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北部鱼场传染病管理的生物安全措施与实践

《Aquaculture, Fish and Fisheries》：Biosecurity Measures and Practices Relevant to Infectious Disease Management at Fish Farms in Northern Nigeria

　　

水产养殖有助于弥补尼日利亚的鱼类供应缺口，从而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尼日利亚西南部主导着全国水产养殖产量，但北部地区的鱼类养殖正在扩展。了解这一日益增长的产业领域中的传染病状况，包括养殖户如何采取行动预防和管理疑似疫情，对于推动有效实践的实施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描述尼日利亚北部养殖场的实践，重点关注与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相关的方面。研究人员于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期间，通过每次1小时的电话访谈，对45名养殖户进行了结构化问卷调查。所有参与者均养殖非洲鲶鱼（Clarias属和Heterobranchus属），且大多数养殖场（41/45）每周期产量≤10吨。在过去两年中，29/45的养殖场曾出现疑似传染病病例，且多数情况下（23/29）报告导致死亡。自我用药使用抗微生物药物十分普遍，其中四环素类是最常用的药物。含有新霉素、链霉素、呋喃他酮、氯霉素、恩诺沙星、红霉素、粘菌素、阿莫西林和庆大霉素的产品也被使用，且22/45的参与者将抗生素用于疾病预防目的。各养殖场的生物安全实践存在差异，实施的正面实践数量介于2到12项之间，例如对新引进鱼类进行隔离（10/45参与者）。传染病对尼日利亚北部的水产养殖生产构成威胁，但关于疫情暴发及预防和管理疑似病例的实践信息十分匮乏。本研究是首次覆盖尼日利亚北部广大地区、收集养殖场生物安全与疾病管理实践数据的研究，这为在传染病特征明确后提升相关实践提供了潜在机遇，并最终可能支持该产业的发展。

论文解读：尼日利亚北部鱼场传染病管理的生物安全措施与实践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尼日利亚是全球非洲地区人均鱼类消费量最高的国家，达到每年每人11.2公斤，其中三分之二的鱼类来源于野生捕捞和进口。尽管国内水产养殖业雇佣了45万人并贡献了4.5%的国内生产总值，但全国鱼类供应缺口仍高达250万吨。扩大国内鱼类生产对于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以及减少对进口的依赖至关重要。尼日利亚水产养殖主要以淡水养殖为主，养殖品种包括罗非鱼（Oreochromis niloticus）、鲤鱼（Cyprinus carpio）和非洲骨舌鱼（Heterotis niloticus），但超过80%的国内产量来自非洲鲶鱼（Clarias属和Heterobranchus属）的养殖。然而，近期的宏观经济挑战，包括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推高了生产成本，导致全国鲶鱼产量下降。

疾病导致的损失是产业面临的另一项挑战，这些损失被认为普遍且代价高昂。然而，除少数集中在南部主要产区的相关研究外，关于潜在病原性质的信息十分有限。养殖户报告的临床症状通常与机会性细菌病原体一致，并且养殖户认为多种病原体（如气单胞菌属 Aeromonas sp. 和爱德华氏菌属 Edwardsiella sp.）是疫情暴发的元凶，但缺乏确诊证据。疾病暴发进一步给本已紧张的生产系统带来压力，并在孵化场和养成场构成根本性限制。尼日利亚的水产养殖生产者被要求遵守与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例如《国家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指南》，该指南提供了生物安全建议，并引用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关于抗微生物药物谨慎和负责任使用的指南、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水生动物卫生法典》等关键文件。有效的生物安全措施，以及能够减少应激和改善福利的养殖条件，是预防传染病和减轻其影响的关键；然而，对正面生物安全实践的遵守情况参差不齐。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抗微生物药物应用相关实践，鉴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带来的全球“同一健康”（One Health）关切以及水产养殖在其中作用的日益凸显。一些研究报告指出，该地区鱼类养殖户缺乏如何恰当使用抗微生物药物的意识，而药物获取便利性进一步对有效的监管构成挑战。水产养殖中不合理使用抗生素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和人类健康风险，消费者可能接触到药物残留，尤其是在不遵守休药期的情况下。市场上存在劣质抗生素产品，构成了另一个重大挑战。加强鱼类养殖户的认知、健全监管和遵守使用指南是尼日利亚第二个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国家行动计划的重要支柱。

