最强预测因子，这与既往认为年轻人感知更多污名的研究形成对比，可能的解释是长期暴露于沟通困难和社会挑战会强化对HL的负面认知。HLS与PDI的强关联（R2 = 0.83）表明HL相关污名与个人困扰和不足感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了HLS与HAsS对助听器使用的差异化关联：较高的HAsS降低使用几率，而较高的HLS增加使用几率。研究人员推测，感知到更高HL污名的个体可能更有动力采用助听器以改善沟通、降低残疾可见性并重获信心，但这仍属假设，需进一步研究验证方向性和机制。研究还发现感觉神经性HL与传导性HL在HA使用和HLS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与临床实践一致。研究结论指出，在听力保健中解决污名问题具有潜在重要性，支持进一步探索在沙特背景下应对HL和HA相关污名的干预策略，包括社区项目、基于照片的运动、理论驱动干预和国家筛查项目等，以改善HL个体的生活质量和康复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