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in and Behavior》：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Meaning in Lif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Compassion in Iranian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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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生命意义感是心理健康的基本组成部分，可能受到早期创伤经历的影响。本研究旨在探讨自我慈悲在童年期创伤与生命意义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方法**：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运用相关设计与结构方程模型（SEM）方法。研究人群包括2025年居住在塞姆南的
**目的**：生命意义感是心理健康的基本组成部分，可能受到早期创伤经历的影响。本研究旨在探讨自我慈悲在童年期创伤与生命意义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方法**：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运用相关设计与结构方程模型（SEM）方法。研究人群包括2025年居住在塞姆南的18至60岁个体，通过便利抽样招募562名参与者自愿参与研究（216名男性[38.4%]，346名女性[61.6%]；M = 40.00，SD = 7.93）。研究工具包括童年期创伤问卷（CTQ）、自我慈悲量表（SCS）和生命意义感问卷（MLQ）。数据采用SPSS 26和Smart-PLS 4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结果表明，童年期创伤对自我慈悲（β = ?0.462）和生命意义感（β = ?0.224）均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此外，自我慈悲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β = 0.454）。间接效应分析显示，自我慈悲在童年期创伤与生命意义感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β = ?0.210，p < 0.001）。
**结论**：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慈悲可以通过减少童年期创伤的负面后果来帮助维持和增强生命意义感。这些结果强调了在具有早期创伤经历的个体中开展以培养自我慈悲为目标的干预措施的重要性。
**童年期创伤与生命意义感：自我慈悲中介作用的实证研究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心理健康的核心组成部分，涵盖对生活连贯性的感知、明确的目标导向以及对生命内在价值的体认。既有研究已表明，生命意义感的体验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及积极情绪显著相关，而其缺失则可能导向抑郁与情绪困扰。童年期创伤——包括情感虐待、情感忽视、躯体虐待、躯体忽视及性虐待五种类型——能够影响个体的情绪与认知发展，显著增加日后罹患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的风险。然而，并非所有经历童年期创伤的个体均出现严重的心理适应不良，提示存在某些保护性心理资源能够缓冲创伤的负面效应。自我慈悲作为一种以善待自己、共通人性和正念觉察为核心特征的积极心理品质，被认为可能在这一关系中发挥关键的机制性作用。尽管已有研究分别考察了童年期创伤与自我慈悲、自我慈悲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联，但将三者纳入统一模型、以伊朗成年人为样本、检验自我慈悲中介路径的实证研究仍相对匮乏。基于依恋理论、Gilbert的社会心智理论以及Neff的自我慈悲概念化框架，研究人员提出如下假设：童年期创伤通过降低自我慈悲水平，进而削弱个体对生命意义感的体验，即自我慈悲构成童年期创伤影响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机制。
**二、研究设计与核心发现**
为检验上述假设，研究人员于2025年在伊朗塞姆南市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招募562名18至60岁的成年人（其中女性346人，占61.6%；男性216人，占38.4%；平均年龄40.00岁，标准差7.93岁）。研究使用童年期创伤问卷（CTQ）、自我慈悲量表（SCS）和生命意义感问卷（MLQ）进行数据收集，并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核心结果如下：童年期创伤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慈悲（β = ?0.462，p < 0.001），显著负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 = ?0.224，p < 0.001）；自我慈悲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 = 0.454，p < 0.001）；童年期创伤通过自我慈悲影响生命意义感的间接效应显著（β = ?0.210，p < 0.001）。上述路径系数表明，自我慈悲在童年期创伤与生命意义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童年期创伤不仅直接削弱生命意义感，还通过降低个体的自我慈悲水平间接损害其对生命意义的体验。该发现支持了研究假设，并提示自我慈悲是理解创伤后心理适应差异的重要心理资源。