尼日利亚估计有28.5万个养成型鱼场，大部分位于该国西南部，尽管北部地区的生产活动近期有所扩展。然而，北部产业受到研究界的关注相对较少，相关信息匮乏，特别是传染病知识以及旨在预防和控制疫情所采用的实践手段。然而，了解这些实践的现状，将有助于指导未来旨在降低疫情风险和减轻其对产业影响的行动。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结构化问卷和电话访谈的方式，确定尼日利亚北部鱼场在与传染病预防和管理相关的实践。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区域涵盖构成尼日利亚北部的19个州以及联邦首都区阿布贾。该地区具有萨赫勒炎热、半干旱和热带草原气候特征，北部与尼日尔共和国接壤，西部与贝宁共和国接壤，东部与喀麦隆和乍得接壤。

研究者设计了一份包含开放式和封闭式问题的结构化问卷，共103个问题，主要分为三大类：（i）养殖户和养殖场特征（51个问题）；（ii）传染病发生及相关管理实践（22个问题）；（iii）疾病预防和生物安全实践（30个问题）。参与者的纳入标准为：（i）年满18岁；（ii）是当前在尼日利亚北部运营的鱼场的所有者、管理者或熟悉日常运营的工人；（iii）在解释研究背景、目的和目标后提供口头同意。最初通过现有联系人招募了三名参与者，随后采用滚雪球技术招募其他参与者。问卷首先通过电话对前三名养殖户进行预测试，随后以同样方式对所有其他参与者进行问卷调查。每次访谈持续不超过1小时，数据收集时间为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数据在Excel电子表格中匿名化和数字化，并安全存储。数据分析使用R软件。分类变量以频率和比例汇总，连续变量以均值和标准差（SD）或中位数和四分位距汇总。死亡率分为高（>10%）或低（≤10%）。本研究获得了斯特灵大学通用伦理委员会的伦理批准（项目编号3688）。

三、主要结果与结论

（一）参与者与养殖场特征

45名参与者完成了问卷，包括22名（49%）农场所有者兼管理者、18名（40%）农场管理者、4名（9%）农场所有者和1名（2%）农场主管。养殖场分布于尼日利亚北部19个州中的10个州。参与者从事鱼类养殖的中位经验为7年（5–12年），几乎全部（41/45）拥有至少大专以上学历。24名（53%）参与者在开始鱼类养殖前未接受过培训，其余参与者接受过一定程度的培训，包括农场实习（9/45）、水产养殖相关领域大专学历（7/45）或参加讲习班和研讨会（5/45）。

所有参与者均操作半封闭式水产养殖系统，使用多种池塘类型，包括混凝土（29/45）、土质（18/45）、防水布衬里（16/45）、塑料（10/45）、木质（2/45）或金属槽（1/45）及其组合（24/45）。报告了五种生产模式，主要为上市规格（即收获时约≥500克）（33/45）。养殖场仅养殖鲶鱼（34/45）或鲶鱼和罗非鱼在同一地点不同池塘中单养（11/45）。18名参与者（40%）直接从场外孵化场获取鱼种，12/45通过中间商获取，9名（20%）使用场内孵化场，其余为混合来源。中位幼鱼放养能力为每场5,000尾（3,000–10,000），24名（53%）参与者使用池塘尺寸确定放养密度，其余则任意估算。36名（80%）参与者使用井泵水进行生产。饲料使用方面，14个（31%）养殖场仅使用本地商业饲料，2个（4%）仅使用自配饲料，其余29个（64%）使用不同饲料类型组合，包括进口和本地生产饲料等。15/45的参与者报告使用了“其他饲料类型”，其中11/15使用鸡尸体（包括可能煮熟或未煮熟的内脏），2/15使用野生幼鱼等。大多数养殖场（41/45）每周期产量≤10吨，生产周期通常为4–6个月（44/45）。11名参与者（24%）不保留任何养殖记录，其他34名（76%）保留生产记录，其中7名还保留疾病/健康记录。

