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Caregiving and Work: Labour Market Outcomes in Spouses of Patients With a Mental Illness—A Danish Nationwide Matched Cohor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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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究与匹配对照相比，在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中，伴侣有医院记录精神障碍诊断的配偶的劳动力市场结局，并评估这些关联是否因性别而异。
方法：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基于丹麦全国登记系统的匹配队列研究，使用了2010至2022年的丹麦人口登记数据。病例为与精神障碍
目的：探究与匹配对照相比，在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中，伴侣有医院记录精神障碍诊断的配偶的劳动力市场结局，并评估这些关联是否因性别而异。
方法：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基于丹麦全国登记系统的匹配队列研究，使用了2010至2022年的丹麦人口登记数据。病例为与精神障碍诊断个体同居、且在索引日期至少有一名0～17岁子女住在家中的配偶。对照按年龄、性别和同居状态1:10匹配，其伴侣在索引日期没有登记的精神障碍。结局为应税收入、就业程度（全职就业的百分比）和病假补助领取情况，评估从索引日期前5年至后5年。分析采用固定效应线性模型（fixed-effects linear model）和条件固定效应logistic回归（conditional fixed-effects logistic regression），提供未调整和协变量调整估计，并检验性别与病例状态的交互作用。
结果：研究纳入了54,080例病例和468,541名匹配对照。在整个观察期内，精神疾病患者的配偶相较对照持续具有更低的收入和就业程度，以及更高的领取病假补助几率。索引日期5年后，病例的年收入比对照低16%，就业程度低12个百分点。领取病假补助的几率在伴侣诊断后的第一年显著增加。性别特定分析显示，男性配偶经历较大的相对收入损失，而女性配偶表现出就业程度的较大下降和较高的病假补助绝对水平。
结论：配偶精神疾病与有未成年子女家庭中显著且持续的劳动力市场劣势相关，即使在普遍福利制度下也是如此。观察到的性别特定模式提示，与照护相关的经济后果按性别分工结构分布。这些发现强调政策应对精神疾病时需要考虑配偶。
精神疾病对个体、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负担，患者配偶常承受心理困扰、照护压力与社会排斥，每周照护时间可达37小时，相当于一份全职工作。与纯躯体疾病相比，精神疾病相关的照护负担更高，且婚配选择可能使精神疾病在家庭内聚集。既往研究（如Hastrup等）已显示精神分裂症、分裂型障碍和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的配偶承担显著社会成本，主要源于劳动力市场参与下降和生产力损失，但未考虑抚养子女等家庭背景。当配偶精神疾病与育儿责任叠加时，照护需求与家庭经济脆弱性可能被放大，形成“双重负担”。然而，这一被忽略的维度尚未得到系统评估。因此，本研究聚焦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考察伴侣精神障碍诊断与配偶劳动力市场结局的关联，并探讨性别差异。
研究人员利用丹麦全国登记数据，开展了一项全国匹配队列研究。病例为2010至2022年间伴侣有医院记录精神障碍诊断且共同抚养至少一名0～17岁子女的配偶，按1:10匹配年龄、性别和同居状态均相近的对照。研究比较了病例与对照在索引日期（伴侣诊断日期）前后各5年内的应税收入、就业程度（全职就业百分比）和病假补助领取情况。结果显示，病例在收入、就业和病假补助方面均处于持续劣势，且存在显著性别差异。这一发现拓展了对精神疾病家庭经济后果的理解，提示政策制定需将配偶纳入精神疾病应对框架。
关键技术方法方面，研究人员依托丹麦民事登记系统（CRS）获取家庭结构和人口学信息，通过丹麦精神病学中央研究登记册和丹麦国家患者登记册确定精神障碍诊断，从丹麦就业边缘化评估登记册（DREAM）获取就业程度和病假补助数据，从收入统计登记册获得应税收入。样本来源于丹麦全国人口登记数据。统计上，收入和就业程度采用固定效应线性模型分析，病假补助采用条件固定效应logistic回归分析，并调整协变量，同时检验性别与病例状态的交互作用。排除COVID-19封锁期间数据的敏感性分析与主分析结果一致。
### 3.1 收入（Income）
固定效应线性模型显示，病例在完整观察期内收入显著低于对照（p<0.001）。未调整分析中，索引日期5年后病例年收入较对照低16%；调整协变量后仍低9.7%。收入差距在诊断前已存在，并在诊断后进一步扩大。
### 3.2 就业程度（Degree of Employment）
病例的就业程度在整个观察期显著低于对照（p<0.001）。未调整分析中，索引日期后就业程度较对照低约12个百分点；调整后差距缩小但仍显著。就业程度在伴侣诊断后出现明显下降，提示照护责任可能干扰工作参与。
### 3.3 病假补助（Sickness Benefits）
条件固定效应logistic回归显示，病例领取病假补助的几率高于对照。未调整模型中，伴侣诊断后第一年病假补助几率显著上升（OR从1.23升至1.32），而对照无此模式。调整协变量后，5年后差异不再显著，提示其他因素贡献。
### 3.4 性别差异（Sex-Specific Differences）
交互分析显示，男性配偶在收入方面的相对损失大于女性（5年后约20% vs 12%），而女性配偶在就业程度上的下降大于男性（5年后20.8% vs 11.7%）。病假补助方面，女性绝对水平较高，男性相对差距较大。性别与病例状态的交互作用显著（p<0.001），提示照护相关经济后果按性别分工分布。
讨论部分指出，研究结果与此前登记研究一致，并将其扩展至全部精神障碍谱系，同时聚焦于有子女家庭这一新维度。调整协变量后关联仍显著，表明配偶精神疾病具有独立效应。性别差异可能反映女性更多承担照护角色并减少工时，男性则可能以收入损失为代价维持就业。研究局限性包括仅覆盖医院记录的诊断、缺乏疾病严重程度信息及主观照护负担指标。所有结果需在丹麦普遍福利体系背景下解释，外推至其他福利制度时需谨慎。
研究结论：配偶精神疾病与有未成年子女家庭中显著且持续的劳动力市场劣势相关，即使在普遍福利制度下也不例外；观察到的性别特定模式提示，与照护相关的经济后果按性别分工结构分布；这些发现强调政策应对精神疾病时需要考虑配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