**三、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开展研究：其一，研究设计为横断面相关性设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考察变量间关系；样本为2025年伊朗塞姆南市18–60岁城市居民，通过便利抽样招募，共562人。其二，使用三项标准化自评量表进行数据采集，包括童年期创伤问卷（CTQ）、自我慈悲量表（SCS，波斯语修订版Cronbach's α = 0.91）、生命意义感问卷（MLQ，波斯语版Cronbach's α = 0.96）。其三，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评估共同方法偏差。其四，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评估测量模型，并检验信度（Cronbach's alpha、组合信度CR）、收敛效度（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和区分效度（Fornell-Larcker标准）。其五，使用SmartPLS 4软件进行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路径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所有分析均基于原始数据完成。
**四、研究结果详述**
**3.1 样本的人口学特征**：研究样本共562人。女性346人（61.6%），男性216人（38.4%）。最大年龄组为18–25岁，共272人（48.4%），其他中年组也有适当分布。经济状况方面，大多受访者为平均水平（333人，59.3%），极端经济水平组代表性较低。该分布为结果解读提供了清晰的样本背景。
**3.2 主要变量的描述与检验**：描述性统计显示，童年期创伤总体处于较低水平，自我慈悲处于中等水平，生命意义感处于较高水平。三组变量的偏度和峰度值显示分布近似对称，适合进一步统计分析。
**3.3 结构方程模型假设的检验**：Kolmogorov-Smirnov检验表明各变量分布显著偏离正态分布（p = 0.001），但SmartPLS软件对正态性不敏感，模型分析可行。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童年期创伤与自我慈悲（r = ?0.337，p < 0.01）和生命意义感（r = ?0.357，p < 0.01）显著负相关，自我慈悲与生命意义感显著正相关（r = 0.441，p < 0.01）。
**3.4 共同方法偏差评估**：Harman单因素检验将所有测量条目同时纳入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仅解释23%的总方差，低于50%的常用阈值，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太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3.5 测量模型的模型拟合**：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表明，三个潜变量保留项目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大多处于中等偏强范围。研究删除了一些载荷较弱的项目（童年期创伤6项、自我慈悲10项），以完善量表并提高构念效度。信度评估方面，所有构念的Cronbach's alpha值和组合信度（CR）均高于0.7，表明内部一致性良好。收敛效度方面，各构念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均高于0.5。区分效度方面，各构念AVE平方根均大于与其他构念的相关系数，满足Fornell-Larcker标准。
**3.6 结构模型拟合与路径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所有直接路径均显著：童年期创伤→自我慈悲（β = ?0.462，t = 15.838，p = 0.001）；童年期创伤→生命意义感（β = ?0.224，t = 5.861，p = 0.001）；自我慈悲→生命意义感（β = 0.454，t = 13.308，p = 0.001）。间接效应即童年期创伤→自我慈悲→生命意义感的路径系数为β = ?0.210（t = 10.304，p = 0.001），达到显著水平，验证了自我慈悲的中介作用。
**五、讨论总结与研究结论**
讨论部分围绕四个研究假设逐一展开。关于童年期创伤与生命意义感的负向关联，研究人员从神经生理层面（HPA轴功能改变、海马/杏仁核/前额叶皮层变化）、认知层面（Beck的抑郁认知理论——创伤形成消极核心信念）、图式层面（Young的早期适应不良图式——激活不信任、苛刻标准等图式）以及不稳定环境层面进行解释，四种路径协同导致生命意义感下降。关于童年期创伤对自我慈悲的削弱作用，依恋理论提供了有力框架，不安全依恋可能内化为持久的自我批评倾向，降低个体以仁慈态度回应自身痛苦的能力。关于自我慈悲对生命意义感的正向促进作用，自我慈悲有助于个体以接纳而非回避的方式面对负面经验，增强内在动机，并通过削弱自我批评为健康的自我调节预留心理空间。关于自我慈悲的中介机制，整合依恋理论、Gilbert社会心智理论及Neff的自我慈悲理论，自我慈悲构成了童年期创伤影响生命意义感的心理路径，通过情绪调节、痛苦经验的整合以及对个人目标与价值的维持，帮助个体在逆境中保持意义感和目标感。研究人员明确指出，该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因此所观察到的中介路径应被理解为统计关联而非因果机制。
研究结论指出：童年期创伤与生命意义感呈负相关，自我慈悲与生命意义感呈正相关，且自我慈悲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具有较高自我慈悲水平的个体可能更有能力以自我接纳和情绪灵活性应对不良经历，从而维持更强的连贯感和目标感。这一发现强调自我慈悲是理解童年期创伤与生命意义感关系的重要心理资源，提示在针对童年期逆境个体的预防性和支持性干预中，增强自我慈悲应作为值得考虑的目标。