（二）疾病发生与管理

在45个养殖场中，29个（64%）报告在过去两年内出现过疑似传染病病例，其中12个仅在访谈前12个月内发生，6个仅在以往年份发生，11个在过去12个月和以往年份均发生。在仅过去12个月观察到的病例中，5/12的疫情发生在放养后前4周内。23名参与者报告了中位死亡率为12%（7%–13%），其中15/23的病例死亡率超过10%。在报告过去12个月内有疾病病例的23个养殖场中，最常见的临床症状包括皮肤溃疡（15/23）、腹部肿胀（11/23）以及鳍和/或触须腐烂（10/23）。其他症状包括在水-空气界面悬挂（6/23）、皮肤变色（6/23）、活动减少（4/23）等。关于潜在病因，12/23参与者认为与水质差有关，3/23认为应激或过度拥挤，2/23认为病原体，其他提及的原因包括水温降低、饲料质量差和放养前未处理池塘等。

在经历过疾病暴发的29名参与者中，只有14名寻求帮助，咨询其他鱼类养殖户（6/14）、兽医（4/14）或鱼类专家（4/14）。未寻求帮助的15名参与者给出的原因包括以往疫情经验（10/15）、缺乏兽医或鱼类健康专家（3/15）和使用在线资源（2/15）。所有29名经历过疫情的参与者均采取了干预措施，包括在水中治疗（28/29，其中4例结合紧急收获，1例结合饲料治疗）或仅使用饲料治疗（1/29）。所有29例使用的治疗药物均为抗生素和消毒剂，其中15例结合盐使用，2例结合盐和草药使用。最常用的抗生素是土霉素或四环素，其他使用的药物包括新霉素、链霉素、呋喃他酮、氯霉素、恩诺沙星、红霉素、粘菌素、阿莫西林和庆大霉素。高锰酸钾和福尔马林是最常用的消毒剂。此外，25/45参与者使用化合物进行疾病预防，其中22/25报告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其余3/25分别使用混合辣木叶、氯或盐。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未报告疾病暴发的参与者仍表示使用抗生素和其他化合物治疗鱼，即使他们称这些药物不用于疾病预防，这种异常表明参与者对问题理解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三）益生菌和鱼类疫苗认知

32名（71%）参与者不知道鱼类益生菌产品，另外8名（18%）知道但未尝试过，主要原因包括成本（5/8）和功效（3/8）方面的担忧。其余5/45尝试过益生菌产品，其中4/5报告有效。在被问及未来是否可能使用益生菌时，32名此前不知晓的参与者中有25名表示会考虑使用。所有45名参与者均确认尼日利亚没有可用于鱼类疾病的疫苗；然而，25/45参与者表示愿意在可用时尝试此类产品。

（四）生物安全评估

对新进鱼类进行隔离的实践仅有10/45参与者实施，隔离时间最长为2周（3/10）、4周（6/10）或8周（1/10）。隔离期间使用盐（4/10）、抗生素（2/10）或其组合（4/10）。只有6/45参与者限制进入其养殖场，仅1名参与者要求访客在进入前使用化学洗脚池。29/45参与者使用感官特性（视觉外观和气味）常规评估水质，只有7/45报告使用测试套件，1名参与者依赖鱼类行为变化。其余8/45参与者不检查水质，而只是每24小时（3/8）、48小时（4/8）或72小时（1/8）更换池塘水。收成后池塘在重新放养前进行处理由38/45参与者实施（通常包括干燥和施用碳酸钾等化合物），其他正面生物安全实践包括按年龄和来源分离种群（38/45）以及限制农场工人前往其他鱼场（37/45）。虽然9/45参与者拥有单位或池塘专用设备，但只有23/45在设备使用之间进行消毒。在消毒设备的23名参与者中，17/23使用盐，其他人使用盐与福尔马林、过氧化氢、漂白剂、氯或福尔马林的组合。只有5/45参与者通过掩埋处理死鱼，而一些参与者（14/45）将死鱼留在池塘中供鱼类食用。其他处置方式包括喂狗和猫（9/45）、加工（熏制或干燥）供人食用（7/45）、用于家禽饲料（2/45）或蛆虫生产（1/45），以及在场内（6/45）或场外（1/45）分解。潜在高风险饲料来源（包括动物尸体和来自当地河流的鱼）被15/45参与者使用。13名（29%）参与者在开始农场操作前洗手，12/45报告有单位专用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专用农场服装。总体而言，任何给定参与者实施的正面生物安全实践最多为12项，最少为2项，显示出养殖场间生物安全实践的广泛差异。

