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桑尼亚森林放牧生态影响研究的证据审视：稀缺证据与危机叙事

《Trees, Forests and People》：Scarce evidence, abundant crisis narratives: Examining studies on the ecological impacts of grazing on Tanzanian forests

　　

本综述考察了关于坦桑尼亚森林放牧生态影响的研究如何从两个方面促进森林治理的形成。首先，研究人员通过考察这些研究的覆盖范围、研究设计和结论，审视了关于游牧（pastoralism）-森林相互作用所提供的证据基础。其次，研究人员考察了这些研究如何有助于再现关于森林价值的观念和信念，以及林业问题和解决方案的特定框架。本综述涵盖了2015至2025年间26篇关于坦桑尼亚放牧对森林生态影响的生态研究文章。研究结果表明，坦桑尼亚现有关于放牧对森林生态状况影响的科学证据稀疏且不确定。研究主要针对miombo林地（miombo woodlands），仅覆盖森林生态状况的某些方面，主要关注短期影响，并且对放牧的实证评估以及通过研究设计或潜在混杂因素测量来回答归因问题相对缺乏关注。最后，研究结果指向不同方向，意味着无法得出关于放牧对森林生态状况影响的一般性结论。综述的第二部分表明，这些研究往往再现了游牧与林业不相容的认知和信念，经常援引危机叙事（crisis narratives）并使用危言耸听的语言，而缺乏充分的证据、引用或背景化。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都应以谦逊的态度对待游牧与林业能否共存的问题，并认识到科学文献无法提供确定的答案。在缺乏科学证据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建议，有关游牧和林业的政策制定应更加关注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涉及这些问题的社区的知识、经验和价值观。

生态研究对森林治理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为林业实践提供直接证据，还体现在通过再现关于自然和森林价值的观念，构建特定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框架。在坦桑尼亚，有关放牧与森林关系的争议尤为激烈，牧民与农民、林业官员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政府频繁采取驱逐和扣押牲畜等措施，例如2018/19年度和2025/26年度分别报告在森林保护区扣押了33,544头和27,011头牲畜。这种“游牧破坏森林”的观念历史悠久，可追溯至中世纪欧洲将森林视为独立于景观其他部分的概念，并随着殖民主义传播至非洲。然而，支撑这一观念的科学证据是否充分？为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对坦桑尼亚森林放牧的生态影响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旨在从证据基础和价值观再现两个维度，审视这些研究如何塑造森林治理。

该综述纳入了2015至2025年间发表的26篇相关实证研究，其中23篇为同行评审文章，3篇为学位论文。研究发现，现有证据稀少且不确定：研究主要集中于miombo林地（miombo woodlands），覆盖的生态维度有限，大多关注短期影响，对放牧的测量和归因分析不够严谨，且结果方向不一。同时，这些研究往往再现了游牧与林业不相容的认知，频繁使用“退化”“过度放牧”等危机叙事和危言耸听的语言，缺乏充分证据。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了科学文献的局限性，并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重新审视证据基础的依据。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系统综述方法，在Web of Science和Google Scholar中检索截至2025年10月27日的相关文献，使用包含“影响”“牲畜”“放牧”“森林”等关键词的检索式，共获得235篇Web of Science文献和超过17,000条Google Scholar结果，经标题、摘要筛选及引文追溯，最终纳入26篇文献。数据提取借助NVIVO 14和Excel，由两名作者独立并行进行并交叉核对，重点提取森林状况指标、放牧测量、归因方式及叙事内容。纳入文献中，23篇为同行评审文章，3篇为学位论文，研究地点覆盖坦桑尼亚多个区域和森林类型。

在结果部分，首先，森林类型和地理分布描述显示，25项实证研究中68%聚焦于林地，山地和沿海森林分别占24%和8%，相对于林地占全国森林面积93%的比例，研究覆盖明显不均，且部分研究地点重复出现，例如有研究集中于基图兰加洛森林保护区和伊洪布韦村，进一步限制了一般化能力。其次，在测量放牧对森林的生态影响方面，22项研究采用样地方法，仅3项纯依赖遥感；测量主要集中于植被（树木、草本和草），少数涉及土壤和昆虫，且树木测量重点关注幼苗和幼树，体现了对森林生物多样性和生产力的关注。放牧评估方面，仅14项研究有明确的方法学描述，多采用分级类别（从二元到五级），但多数实验设计未参考牧民的实际放牧实践，仅个别研究基于牧民访谈设计放牧强度。归因分析方面，9项研究未尝试通过设计或测量展示因果关系，却仍做出断言；16项研究虽有尝试，但常受土壤特性、其他人类活动等混杂因素影响，难以清晰区分放牧的独立效应。综合来看，这些研究仅提供了一幅不完整且矛盾的图景，无法得出关于放牧影响的普遍性结论。最后，在价值观和信念方面，研究发现许多文章使用“退化”“过度放牧”等术语时缺乏明确界定和实证支持，甚至使用“入侵”“非法”等标签形容牧民，并存在不当引用现象，例如有研究引用的文献并未支撑其关于放牧影响生物量的论断，这些共同再现了游牧与林业不相容的刻板印象。

讨论部分指出，科学知识生产与牧民的实践严重脱节，排斥地方性知识，且这些危机叙事深受殖民时期知识传统的影响，并通过学术课程和教学方式在机构中持续再产生。结论部分强调，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应承认科学证据的局限性，以谦逊态度对待游牧与林业的兼容性问题。坦桑尼亚的游牧-林业政策应更加信任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与这一问题打交道的社区的知识、经验和价值观，这将是朝着去殖民化游牧-林业知识生产迈出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