四、讨论与结论

尽管尼日利亚水产养殖业已显著增长，但仍需进一步扩大以满足国家鱼类缺口，而疾病（包括传染病）构成威胁，阻碍生产力和可持续性。本研究旨在填补尼日利亚北部（一个快速增长但研究尤其不足的产业部分）相关实践的知识空白。参与者广泛报告了近期的疑似传染病暴发，这与其他地区的报告一致。这一高负担对养殖场的生产力和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并将制约产业产出和扩张。普遍存在的自我用药和预防性使用抗微生物药物（包括抗生素）的做法令人担忧，因为抗生素使用是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关键驱动因素。这些做法违反《国家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指南》，可能原因是缺乏支持和技术获取途径。常规获取抗微生物药物使问题更加严重。土霉素是最常用的药物，可能因其成本低、易获取和广谱活性。含有抗生素混合物的产品的使用是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加强鱼类养殖户的抗生素使用实践是尼日利亚第二个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国家行动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同一健康”方法的核心要素。

正面生物安全实践在养殖场间差异很大，本研究发现了许多不足之处。国家层面已采取措施提高对改善养殖场生产实践必要性的认识，并提供了指导。特别是《国家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指南》为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提供了立法框架，必须采取步骤鼓励更广泛地采用所提供的宝贵指导。然而，实施更好的实践是一项重大挑战，本研究提供了尼日利亚北部鱼场生物安全缺陷的新证据，进一步强调了采取行动支持利益相关者采用这些方法的必要性。为此，确定支持养殖户实施改进的资源必须是优先事项。

参与者的高教育水平与其他研究一致，反映了高识字率，为未来改进举措（包括培训计划和认知运动）提供了希望。然而，不到一半的参与者在开始养殖前接受过鱼类养殖培训，这是一个可以通过干预来更好地装备养殖户所需技能的领域，包括生物安全实践培训。本研究揭示了培训与养殖户实施之间的差距，填补这一差距可能有助于解决产业中的疾病问题。

鲶鱼单养是本研究中的主要养殖模式，可能反映了消费者的偏好。大多数参与者（80%）依赖井水——一种常见的家庭供水来源，通常因市政供水和国家电网不可靠而伴随额外能源成本。使用井水为鱼类养殖供水可视为抵消该成本并增加家庭收入的有效方式。虽然井水直觉上比手工挖井和河流/溪流引入污染或微生物污染物的风险更低，但在某些情况下未经处理的井水可能含有浓度超过安全标准的微生物污染物，并可能表现出显著的矿物质失衡。

本研究受限于依赖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等非概率抽样技术，因此结论需谨慎应用于更广泛的尼日利亚北部产业。非概率抽样无法确定抽样误差或数据精度，存在产生不平衡信息的风险。该地区缺乏全面的鱼场登记册阻碍了概率抽样。此外，任何此类调查都可能存在因回忆偏差等现象导致的信息不准确，且在缺乏正式记录的情况下难以验证。未来工作必须调查所报告疾病暴发的性质，特别是确定常见临床症状是否确实由传染性病原体引起。毕竟，由劣质或不适当饲料导致的营养缺乏可能引发一系列与感染一致的疾病表现，没有鱼类健康专家或兽医的诊断就不可能完全有信心归因。此外，迫切需要更好地了解向养殖户提供培训以及改进实践实施的最有效方法，尤其是在尼日利亚北部背景下。

总之，这是首次涵盖尼日利亚北部更广泛地理区域鱼场生物安全和疾病管理实践的调查。疑似传染病暴发在养殖户中普遍报告，本研究确定了可以采取步骤降低疫情风险的领域，包括改进生物安全，同时支持恰当使用抗微生物药物的行动也将受到欢迎。认识到遵守《国家水产养殖生物安全指南》方面的不足之处是第一步，成功纠正需要联邦和州政府与私营部门所有关键利益相关者持续参与和协调行动。总体而言，研究结果为指导优先干预措施的开发、实施和采纳提供了基础，这些措施可能有助于支持尼日利亚北部水产养殖业的持续增长，增强粮食安全和维持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